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常态”的重要论断，是对当今世界发展潮流、发展大势演变调整的深度把握，不仅为当前的稳增长、促发展明确了目标导向和方法路径，更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推进确立了思想引领和行动指南。认识新常态、把握新常态、适应新常态，是我们谋划和推动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
一、认识新常态
务必把握发展背景的新变化
“新常态”的出现，既有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作用，也与外部环境的演进转化紧密相连。
（一）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正在发生变化。目前，我国主导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正步入调整转换期。一是从发展阶段看，世界不少国家在跨越人均GDP6000美元的门槛后，都曾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速增长阶段”。2013年，我国人均GDP达到6800美元左右，潜在增长率回落的时间窗口已经打开。二是从经济体量看，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年的增量将相当于1994年的经济总量；10年前支撑10%增长的新增量，如今仅能支撑3%左右，维持长期高速增长几无可能。三是从社会需求看，发展目标开始由单一的经济增长，向质量效益、价值取向、可持续能力的系统考量转变；老百姓对教育、就业、社保、医疗、环境的新要求，倒逼粗放型发展方式的转型。
（二）经济增长的支撑动力正在发生变化。原有支撑我国经济高增长的“红利”正在逐步消失。一是人口红利。我国老龄化程度、后备劳动力紧缺程度日趋严重，不仅带来用工成本的上升，也将引发高储蓄率下降，迫使目前主要依靠投入支撑、规模效应递减状态下的经济增长变得不可持续。二是资源红利。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煤炭、钢铁消耗国，第二大石油、电力消费国，单位GDP能耗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原有依靠资源大量消耗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三是制度红利。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改革大都以增量为主，易改且能立见成效的改革已基本完成。当前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成为新一轮发展桎梏，改革进入深水区和啃硬骨头的攻坚阶段。
（三）经济质量的结构导向正在发生变化。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正处在新旧交替阶段。一是外向型的经济结构难以为继。出口与进口部门之间、“引进来”与“走出去”之间、工业与服务业之间，缺乏更加开放公平的政策体系和激励导向。加上近10年间，针对我国的贸易保护、贸易摩擦不断升温，外需拉动型发展模式不可持续。二是低端制造为主的产业结构难以为继。全球产业分工格局正悄然发生重大变化，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低端制造环节加速向东盟等低收入国家转移，我国制造业面临国际市场空间缩小、国内要素成本上升及自身创新能力不强等多重困难。三是不平衡的分配结构难以为继。按照低于发展中国家水平的扶贫标准，我国还有1.2亿左右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加上城乡、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仍然突出，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开始进入高发期。
（四）经济调控的内外因素正在发生变化。有三大因素对政府主导的调控模式形成明显冲击。一是市场力量的崛起。目前，我国非公经济对GDP、税收、就业的贡献率分别超过60%、50%和80%，市场主体越来越丰富、市场力量越来越强大，对经济调控的倚重力量必须发生调整。二是区域差异的扩大。2013年，东、中、西地区人均GDP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的133.9%、75.8%和74%。特别是在创新能力、产业结构、质量效益等方面，中西部地区差距很大。调控方式不能再同一把尺子、同一套政策，必须更加灵活。三是全球化影响的加深。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外汇储备国、第二大进口国和吸引外资国、第三大对外投资国。我国与全球经济体系的深度融合，必将带来国际贸易规则、国际治理模式对经济调控方式的新考验。
二、把握新常态
务必遵循转型发展的新要求
新常态具有四个特征：一是中高速增长，从10%左右的高速增长换挡回落至7-8%；二是结构优化，经济结构发生全面、深刻变化；三是动力转换，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四是挑战增多，一些不确定性风险显性化。具体来讲，主要是四个方面。
