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4日，为应对气候变化签署的《巴黎协定》正式生效，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多边国际条约目前已经获得140多个缔约方的正式批准。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之前的一年中，习近平主席和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发表两份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为《巴黎协定》的达成打下了坚实基础。与2009年的哥本哈根大会相比，巴黎的成功在于其灵活的执行方式：每个国家提交自主贡献方案，共同为应对全球气候问题而行动。特朗普一意孤行宣布退出《巴黎协定》，毫无疑问是在全球齐心协力应对气候治理难题时“开了历史倒车”。但换一个角度，《巴黎协定》中的这种“自下而上”的思路，意味着气候治理不能完全依赖于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气候问题也不应该只是政府间的合作议题，各类组织和个人的参与才是治理的关键。事实上，“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已经被列为组织社会责任的重要议题。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直接或间接地排放温室气体，同时也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出版的ISO26000:2010《社会责任指南》，企业应在能源消费、土地使用等方面降低自身的温室气体排放，利用多种手段减小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破坏，并在决策过程中考虑气候变化的影响并识别气候风险。
气候变化的风险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全球风险报告》，过去7年中，气候变化经常处于风险发生概率和影响力排行的前列，“政府和企业组织在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缺乏有效行动”被列入2016年最具影响力的五大风险之一。长期来看，气候变化会对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造成影响，但全球气候治理和能源转型带来的变化将在短期内体现出来。举例来说，减排政策和清洁能源技术将引起高碳资产的重新定价，甚至搁浅。2015年12月，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成立了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工作组旨在帮助投资者、保险公司和其他利益相关方识别气候变化的潜在风险，并将其纳入决策过程。根据TCFD发布的报告，与气候相关的风险可以分为物理风险和过渡风险两大类。
1.物理风险
在短期内，由气候变化引起的极端天气事件会破坏企业的资产，并威胁到企业及供应链的正常运营和劳工安全。沙漠化、海平面上升等长期的变化也会对企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根据美国气象学会通报(BAMS)发布的《从气候角度解释极端事件》报告，气候变化加剧了2015年5、6月出现在印度的高温天气。这场热浪造成2000余人死亡，而且极端高温提高了制冷系统的需求，印度本不完善的电力基础设施不堪重负，频繁的停电限电重创制造业，旅游业和政府的招商引资也受到影响。这份报告还指出，人为因素引起的气候变化增加了中国南方短期强降雨的几率，2015年5月南方地区发生的洪灾就是因此引起。
2.过渡风险
为缓解气候变化，全球能源结构需要向低碳清洁的方向过渡，但这场能源变革会给企业带来多重风险。首先，转型时期的政策会向低排放、高能效和可持续的产业倾斜，碳定价等政策会直接冲击传统的能源领域和高排放行业，企业将面临相应的政策风险;其次，可再生能源、节能、储能等技术快速升级，忽视这些创新将使企业暴露于技术风险之中;再次，技术的进步将彻底改变市场上产品和服务的供需关系，一些企业将失去原有的竞争力;最后，公众的气候和环境意识逐步提升，对缓解气候变化造成破坏的企业有可能面临法律风险，并危及自身的声誉。奥巴马政府试图推行的清洁电力计划(Clean Power Plan)很好地诠释了气候变化的政策风险。此计划旨在限制电厂的温室气体和其他污染物的排放，燃煤电厂和煤炭产业将受到沉重打击。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的分析，奥巴马的清洁电力计划会加速美国燃煤电厂的退役。今年3月末，特朗普总统下令重新评估清洁电力计划，终止这场“对煤炭的战争”。但是，美国最大的私营煤矿公司的CEO曾劝告特朗普，不要对振兴煤炭市场报过高的期望。挤压煤炭产业的是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而不是各种政策法规。从技术和市场风险的角度来看，水力压裂等技术的突破直接引发了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廉价的天然气与煤炭在发电领域同台竞争。2016年2月9日，美国最高法院决定暂缓实施清洁电力计划。然而，2016年度燃气发电在美国电力结构中的比重首次超过煤电，这足以体现技术和市场风险的影响力。在实现2℃温升目标的前提下，全球60%~80%的化石能源资源将无法被燃烧。如果政府出台严格的减排政策，化石能源领域的高碳资产将迅速贬值并提早报废。这些潜在的搁浅资产将构成碳泡沫，给企业和利益相关方带来金融风险。另外，在全球气候行动的背景下，传统化石能源行业会面临较大的道德压力，企业的社会形象也会受到负面影响。
