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美国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主任、美国能源安全理事会高级顾问盖尔˙拉夫特
6月16日，记者在第四届全球能源安全智库论坛会议间歇专访了美国能源安全理事会高级顾问盖尔˙拉夫特(Gal Luft)。作为一名专注于能源安全和地缘政治研究的智囊型专家，拉夫特多次在国际媒体上表达犀利观点。在与记者长达一个小时的交流中，拉夫特针对油价走势、“一带一路”等当下的热门话题，分享了他的观点和看法。
下一场石油危机的种子已播下
记者：在您看来，当前的低油价是好还是坏?
盖尔˙拉夫特：油价的问题需要回顾历史，过去基本每10年就会出现一次石油危机，当油价在低位徘徊时，我们会看到项目停工、投资放缓、公司破产。从行业看，受影响最大的是深海油气开发。这些情形目前已在利比亚、伊拉克、尼日利亚出现，委内瑞拉可能是下一个，全球性的能源危机总在不知不觉中出现。
一年前出现了一个新名词——“伊斯兰国”。过去这一年来，“伊斯兰国”已控制了利比亚和伊拉克，将来很有可能会控制叙利亚。在受到“伊斯兰国”恐怖主义影响的地区，针对石油行业的投资必然大幅下滑。所以在当前低油价的背景下，新一场危机的种子已经播下了。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前油价和天然气价格的关联度正在减弱，未来甚至会完全脱钩，您是否认同这种看法?
盖尔˙拉夫特：天然气分为液化天然气(LNG)和管道天然气。LNG的价格与油价还是有关联的。以日本为例，过去一年，这个国家的天然气价格紧随油价走势，从17美元跌到了7美元。我想强调的是，LNG是一种高门槛的能源，对于那些经济实力有限，或者没有足够资源建设LNG基础设施的国家而言，LNG并不是合适选择。在此背景下，一个不错的选择是压缩天然气(CNG)，因为CNG不需要花费数十亿美元对天然气进行液化和再气化。其次，由于不需要大项目支撑，CNG非常适合规模不大的市场，比如南海、东盟地区星罗密布的小岛，以及黑海、地中海东部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
记者：本轮油价下跌会否成为新能源发展的抑制因素?
盖尔˙拉夫特：油价主要影响运输行业，而可再生能源更多影响的是电力行业。石油在电力行业发挥的作用很小，影响这个行业的主要因素是煤炭、天然气、铀(在核电领域)以及可再生能源。
有人认为传统能源价格，尤其是天然气价格下降时，可再生能源的吸引力会随之下降，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特点，需要传统能源来支撑，可再生能源开发得越多，备用传统能源的需求也越大，这并不是二选一的“生死抉择”。
“一带一路”要善用私人资本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前景?能源合作在其中的份量如何?
盖尔˙拉夫特：“一带一路”将打破地理和物理上的隔阂，开辟出多条互联互通的走廊，互联互通是这个战略的精髓所在，能源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
我认为缅甸将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受益者，中国的西南部地区将以开放姿态拥抱孟加拉湾，现在中缅油气管线也已建成，这将成为缅甸经济的新增长点。另外，我预测昆明将在未来20年内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我们要更多关注昆明。
记者：“一带一路”在推进中应该避免什么?
盖尔˙拉夫特：“一带一路”不应变成这样一种模式：花政府或者纳税人的钱，让一些基础设施公司去拿项目，这很容易催生一些规模宏大却无实际意义的“面子工程”。所以要让私营部门发挥重要作用，很多项目完全依赖政府投资是不够的。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又有些敏感的问题，那就是货币问题，中国在这个框架内为这些项目投入了大量资金，最后如何进行支付?人民币是否有能力成为一个自由兑换的地区货币?