（一）更加强调对经济增速与质量效益的科学平衡。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更加健康、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新常态下，衡量经济增长：一是更加注重增长速度的科学性。既要符合实际、留有余地、没有水分的适速，也要防止断崖式下跌、大幅度波动，让经济运行长期处于合理增长空间。二是更加注重解决问题的实效性。既要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解决好资源要素供给能力、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等带有刚性约束问题，也要逐步化解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在高速增长期被掩盖的，诸如楼市泡沫和风险、地方债务率高居不下等突出问题。三是更加注重多元目标的均衡性。遵循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社会规律，推进经济发展与社会民生、生态环境相均衡，实现经济增长与就业同步提升、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同步推进。
（二）更加强调对增长后劲与增长方式的培育转换。通过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为发展增添新的动力和活力。一是创新驱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让市场真正成为配置创新资源的力量，让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二是改革促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重视存量调整，也重视增量改革，着力提升经济治理能力。三是开放带动。搭建新的开放平台，强调自贸区建设和资本自由流动、人民币国际化，统筹推进内陆和沿边开放。对内，以上海为龙头，构建长江经济带；对外，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拓展发展空间。
（三）更加强调对经济质量与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新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方面，推进制造业由重变轻、服务业由小变大；需求结构方面，由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由出口驱动型向内需拉动型调整。二是新的质量结构。实现“六可”目标：就业可充分、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民生可改善、风险可控制、资源环境可持续。三是新的分配结构。行业上，抑强扶弱，着力改善行业间的分配关系，突破金融垄断，推动金融向实体经济让利；收入上，控高扶低，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节高收入群体收入、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
（四）更加强调对经济管理与调控方式的正确运用。着力扭转政府主导稳增长、促发展的传统模式。一是强化市场作用。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来配置资源，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二是优化政府作用。强调三个放权：将部分公共服务职能交给社会组织，将要素价格、品牌等认证交给市场，将投资、经营决策权交给企业。突出三个加强：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实施三大创新：创新发展目标管理，坚持区间运行；创新供需两侧管理，坚持双向发力；创新宏观政策管理，坚持定向调控。三是结合市场和政府作用。把简政放权与主动补位结合起来，把松绑支持与严格监管结合起来，对市场进行“负面清单”管理，对政府进行“正面清单”约束。
三、顺应新常态
务必正视发展面临的新问题
向“新常态”转轨，不仅反映在经济运行状态的变化上，更伴随着思想认识、工作方式的全面转型。在这一过程中，也面临一些突出问题。
（一）思想认识的不适应。各级干部对新常态下经济运行新趋势、新特征、新变化的认识还比较模糊，有的难以从“旧常态”的发展理念中走出来，对经济运行的小幅波动缺乏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有的简单认为，经济进入了下行通道，回落是必然的，缺乏主动作为的积极性；有的悲观判断，在国家新的调控思路下，湖南难以获得大的支持，缺乏发展信心。
（二）发展基础的不适应。湖南属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历史欠账多、经济基础弱。从产业结构看，以投资扩张、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没有根本改变，化工、有色、冶金等重化工产业比重超过60%，投资率接近70%，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处于40%以下的较低区间。从城乡结构看，城镇化率低于全国5.8个百分点，仍有640万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从基础设施看，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88%，人均发电量、用气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0%和25%。
