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第46个世界地球日。去年，《全国土壤污染现状调查公报》显示，全国土壤污染物总超标率为16.1%，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1.2%、2.3%、1.5%和1.1%。其中，耕地的污染物点位超标率高达19.4%。
相对于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越来越多地引起了政府和公众的重视。对此，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陈同斌指出，土壤污染修复极其困难，其拐点将在大气和水污染治理之后，未来，土壤修复产业将大有可为。
土壤污染危害滞后 修复困难
“土壤是固定介质，跟水和大气不一样，土壤污染的特点在于问题的掩蔽性、危害的滞后性、污染的不可逆性、治理的艰难性、污染危害的扩散性等。”陈同斌说，土壤污染往往很多年之后才被大家认识，治理比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困难得多。他一直从事土壤污染方面的研究，对其危害深恶痛绝。
陈同斌的团队做了很多调查，调查发现，我国土壤不仅受到严重污染，而且已经威胁到部分人群的健康。“土壤的特殊性在于，它既是聚集污染物的汇集之处，也有可能成为释放污染物的源头。”
陈同斌说，土壤污染会延伸到食品安全问题，受到严重污染的土壤即便不种植农产品，也会释放污染物，对水体和大气环境产生二次环境污染。因此，他认为，如果仅治理大气和水环境，不净化污染土壤，全国总体环境质量的改善依然会存在很大问题。
可喜的是，当前，土壤污染的治理受到了更多重视。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启动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试点”，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实施土壤修复工程”，全国人大制定了《土壤污染防治法》，国务院也发布了《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壤环境问题正日益被提上日程。
区域一体化必须考虑土壤环境问题
针对土壤污染愈演愈烈的态势，陈同斌提出，要协同考虑土壤环境质量和土壤污染防治成本。据调查，污染土壤种植的超标农产品进入流通领域，会演变成区域性甚至全球性危害，成为农业农村发展和食品安全的重要制约因素。陈同斌举例说，“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农产品等流动性增强，对土壤质量的要求就更高。”
因此，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陈同斌提出了三条建议。首先，在协同发展战略中考虑土壤环境问题，开展土壤环境质量区划和保护规划。
其次，防止产生新污染。建立开发区、产业转移不新增污染，不能变成污染物的转移。“比如当前，一些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要注意土地使用权转移时的登记，必须登记土壤是否被污染。”陈同斌强调，土壤修复成本极其昂贵，应以预防为主，否则经济效益将严重打折。
最后，逐步解决遗留问题。农田污染修复、工业企业搬迁要考虑遗留土地的污染问题。
土壤修复产业将大有可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应对?陈同斌建议，应大力发展土壤修复产业。他指出，土壤修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工商业等污染场地的修复;二是污染耕地的修复。
而在二者之间，他认为国家应重点投入、重点扶持耕地修复方面的工作。“部分业内人士和公众认为，农业活动施用化肥等是导致土壤污染的重要原因。其实，从全国来看，矿山开采、冶炼、化工等工业活动才是导致土壤污染的主要原因，而且以砷、镉等重金属类污染问题最为突出。”他说。
具体说来，一方面，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壤修复产业是环保领域最后的一块“大型处女地”，据陈同斌预测，这个领域可孕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本土环保集团。
“我国水和大气污染治理基本上是沿袭西方模式，但污染土壤修复则更需要结合国情。我国土地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这也影响土壤修复的投资和产业模式的选择。”他说，美欧等国外大型企业曾在国内开展土壤修复探索和示范，但是至今仍鲜见在中国成功落地的商业化项目。因此，“这有可能给我们留下了发展自主修复技术和培育大型环保企业的机会。”他说。
另一方面，重视和大力发展土壤环境修复产业。修复后的农用土地可以用于支持城市建设。陈同斌提到，“从国家整个政策的层面，我们也做了很多设计和考虑，包括投融资等，有很多事情要做。”他还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例，在分工上做出了设计，比如，北京可以专注修复技术，天津、河北可以承接修复设备制造和修复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