与气候相关的机遇和应对措施
风险与机遇往往同时出现。TCFD也列举了与气候相关的机遇：清洁能源的应用引领能源转型的大潮，2015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达到破纪录的3485亿美元，得益于可再生能源技术的进步，同样的投资可以产出更多的发电量;分布式能源和节能技术可以帮助企业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并减少用能成本;创新性的低碳产品和服务将在市场上展现出更强的竞争力，在包装上体现碳足迹或绿色标识的产品可能会更受消费者青睐，企业也可以在市场宣传中展现对供应链能效和碳排放的管理，这些行为有可能影响用户的消费偏好。具体而言，企业可以通过碳信息披露和绿色电力消费等方式，把握与气候相关的机遇，践行自身的社会责任。
1.碳信息披露
企业碳信息披露属于环境信息披露的一部分。通过盘点、核算和披露生产活动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企业可以调整战略决策，有效应对气候风险，并获得实际的经济效益。在碳信息披露的过程中，企业可以对各个环节的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有定量的认识，并利用碳资产管理和提升能效等手段，降低自身的运营成本。此外，环境信息披露在世界范围内普及，并且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企业的通行做法，碳信息披露有助于提升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对于大多数企业，碳信息披露目前仍处于自愿阶段，但向强制阶段过渡并非没有可能。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是全球最受认可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之一。在即将于2018年启用的新版指南中，GRI将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排量、排放强度等指标列入强制披露范围。另一方面，证券交易所也在逐步提升对上市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要求。2015年底，香港交易所发布了《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的修订版，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划入“不遵守就解释”的范畴，提升了指标披露的强制性。鉴于此，企业有必要主动提升对碳信息披露的认知，否则外界的强制因素有可能会使企业在未来陷入被动局面。中国政府承诺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将努力早日达峰，但是中国企业并未展现出相应的积极性。英国碳披露项目(CDP)每年向国内100大上市公司发放问卷，调查企业的气候变化战略、风险和机遇、碳信息披露等情况。去年仅有21家企业回复了问卷，中国企业在气候变化认知、风险识别和环境信息透明度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2.绿色电力消费
自愿购买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也是企业抓住气候机遇并践行社会责任的措施之一，在用户侧就近开发分布式可再生能源是最直接的方式。此外，企业还可以购买可再生能源证书，声明自己消耗的全部或部分电力都来自于可再生能源;通过与可再生能源项目直接签订长期的购电协议，企业可以锁定未来的绿色电力价格，降低能源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企业自愿购买绿色电力的风潮已经在美国和欧洲兴起。在美国，企业每年购买的集中式绿色电力装机由2012年的0.05GW上升到2015年的3.2GW。今年，谷歌公司在全球的数据中心和办公区域都将使用绿色电力。相比之下，国内企业在可再生能源利用方面还比较欠缺。国际环保组织每年对全球互联网企业的能源消费展开调查，内容涵盖企业的能源政策透明度、利用可再生能源的承诺、可再生能源消费、能效和减排等方面。去年的结果显示，苹果、谷歌和Facebook等企业获得了最高评级，而国内的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则排名靠后。国外企业的经验表明，绿色电力消费有益于企业和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需要指出的是，要想让这些成功经验在国内落地，还需要体制的改革、能源结构的转型和政策的支持。毕竟，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是每个企业的社会责任，但灵活的机制和市场也是企业践行责任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