（三）工作方式的不适应。有些地方难以摆脱“旧常态”下抓经济工作的思维惯性、路径依赖，总是想着修路、盖房，在金融债务风险增大的情况下，如何发掘有效益、有带动能力的投资，思考不多、途径不宽。有的还是推行不计成本的给优惠政策、漫天撒网式的招商引资，在普惠政策强调统一的背景下，如何提升配套环境、激发市场活力，手段不多、办法太少。有的地方资源特色明显，但在放大资源优势，尤其是在强化开放合作等方面做得还不够。
（四）调控机制的不适应。除原来的总量平衡外，结构调整、预调微调、防范风险和稳定预期将成为宏观调控的“新常态”。在中央新的调控思路下，地方政府对如何调动市场力量、运用市场规则，有效发挥政府作用，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特别是中西部欠发达省份的发展需求与国家区间调控之间存在差距，短期内难以摆脱对过去国家调控方式的依赖。
四、应对新常态
务必谋划创新发展的新举措
我们要紧密结合湖南实际，主动适应新形势、积极应对新变化，下好先手棋，把握主动权。
（一）要凝聚新共识。一是有应对变化的平常心。正确对待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摒弃“速度情结”、“换挡焦虑”，保持平常心，主动研究、主动应对。二是有主动作为的进取心。树立主动作为理念，通过工作挤水分，防止工作原因导致的下滑；通过工作优结构，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转型升级。三是有抢抓机遇的责任心。新常态划出了一条新的起跑线，谁干得早、干得成、干得好，谁就能在新一轮竞争中占据优势，抢得先机；谁落后一步，就一步慢步步慢。我们要强化问题导向，扎扎实实解决重大问题。
（二）要培育新动力。重点是抓好“三新”、打造“一极三点”。“三新”：一是高新技术产业。瞄准3D打印、移动互联网、先进轨道交通、航空航天、机器人、生物医药等有基础、有潜力的新兴领域。二是新兴服务业。大力发展现代物流、工业设计、现代金融、电子商务、节能环保等生产性服务业，积极发展文化创意、健康养老、休闲娱乐、医疗卫生等生活性服务业。三是新型城镇化。从改善人居环境上要需求，坚持地上地下同步建设，着力完善城镇基础设施。从提高城镇建设发展水平上要需求，协调推进城市群、区域中心城市和小城镇布局，实现以工兴城、以贸兴城、以商兴城、以特色产业兴城。从创新城镇化体制机制上要需求，探索建立社会资本城市公用基础设施投资运营参与机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与农业转移人口居住年限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一极”：加快长株潭核心增长极发展，打造成“中三角”的重要一极。“三点”：一是临空高铁经济区，发挥机场高铁的复合优势，打造“一带一部”核心示范区、现代产业发展聚集区、消费聚集的高端商务区和内陆开放的重要门户区。二是岳阳临港经济区，充分发挥江湖、河湖联通优势，建设区域性能源基地、物流基地和石化基地。三是郴州湘粤（港澳）合作区，打造成长江经济带与珠三角、中西部和粤港澳对接合作的重要窗口。
（三）要拓展新空间。充分发挥政策资源的引导效应，强化区域经济的开放联动，扩展湖南发展的新空间。一是用好用活中央政策。向南以深化泛珠区域合作为重点，对接海上丝绸之路；向西以加强西部省份合作交流为重点，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向东以参与长江经济带建设为重点，对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二是做强开放发展平台。把产业园区作为承接产业转移、推进创新创业的重要平台，着力实施省级重点园区倍增计划。努力将长沙建设成为综合性内陆自由贸易区，抓紧建设岳阳城陵矶、湘潭综保区、长沙临空综保区和衡阳综保区等功能性平台，统筹推进岳阳城陵矶港和长沙新港开发建设，加快郴州、衡阳“无水港”和公路口岸建设。三是搞活要素保障机制。把要素驱动力从增加总量投入，换挡到提升运用效率上来。增强社会融资能力，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推动省内银行保险、城投信托、担保小贷等金融实体扩能提质。鼓励发展工业地产和飞地经济，提高单位面积开发强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促进技术转化的市场配置。
（四）要探索新方式。将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工作推进、战略谋划、制度设计上探索新方式。一是用改革的举措应对变化。重点推进行政体制、财税体制、价格机制、土地制度、国有企业等领域的改革，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二是用市场的力量解决问题。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摒弃政府主导、投资刺激的传统老路。特别是更加注重激发民间资本的力量，大幅增加公共产品供给。三是要用精准的理念守好底线。转变过去大包大揽的工作模式，强化精细管理思维，把有限的工作精力、政府财力，用到保障基本民生需求上来，守好民生、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和社会稳定的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