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日益严重依赖于巨大的能源供应和能源消费的增长，亟待扭转和解决。2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发布的相关报告称，到2035年，中国能源需求将占世界能源需求的24%，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越来越大的“能源依赖”。
能否适应全球新“能源革命”
上述报告全名为《世界能源中国展望（2013～2014）》（下称《世界能源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能源中国展望课题组首席专家徐小杰研究员表示，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将由目前的9%上升到2015年的11%，2020年接近26%并稳定至2030年左右，到2035年有可能下降到15%。
《世界能源报告》预计，到2035年，中国能源需求增量将占世界能源需求增量的38.5%。2011年~2035年中国能源需求的增长速度为2.23%，高于国际能源署（IEA）新政策情景下的1.9%，中国能源需求趋势成为全球最大变量。
徐小杰举例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将保持高位，由2011年的55%左右上升到2015年的60%，稳定到2025年。2030年接近65%，2035年有可能提高到68%；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将由目前的19%左右上升到2015年的35%，2020年接近40%，并保持到2030年，2035年有可能下降到24%。
《世界能源报告》认为，3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使中国付出了巨大的能源代价，使经济发展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能源依赖”。
该研究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为14.55亿吨标准煤左右，2011年的能源消费总量为34.8亿吨标准煤，年均增长率为8.25%。2012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为36.3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4.3%。2013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预计为37.92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4.5%。预计2014年和2015年的能源弹性系数分别为0.66和0.73，能源需求增长迅猛。
“中国目前的能源发展依然维持着以煤为主的化石能源消费模式。”徐小杰说，其中，煤炭消费占化石能源消费的74.5%，煤炭发电占全国发电量的76.6%。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结构中的比例仅为8%。煤炭清洁化利用、加快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面临诸多问题。中国能源消费依赖高碳化石能源的现状难以在短期内大幅扭转。
研究发现，中国能源“两头依赖”的特征明显，中国能源供应主要立足于国内。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能源（特别是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化石能源）供需缺口逐年扩大。2012年为3亿吨标准煤，2013年接近4亿吨标准煤，预计2015年为5.6亿吨标准煤。
《世界能源报告》预计，2011年~2015年中国的能源供应增长率为4.37%，而中国的能源需求增长率为4.7%，预计2015年能源对外依存度为10.6%。2013年石油和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分别为59.4%和23.3%，预计到2015年分别为60%和35.5%。
徐小杰说，根据中国目前不断增长的能源净进口趋势和对世界能源资源的数据分析，上述“能源依赖”的结果不仅在国内无解，而且在世界上也无解。因为到2035年中国的能源需求将占世界的24%，而世界范围来看显然没有可预见的供应比例来满足中国的需求。
“同时，上述"能源依赖"带来的严重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恶化，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负资产"。”徐小杰说，因此，那种要求能源产业无条件确保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和对能源需求无限制的政策是片面的和不可持续的。根本出路在于认真反思我们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思考目前中国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是否适应全球新“能源革命”的趋势。
能源政策改革需突出“人”
“传统的能源消费模式和能源发展思路在中国已经走到了尽头，改变中国能源现状，关键是改革现行的能源生产、供应体制机制，转变现行的能源发展方式。”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徐锭明说。
《世界能源报告》称，不能否认中国具有比较清晰的能源战略和政策，也不能一概否定中国能源战略和政策的效果。但除了能源资源约束问题凸显、碳排放持续上升和环境压力空前加大外，“人的全面发展也受到了抑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使人的生产与生活的质量降低，人与自然的距离拉大，人自身的健康、活动空间与追求受到了限制。
徐小杰认为，传统的能源政策存在八大缺陷：
能源战略和政策的目的依然侧重于为经济发展服务这一目标；能源政策依然不系统和不配套，某些能源政策要么侧重于能源生产，要么侧重于能源消费，甚至侧重于某一个领域和部门服务，综合系统性不突出；能源转换和能效的政策约束弱；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变通性强（强制性弱），且时效较短；能源战略内容空洞，能源政策对战略目标的约束不强；在中央政策目标约束与地方政策目标约束有时不一致时，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约束可超越中央政府的目标；在政府政策、能源产业和公共利益的关系上，政府政策受能源产业的制约强于受公众利益的制约；能源政策不够透明，政策监督力度不足。
“能源战略和政策制定过于强调这一产业的经济属性和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保障作用，而忽视了能源发展的生态属性和社会属性，较少考虑后两者属性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徐小杰说，这实际上降低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徐小杰对记者说，通过回顾和对比，课题组认为，现行的能源战略和能源政策必须重构，在调整能源政策的过程中，以“能源生态文明”为最高目标。
徐小杰解释说，这一能源战略的核心内容是“能源开发为人，能源利用于人，提高能效便人，发展绿色能源宜人”，根据中国国情，确立“多能并存，清洁高效利用”的发展方式。
《世界能源报告》认为，在这一新能源政策框架下，应体现“三个突出”：在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突出能源发展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作用；在增大经济利益的同时，突出生态环境与人的全面发展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倒评估机制；在满足国内发展需求的同时，突出国内能源治理与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结合与协调。
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国际司副司长顾骏认为，在研究能源政策调整方面，需特别关注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改革和安全问题。她说，既要研究和关注国家管理模式下的特定的政府间能源合作的模式，又要研究和关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能源企业与国外企业在法律框架下的合作问题。
中国能源资深专家、中化集团原总地质师曾兴球在发布会上表示，应根据中国国情，确立“多能并存，清洁高效利用”的发展方式。曾兴球用一句话概括了多种能源利用的策略：减煤、稳油、增气、开发新能源。
他说，与过去的能源替换战略思路不同的是，多能并存的战略重点不仅是在能源产业内部做加减法，而且还要做好综合利用，把重点放在能源使用方式和能源转换能力的提升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