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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至11日，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简称“国合会”)2015年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作为中国环境与发展的国际性高层政策咨询机构，本届国合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担任主席，在中外专家的建议下，过去曾推动中国实施政府环境审计制度、生态红线制度等制度。
在国合会2015年年会上，联合国副秘书长施泰纳(左)接受南都记者专访。
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举行前夕，南都记者专访了担任国合会副主席的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 N E P )执行主任阿希姆-施泰纳。2015年的国合会年会正赶上中国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当头，“绿色转型”是本届年会的核心议题，施泰纳认为，尽管饱受环境污染的困扰，但中国是较早重新审视经济发展路径的发展中国家，在绿色转型方面走在世界前沿。
北京PM2.5，2/3源自本地污染
南都：北京的空气质量这两天不好，有轻度污染。
施泰纳：实际上，北京对空气污染的治理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到今天，一氧化碳、二氧化硫、PM 10、二氧化氮的年均浓度都已经大大下降，稳定达到或者接近中国的国家标准，但PM 2.5仍然是个问题，要达到国家标准限值和世卫组织的指导值，获得更大的健康效益，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南都：怎么评价中国的空气污染治理?
施泰纳： 联合国环境署刚和北京市环保局联合发布了一个报告，对过去15年北京治霾历程进行评估，在北京P M 2 .5来源中，三分之二是本地排放污染源，包括机动车、燃煤、工业生产和施工扬尘、以及其他排放。我们发现，过去燃煤和机动车的污染治理，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我每次来，都发现空气在逐步改善。这也让我看到了希望，北京正将经济发展和污染脱钩，可以为如何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应对空气污染提供经验。
污染治理，中国也有教训可分享
南都：气候变化大会前，中国与美国、法国签订了协议，你如何评价中国此举?
施泰纳：我在想以后历史如果谈到2015年，会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无论对于世界还是中国的环境史。作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日程的一部分，气候变化大会马上在巴黎召开，在巴黎大会上要通过的协议可以说几乎就已经成为现实了，而中国做出很大贡献，是前所未有的。
有两件事情我们值得注意，一个是和美国、法国签署的协议，中美对于气候变化是非常关键的两个国家，另外就是中国建立起南南合作基金，加起来一共会有120亿美元，到2030年之前会为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600多个项目提出支持。中国已经决定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
过去一年，中国实施了新的《环境保护法》，也颁布了一系列配套措施，因此，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年，中国和全球雄心勃勃，致力于环境合作。
南都：除了气候变化方面，中国还可以贡献什么?
施泰纳：很多，在绿色能源、绿色交通方面，中国有自己的经验，从污染治理角度，中国也有教训可以和大家分享，中国的绿色金融投资能力也是非常强大的。
中国淘汰污染的两轮、三轮摩托车非常成功，已经把潜力转化成行动，不仅仅在中国建立起最佳实践，而且也是亚洲、非洲国家要遵循的。摩托车小颗粒物排放量远大于汽车，很多非洲国家在很多地方靠摩托车作为交通工具，所以我们希望中国通过出口清洁能源的摩托车，帮助非洲大陆国家解决自己的出行问题。中国有能力在非洲投资建设绿色基础设施，可以说，新型绿色制造业对于中国有巨大的出口潜力。
我认为，中国已经以自身的能力影响和改变全球的绿色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南南合作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都是非常好的途径。
南都：你怎么理解“十三五”把绿色发展作为五大议题之一?
施泰纳： 以前，人们总以为科学、技术、财富可以让我们生活更好，但当我们突然要面对环境问题，最基本的赖以生存的空气被污染、森林退化、水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等，我们慢慢意识到这是错的概念，至今世界上每年仍然有700多万人因为空气污染过早死亡。
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的初期，我们开始重新思考发展，因为这个代价太高了。中国也不会例外于任何一个其他国家，也付出了非常昂贵的代价，现在“十三五”的建议提出绿色发展，说明中国正在把生态保护作为第一要务，虽然面临最大的环境问题，但也是较早重新审视过去发展路径的发展中国家。
但同时，每一个国家都能从另外一个国家身上学到一些教训，在21世纪，我们要承认，无论大国还是小国，没有国家有解决全部问题的答案，我们只有通过合作做到更好。
绿色和经济，不是要平衡而要找结合点
南都：在面临经济压力时，总会有一些呼吁放宽环境管制的声音，你怎么看?
施泰纳： 可以说，这时候对中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坚定了绿色发展的决心，是的，可能这有时会扰乱经济发展，改变也有时会引起焦虑，这是正常的。但是，人们需要意识到，环境问题已经不容忽视，会损害公众的健康，也会损害中国的经济。绿色和经济不是需要平衡，关键是需要找到结合点，能否成功变成未来经济的一部分。
我举个例子，可再生能源对于中国来说是非常好的路径，它创造出成千上万的工作机会，这得益于对低碳技术产业的投资。甚至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也因此成为大赢家，中国是可再生能源技术最大的出口国之一。这个例子可以解释，环境保护如何发展成机会。
另外一个例子是，你去看看世界上花了几百年建成了现在的城市，虽然人们花费更多的钱在建筑上面，但是运用自然光线、太阳能等，可以让我们用更少的能源实现舒适的生活，时间久了你会发现，还会省钱。所以，我们会说Environm ent priority，econom -ic opportunity.(优先保护环境是为经济发展创造机会)
南都：公众的意识也是关键。
施泰纳：是的，尤其是当你知道北京的机动车尾气排放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空气质量。有时候，有些人会说，汽车制造的标准更好了代价太昂贵，我们做不了，但是我相信更多的中国民众不会反对，因为他们知道这和自己息息相关，他们知道PM 2.5意味着什么。关于环保有争论，因为每一个提议或者措施都不会是最完美的那个，但是我认为中国已经通过决策层和公众表明，环境问题现在是第一要务。
采访时间定在11月10日，赶在北方的供暖季开始之前，轻度污染的雾霾天“照例”再一次光临京津冀。只有几百米的能见度下，钓鱼台国宾馆外的著名的银杏大道也显得不那么可爱。不过，施泰纳的心情似乎并没有被坏天气影响，他保持着一贯的侃侃而谈。
来京参加会议，会见中国领导人，施泰纳大多戴着一条绿色领带。被南都记者问及时，施泰纳说这是他常用行头之一，绿色代表低碳、没有污染，是坐在会场内各位的共同心愿。
自2006年担任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至今，施泰纳已获数次连任，专注于经济发展与环境政策的他也因此成了中国的常客。对施泰纳而言，国合会也是他工作的地方;连续担任外方副主席的经历，让他早已和中方的“老朋友们”彼此熟悉。
言语间，你会发现他更熟悉中国的国情和环境政策。比如，他会讲，建议被采纳后能不能实施还需要观察，他也认为天津爆炸事故应该成为环境风险管控的战略起点。对于中国实施的环境政策，施泰纳更是如数家珍，大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小到淘汰老旧机动车、高污染摩托车等。
比起其他外方代表，施泰纳对中国的环境问题更有发言权。会场上、采访中，施泰纳都多次表达对中国绿色发展决心的赞赏，也是因为了解，使他对中国的绿色转型似乎十分笃定，“北京的空气正在逐渐改善，这是非常鼓舞人心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