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卫界别的委员王承德自言是个“另类”：“在我们医疗界别的政协委员中，他们都觉得王承德一天到晚关注水，都以为我是个另类啊，他们都在提医疗相关的提案，只有我一直在提水。”
政协委员王承德，是一位医生。但是，与同界别的其他委员不同，连续八年，他都唐吉坷德一般，锲而不舍地呼吁“保护水资源”。“我就是为水的事，别人没我感受这么深：我家就在黄河，60年干了3/4了。我在赣南工作12年，草原沙化的那么严重，你说可怕不可怕。小时候说黄河之水天上来，天在哪里？我后来去“天”——也就是三江源头去工作。看到以前湖泊密布，现在变成这样了……我看到这个情况，你说我能不着急吗？我要给政府发出声音：水资源问题很严重。”
让王承德忧虑的，正是中国水资源不容乐观的现状。统计显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多条河流在以往十多年间出现断流现象；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被联合国人居署评价为“严重缺水”和“缺水”城市；中国已被列入全世界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13个国家之一。
农业用水占中国用水总量的62％。根据政府工作报告披露的数据，去年，全国新增节水灌溉面积3345万亩（约209万公顷）。而大力发展节水农业，也是中央政府今年计划中的重点工作之一。
如何实现节水农业？全国政协委员中，无论是中央部委的官员还是地方水利部门的负责人，都认识到，这绝对不能仅靠农民。
全国政协委员、农业部副部长牛盾认为，这需要发展多种节水技术，各级政府应增强责任意识，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节水农业需要先进的技术，比如管道化技术、喷灌技术等等。此外，我们还可以用机械化深松的办法，减少蒸发；或者用生物的方法怎么让生物的根扎得更深；用化学的办法，想办法让地貌覆盖减少蒸发，提高土壤温度。通过各种不同的配套技术，让节水农业的技术推广，让农民能够掌握。还有，节水技术应该是政府负很大责任的事情。因为这是农田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投入很大，让农民群众投入这部分是很难的。”
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吉林省水利厅副厅长车黎明则建议，应该引入市场机制来发展农业节水，让节水企业与新型农村经营组织形成合作，在提升用水效率的同时，也能增加效益。“一方面我们应该有一个规划，比如某地的地下水可以开采的量大约是多少。另一方面，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要引入市场机制，我认为有个好的切入点——农村经营组织在不断发展壮大，通常他们耕种面积比较大，有些节水公司可以与他们合作进行节水。以吉林省西部地区为例，不用节水灌溉措施、仅仅靠天吃饭的话，玉米的产出只有700～800斤，但在使用了膜下滴灌设施后，产出大约能增加到1400～1500斤，相当于每亩地增加700～800元收入，扣除节水投入之后，还是能有300～400元的收入。农民和节水公司都能受益。”
据农业专家测算，中国每年约3000亿ｍ?的农业用水量中，有效利用率却只有20％。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卫小春感慨道：“无论是靠政府、靠技术还是靠市场，只要可以提升1/5的利用率，都能节省出比南水北调工程还多的引水量”。
政协委员们同时也坦言，城市居民的用水量是农村居民的5倍，存在着更多的浪费现象。
鉴于水资源在中国的稀缺程度与公民节水意识的长期不匹配，国家发改委决定，于2015年底全面实施居民阶梯水价。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原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李津成认为，上调水价的方式，能够切实促进公民节约用水。“长远地看，水价太便宜了不是一件好事。大家都像无偿使用空气一样使用千里迢迢调来的水的话，国家也不堪重负，水资源也不堪重负。毕竟能调的就这些水，以后再不够了，还能去哪里调水呢？一定是逐步合理地提高一点价格，特别是阶梯式提高价格，最终促使全民更加重视水资源的节约、合理使用。对于‘水’这种基础资源、一次性资源、不可能用其他资源来代替的具有唯一性的资源，在比价关系中，应该逐渐占据比更高的位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体现它们自然的市场价格，自然属性的价格。”
不过，更有委员认为，要想从根本上实现节水，还需要更多的节水产品和技术。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卫小春就提出，应该把各项用水设施向节水型转变。“目前，我国的节水设施很差，比如，马桶冲洗和洗衣机都没有达到节水型号，每冲一次水，用水达到8升多，这其实是重大的浪费。如果我们全国的城市家庭都把洗衣机全都换成节水洗衣机，据测算，一年大约能节出714个昆明湖或93个怀柔水库。如果我们全国城市家庭都把坐便器或淋浴器换成节水产品，每年就有可能节水4.9亿吨，那是一个可观的数字。”
国际学者曾预言，多年后“水”将成为比石油更宝贵的资源。在缺水的中国，围绕“水”问题的建言献策让人看到了一个直面问题的政协。事实上，政协委员们就“水”问题展开的思考、提出的建议，不仅切实推动了决策层的节水措施和全社会的节水行动，更折射出协商民主制度的生动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