记者：美国将在“一带一路”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次参会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对这个问题似乎有一些回避。
盖尔˙拉夫特：他们的提法是要与中国“平行发展”，“平行发展”就是没有交集。在美国，有一种说法是“不是自己的想法，所以就不喜欢”，这也是美国对亚投行的态度。在我看来，因为亚投行不是自己提出的，就要逃避在本地区的责任，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另外，美国外交官在会上提到对抗气候变暖和解决能源贫困可以同时进行，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如果美国政府将应对气候变化列为重点任务，那么其所带来的代价必然是能源贫穷。贫困人口只能用得起便宜而“肮脏”的能源，剥夺他们使用最便宜能源的权力，这些人将陷入永久性贫困。
我认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安全问题是“能源贫穷”，受此影响的人群占世界人口的一半。从我个人的角度说，我不能接受自己的祖国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模糊立场。我可以接受美国政府说气候变化是政策重点，但是我不能接受你说这两件事情可以同时进行，就像一个人一天摄入一万卡路里，同时又说自己要减肥，这怎么可能?
“一带一路”和“马歇尔计划”不具可比性
记者：您刚才提到“马歇尔计划”，我想知道西方主流观点是否认为“一带一路”是所谓的“中国版马歇尔计划”?
盖尔˙拉夫特：“一带一路”和“马歇尔计划”不具可比性，这两个计划完全不同，“马歇尔计划”是战后的欧洲重建计划，也是一个纯粹的美国计划，而“一带一路”并不是一个中国计划，只是由中国最先提出这样一个概念，但中国希望和欢迎更多参与者。
此外，“一带一路”不会一蹴而就，而是一个牵涉一代人、几代人，甚至是跨世纪的长期计划，而“马歇尔计划”只是用几十年时间重建欧洲大陆。所以，它可能会有不同的节奏，同时也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干扰，比如说一些国家经济衰退、疾病爆发等，都会放慢它的节奏。所以，我们需要有耐心。
与此同时，我注意到有些人已经开始对“一带一路”的效果有不合理的预期，看到了亚投行、看到了丝路基金，有些人就会问这些钱到哪里去了?桥建起来没有?我认为现在人们对这个话题过于兴奋，应该降低一点调门，并管理好人们的预期。
记者：所以这在西方并非主流观点?
盖尔˙拉夫特：西方很多人对于“一带一路”并不了解，即便是听说过，也不会太熟悉。事实上，大多数美国人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个东西，在美国的报纸上，“一带一路”从来不是头版头条，可能美国人更关注的是超级碗。
“马歇尔计划”是冷战的产物，当时美国认为需要快速重建欧洲，否则苏联就会把欧洲吞噬，因此要花钱确保欧洲站在资本主义阵营中。如果把“一带一路”置于大国竞争的思维框架中，很容易掉进这种思维陷阱。即便是在今天，很多人还有冷战思维，他们认为中国要挑战美国，这是一种过时的、毫无建设性的冷战思维。
美国拒绝亚投行是错误决定
记者：从能源安全角度说，亚洲区域内利益不一致的情形明显多于欧洲、北美，有人认为亚洲需要一个共同市场或者能源治理机构来协调其中的复杂关系，而这正是目前缺失的。您认为这是否有必要?又将如何实现?
盖尔˙拉夫特：中国在建立国际组织方面已经有了经验，例如你们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 还有亚投行。这是一个需要做好平衡的事情，创建一个机构在改善能源治理的同时可能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会给很多国家带来“到底要不要加入”的压力，在亚投行的问题上，美国已经给很多国家施加了压力。我们现在首先要做的是确保足够的能源供应，然后再去谈如何管理它。
记者：说到亚投行，在美、日这两个重要经济体态度模糊的情况下，您如何看待亚投行的未来?
盖尔˙拉夫特：首先我对于美国不加入亚投行的决定持批评态度，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而且很多人赞成我的观点，例如世界银行前行长佐利克前几天也在《金融时报》刊文，指责美国做出了错误的战略决定。与此同时，奥巴马的首席经济顾问萨默斯也认为，美国不应反对亚投行的建立或壮大。我认为美国应在内部施加它的影响，而不是从外部彻底否定。
至于亚投行会否成功，我想这取决于中国会雇佣什么样的人来经营这个银行，以及会采用何种模式去决策和运作。“魔鬼在细节之中”，如果中国能够雇佣那些在同类机构有过成功经验的人，并且平衡好主要利益相关方的诉求，我想它是可以成功的。需要提醒的是，按照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亚洲每年需要8000亿美元的投资，而亚投行的初始基金是1000亿美元，规模还是太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