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日两国虽然在社会、经济、历史方面都存在差异，但经济的飞速发展很多时候都是建立在滥用化石能源的基础上，这导致韩日两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均位居全球前十，这种情况需要改变。我们呼吁韩日两国广泛使用太阳能、风能、地热等可再生能源，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
编者按
全球瞩目的联合国气候峰会9月2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落下帷幕。尽管峰会期间未举行任何谈判，但峰会在减排、动员资金和市场、碳定价、加强气候复原力和新伙伴联盟等方面取得了进展。这表明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与国之间的协力合作。资料显示，中日韩三国温室排放气体排放近几年位居世界前十。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韩国和日本在温室气体排放政策上有何举措?又存在哪些问题?本期我们请到在第四届东亚气候论坛上的韩日两方人士分享他们的观点，以期对中国的气候变化政策修订有所裨益。
主持人：陈阳
本期嘉宾：
安炳玉韩国气候行动研究所所长
桃井贵子日本气候网络东京事务所所长
韩：温室气体排放不断攀升
中国经济导报：请问韩国近几年来温室气体排放量呈现怎样的趋势?
安炳玉：总体上说，韩国近几年的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增加。2011年，韩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位居全球第八位。这一增长趋势从2009年起就已经出现。最近10年间，韩国年平均温室气体排放率增速为2.8%，2010年排放率增加9.6%，2011年排放率增加4.5%。这其中，来自火力发电和钢铁业的排放量非常大。2010年，韩国火力发电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较前一年增加12.3%(2500万吨)，约占当年温室气体总增加量的42%;2010年，钢铁产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同期增加28.8%(1900万吨)，约占当年温室气体总增加量的47%。2011年，钢铁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17.1%(1410万吨)，约占当年温室气体总增加量的47%。
另外，韩国2012年GDP规模位居全世界第15位，人均GDP位居全世界第31位。而2011年温室气体排放量位居全球第八位，在OECD国家中排放量第一。
特别是从2008年开始，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率开始超过GDP增长率。这也就意味着韩国这几年的经济发展不是“绿色”，而是“灰色”。
减排有明确“路线图”
中国经济导报：对于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增加，韩国政府采取了怎样的措施进行应对?
安炳玉：2009年，韩国政府设定了2020年国家温室气体减排目标。2010年制定了《绿色增长基本法》，为低碳绿色增长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保障。根据这一法律，韩国中期减排目标是到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比“基准情景”(BAU)减少30%。2011年根据行业划分设定温室气体缩减目标。2012年制定碳排放交易法，实施目标管理制。2014年1月，确定国家温室气体减排证券发行说明书，并且制定碳排放交易的基本计划，8月，则制定碳排放交易的分配计划。同时，韩国政府决定于2015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碳排放交易。
韩国政府为了达成2020年中期温室气体减排目标，2012年起逐步实施能源管理政策。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大以及能源消耗量大的企业制定为管理对象，将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及能源消耗量作为征缴目标。全国有480家企业被纳入管理对象，这些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约占韩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62%。
而对于碳交易配额发放的几个阶段，韩国政府则规定，2015~2017年实行100%的无偿分配，2018~2020年无偿分配比例将占到97%，2021~2025年无偿分配比例则不超过90%。而对于一些贸易依存度较高的企业，即便在后两个阶段，也仍然适用100%无偿分配。
经济发展与减排的双重“困境”
中国经济导报：请问对于温室气体减排来说，韩国政府现有政策是否存在阻碍的因素，可否举例说明?
安炳玉：毫无疑问是存在的。第一个就是第六期电力供求基本计划(2013~2027)。韩国发电部门2020年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比BAU减少26.7%。但是目前根据第六期计划的实际运行来看，发电部门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将少于11.6%。
第二个是第二期韩国能源基本规划(2013~2035)，这一规划前后进行了两次调整，相比第一期要求2030年能源结构中可再生能源比例要占到11%，第二期则将这一目标调整到2035年，这说明可再生能源的普及率也将放缓。
另外，政府往往屈服于经济团体的压力，导致相关低碳政策执行延期。同时为了满足企业在过渡时期的配额分配要求，也会对政策进行弹性调整，这就导致相关减排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往往缺乏连续性。
比如因汽车企业的反对，原定于2015年实施的低碳车辆协作金制度将面临计划落空的危机。所谓低碳车辆协作金制度，是指政府奖励CO2排放量小的车辆，而对那些排放量大的车辆则追加附加金。法国从2008年起就通过推行类似的汽车环保制度，使其汽车产业转变为小型车为主的市场结构(小型车占比扩大至50%，而大型车则减少至42%)。
日：气候政策难以为继
中国经济导报：请问日本此前有哪些温室气体减排政策?
桃井贵子：因其地理、气候等因素，气候变化给日本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日本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还是采取了一定的政策措施。早在1997年就成立了以内阁总理大臣为首的“全球变暖对策本部”;日本气象厅设立了“气候课”“气候变化对策室”“气候变暖情报中心”“气候研究部”等应对气候变化机构。1998年4月28日，日本颁布了《全球气候变暖对策推进法》。1998年6月，日本政府还制定了《面向2010年的全球变暖对策推进大纲》，该大纲制定了一系列应对气候变暖的政策、措施。政府每年对大纲制定的政策、措施进行定期检查，依法进行监督落实，应对气候变化有法可依。实施环境立国战略：为了应对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2007年6月，日本政府制定了“21世纪环境立国战略”。
中国经济导报：您认为日本当下的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存在哪些问题?
桃井贵子：首先，日本的温室气体减排政策缺乏温室气体减排的中长期目标。2009年，民主党政权提出的“到2020年比1990年减少排放25%”的目标被取消。日本政府目前没有从2020年起开始实施的减排目标，甚至都没有开始探讨。在所有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参加的关于框架的协商中，本应要求所有国家提出各自的目标，但日本目前仍处于尚未开始讨论的阶段。为了在气候组织第21次峰会(COP21)上达成协议，日本政府最迟也应当在2015年3月提出相应目标。
其次，在减排短期临时目标设定上看，也不尽如人意。2013年在华沙气候变化峰会(COP19)上，日本政府将2020年的减排目标调整为“比2005年减少排放3.8%”，然而这一目标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增加3%，实际上是认可了排放增加。
废弃核电给日减排带来巨大挑战
中国经济导报：您认为造成日本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出现反复的原因是什么?
桃井贵子：多年来，核电一直是日本能源和气候政策的支柱。福岛事故发生前，核电占日本总发电量的比重约为1/3，而且政府计划到2030年使这一比重上升至1/2。
在经过福岛第一核电站泄漏事件之后，核电的使用比例下降，化石燃料的使用率达到了历史新高。
如今，日本正花费数十亿美元进口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气以满足能源需求，因此向大气中排放了更多温室气体。这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日本在2008~2010年间通过提高能效以及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清洁技术、种植碳汇林积累碳信用额所获得的显著成绩。目前日本政府的首要任务应是在寻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尽最大努力实现减排目标。
另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控制碳排放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这方面，日本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在发展可再生能源以降低核电比重方面，日本比德国等其他一些国家做得少。
目前，可再生能源约占日本总发电量的9%，其中大部分来自水力发电。作为激励措施，日本政府要求公用事业部门以一个固定价格(即“上网电价”)向可再生能源生产商购电。但可再生能源的生产成本较高，这意味着消费者付出的价钱将更高。这也影响了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不过值得欣慰的是，目前日本民众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意识也越来越高，出现了很多民间创办的可再生能源电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