日前，中美达成减排共识，两国承诺采取大步伐动作抑制温室气体排放。美国承诺到2025年减排26%，之前美国一直拒不做具体指标承诺;中方首次正式提出2030年左右碳排放达到峰值，并计划到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提升到20%。
事实上，中国碳排放何时达到峰值一直广受关注。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一的碳排放大国，以生态污染与恶化为沉重代价的经济高增长模式亟待纠偏。就此而言，一旦碳排放峰值出现，就意味着此后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将逐年减少，未来经济与环境将逐步走向和谐发展之路。从我国经济增长预期看，未来一段时期不可能再度出现两位数增长的局面，能源消耗会随之有所减少。再加上各行业都在积极尝试转型升级之路，传统粗放型发展模式已渐次被摒弃，我国实现在2030年达到碳排放峰值的目标并非纸上谈兵。当然，中国履行碳排放峰值的承诺将会给国内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较大的转型压力，一批传统高能耗产业将被加速关停，随之而来的地方经济增长指标失色、相关人员就业问题也会让地方政府部门承受很大压力。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我国在环保方面已做出多方努力，其中针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也由“唯GDP论英雄”向绿色经济转型。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观察，碳排放交易等市场制度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绿色低碳经济中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所谓碳排放交易，就是向企业配置温室气体排放额度，并允许这些额度在专门的交易市场中进行买卖。若企业排污较少则可将多余额度出售获利;反之则需要花钱购买额外的排放权以维系日常经营。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企业为了能将碳排放配额出售获利，往往会倾向于采用更清洁的技术生产能源;而购买企业为了节省采购配额的成本，也会选择其他可替代的清洁能源。实践表明，碳交易可以将企业排污成本内部化、数量化，是有效的环保举措。2011年，国家发改委决定在北京、天津等7个地区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此后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不断扩容，交易品种推陈出新。有报道称，到2020年将建成国内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
然而，相形欧美国家“碳金融”创新产品种类繁多、市场交易品种丰富，国内碳排放交易的流动性仍然偏低。除此之外，碳交易市场的推广还将面临一些操作阻力。诸如，这种交易方式具有一定的收入累退效应，即相对高收入家庭而言，低收入家庭用于燃料的支出比重较大，因而实际上会遭受更多的经济损失;又如，大企业和能源上游产业在承受征税负担的同时，具备将其负担分解传递给终端用户和下游产业的能力，进而导致企业将多数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特别会导致低收入者生活成本的提升。由此，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培育还需要在试点期间广泛积累经验，循序渐进地完善制度设计。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大力减少碳排放不仅可以治理当前雾霾顽疾、提高民众生活品质，而且还可以通过减排行动倒逼企业加快技术升级、提升航空等产业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是符合国计民生利益的必然举措。期待绿色GDP时代尽早全面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