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经济的推广和发展是贯彻落实“绿色”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技术范式。不少学者对实现循环经济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以为这是一种“高成本、不经济的经济”，是“没有增长的发展”。那么，循环经济是否会牺牲增长?循环经济究竟是否违背了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
循环经济追求生态利益最大化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首先要从经济增长理论的沿革说起。
经济增长的核心矛盾在于，能否突破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挖掘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以索罗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强调，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动力，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背后的终极驱动力。索罗模型对于劳动力的修正加入了人力资本的因素，试图用劳动力接受劳动技能培训的时间，表征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途径。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一批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专家关注的焦点，在于技术进步本身的动力和源泉。需求外溢模型、技术扩散模型、横向和纵向创新模型等一系列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一度被经济学家视为解决经济可持续增长问题的灵丹妙药。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思路在经济学界开始受到多方面的质疑，而制度变迁等因素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重新受到重视。但是在分析发展中国家制度、技术结构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迄今仍缺少一个完整的框架。
循环经济是一种“从摇篮到摇篮”的绿色经济，强调全生命周期社会净收益的最大化。从制度设计来看，循环经济本身就是对人类社会的资源配置制度予以重置。这种重置改变了当代人与后代人、自然资本与物质资本的相对关系，使得每一个利益主体的损益函数都不再以当前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为前提条件，而是以全社会长期生态利益最大化为前提条件。生态阈值、环境阈值、气候阈值等作为约束条件被纳入决策过程。制度变革引发的技术革命同样也是全方位的：无论是生产模式、消费模式还是废弃物处置模式，也无论是农业、工业、交通等传统经济部门还是各种致力于再制造、再循环的静脉产业部门，都衍生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循环经济的理想模式是：既可以直接提高经济体的资本存量——物质资本与自然资本之和，又可以通过新的技术进步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既然所有技术创新都需要一定时期的成本保护乃至市场垄断，循环经济也不例外。同时，其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改进效应，会随着人们需求层次的变化而变化。当人类的价值判断标准逐渐从简单的“经济人”向“生态人”过渡时，循环经济的高成本就会被需求规模的扩张所分摊。
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资源的稀缺性已经被作为一个基本前提假定。然而，在描述经济增长“量”变的生产函数中，资源生产力往往被忽视。其背后实际上隐含着这样的假定：物质资本投入的持续扩大可以克服自然资本的耗竭，两者之间的替代关系可以使得资源的稀缺性不会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约束变量。然而，对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研究表明，资本与能源之间往往呈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资本替代能源从技术上看是可行的，如通过投资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替代煤炭或者天然气用于发电，投资电动汽车、轨道交通、城市快速交通系统等，替代石油用于交通运输。但是，至少目前这种替代还是小规模的，因此在宏观经济数据上难以找到资本与能源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的证据。特别是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由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途径来自于节能，如果资本投入相应减少，则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明确静态和动态福利效应
要使循环经济与宏观增长理论耦合，必须明确循环经济的静态和动态福利效应。
第一，需从宏观到行业及微观，精确度量资源要素流动，衡量资源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想，只有对经济增长过程中要素与资本的替代关系予以明确，才能准确度量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弱可持续)和环境可持续性(强可持续)。1990年至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租金比重持续下降;实际人均资本的投入量1990年低于哈特维克(Hartwick)准则的弱可持续性水平，2000年则高出弱可持续性水平8.5个百分点，到2010年已经高出55.6个百分点。这说明，如果依据弱可持续性标准，中国的资源利用是可持续的。但是在这些数字的背后，实际上是不断上升的资源成本。当经济增速放缓、投资驱动难以延续时，高资源成本经济的弊端必然显露无疑。只有通过对能源生产率和物质生产率的精确核算，才能更真实地评价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水平。然而，这样的研究在技术层面大大受限于物质流、能量流研究的缺失。与国外相比，我国的物质流、能量流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既没有系统的数据库，也缺乏相关理论研究。在各类经济增长模型的框架下，如果能够把物质、能源的投入量精确纳入生产函数，就可以通过对增长的核算分解出资源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第二，需重新界定传统经济产出，将再循环的资源价值等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学界已经公认，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单纯的GDP指标无法衡量经济发展的质量。世界银行在其最新的全球福利报告中估算了各国的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和无形资本(如管理能力、金融资产、外汇储备等)，强调只有将三类资本共同加以测算，才能真实评价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特别是自然资本和无形资本，实际上直接反映了一个经济体未来发展的资源潜力。循环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理念重要的技术实现，因此应该将资源循环利用的影子价格、环境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弱化等，纳入绿色GDP的核算体系，重新计算资源和资本之间的替代成本，重新评估资源利用效率的改进。虽然短期内还无法建立起企业层级的绿色产出核算账户，但是在宏观乃至区域层面还是可行的。其中涉及的环境资产定价问题，正是我国环境资源经济学研究的薄弱环节。
第三，对循环经济的技术进步效应，应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分别予以表征。循环经济是一种系统性的技术创新经济，因此必须将其带来的技术进步效应纳入增长分析。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使得以资源闭路循环和梯级利用为范式的循环经济失去了内生动力。技术进步的内生机制表明，从事创意转化的部门——资本品生产部门在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与最终品部门之间的博弈，促使其扩大对创新性产品的使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是使得资本品部门获得规模报酬递增，从而有动力进行持续性技术创新转化。循环经济的推进过程在狭义上促进了清洁、无毒、低碳、可拆解商品的设计和生产，是对“从摇篮到摇篮”理念的贯彻和实践;在广义上则带动了资源利用技术的革命，加速了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内燃机的使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电气化的推进，以及当下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寄望的新能源与信息技术的集成利用，都充分说明可耗竭性资源特别是能源的革命，往往意味着社会经济的革命。循环经济追求的是生态有效性而非简单的生态效率。所谓“生态效率”，是要尽可能降低对生态系统的依赖，以生态资源投入量最小为经济标准;循环经济则关注使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生态资源“投入—产出”效率有质的飞跃，其带来的改进是系统性而非单一性的，所引导的技术革命也是全方位而非拘泥于某一具体过程的。通过对广义和狭义技术进步效应的分析，可以使循环经济真正成为解决技术进步内生动力的源泉，明晰绿色资源革命的实践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