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一家企业门口，先是看到污水“哗哗”地往外排，过了一会儿，污水竟开始往回抽。黄成德猜测排污企业得到了风声。
“环境公益诉讼没有赢家，大自然、群众都是受害者。”
“环境公益诉讼是最后一道防线，只有当行政手段无效的时候才会用。”
“8小时之外，官员就是一个普通的贵阳市民，就有义务保护我们的家园。”
61岁的黄成德沿铁栏杆爬下河岸，钻进桥洞下，跟在他后面的，是由市环保局、城管局、检察院的工作人员组成的队伍。
贵阳的冬日，温度在10摄氏度左右，黄成德们换上黑色的长筒水靴，消失在洞中。
20多分钟后，再次出现在洞口时，黄成德脸上挂着满意的笑容。这张照片传到“绿色贵阳”微信群后，有人给他P上了一顶闪闪发光的皇冠。
黄成德也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来这条叫“养牛大沟”的河流了。
从2015年8月发现污染开始，黄成德就跟这里“杠上了”，今年还把3个排污单位告上法庭。
黄成德是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以下简称“环境教育中心”)的主任，是这个西部省会城市的唯一一家环保民间组织的负责人。
2015年，环境教育中心提起了数次环境公益诉讼。
起诉，只是开始
黄成德2015年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比前几年的总和还要多。
但每逢有人想跟他聊聊这些诉讼，黄成德总不忘先强调一句：“环境公益诉讼是最后一道防线，只有当行政手段无效的时候才会用。”
在到“最后一道防线”之前，黄成德要先走很长一段路。
除了“养牛大沟”，黄成德2015年还起诉了贵州省开阳县4家磷化工企业。这个起诉，原本有些偶然。
环境教育中心的一位专家路过开阳时，看到有浓烟冒出，便顺手拍了张照片传到工作微信群里。由于这个专家没说清楚具体位置，黄成德看到照片后，凭厂区背后的山形判断了大致方位，便独自开车“按图索骥”。
为了判断企业排污是否长期行为，黄成德先去走访了周围居民。走访一圈后，黄成德基本确定了这不是偶发性排污。为了摸清企业的排污规律，黄成德在附近的山头上扎帐篷住下了。
野营，对这个已过耳顺之年的男人来说熟门熟路。
黄成德年轻时曾独自驾驶摩托车穿越罗布泊、独自驾车穿越青藏高原，在荒郊野外度过了几百个夜晚。只是这一次，他要提防的不是猛兽的尖牙利齿，而是排污企业员工的手电筒。
住了3个晚上，黄成德差不多摸清了排放规律。
再来时，黄成德带着公益律师郑世红、公益专家王海峰一起到了现场。黄成德请律师指导如何取证，请公益专家判断企业的污染程度并推测其可能缺少的处理装置。
第三趟，黄成德带第三方检测机构的工作人员一同前往，取样检测。
做完这些工作后，黄成德向贵州省政府、贵州省环保厅实名举报，希望能通过行政手段解决排污问题。
黄成德等了一个多月，但等到的答复并不能令他满意，他开始考虑使用法律手段。
黄成德请来贵阳市检察院生态环境检察局的工作人员看排污现场，并请他判断是否应该提起诉讼——黄成德还有个身份是贵阳市人民检察院生态保护检察工作专家，自2013年贵阳市检察院生态保护检察局成立以来，只要黄成德有要求，检察院的工作人员都会如约到污染现场。
那一次，贵阳市检察院的袁松看到的情景是：生产企业用暗洞偷排废水，还排放出刺鼻的气体。袁松感到很气愤，便通知环境监管部门到现场取证，并考虑由环境教育中心提起公益诉讼。
起诉到法院，黄成德的工作还只是做了个开头。
“一手拿起诉状，一手拿整改方案”
黄成德带法院的工作人员来做证据保全时，看到了极富戏剧性的场景：在一家企业门口，先是看到污水“哗哗”地往外排，过了一会儿，污水竟开始往回抽。黄成德猜测排污企业得到了风声。
对于这个案子，清镇市人民法院生态保护法庭先做了庭前调解。
到了法庭后，黄成德向到场的企业负责人鞠了一躬：“感谢你们，因为你们的存在，吸纳了劳动力，减少了贵州的留守儿童。”黄成德又接着说：“但你们排污，影响到周围8万多群众的生活，这是犯罪。”他又继续说：“我们可以帮你们做整改方案，用最少的钱达到效果。”
话音落下，黄成德听到了法庭里的掌声。
“我们不是要整死谁。”黄成德说，“只要整改好，就算达到目的了。”
黄成德形容自己是“一手拿起诉状，一手拿整改方案”，这也是他提起公益诉讼的大致路数。
上诉之前，黄成德就对整改方法差不多心里有数了，但具体方案还是要由被诉企业另外找专业的公司来做——黄成德尽量避免与被诉企业产生利益瓜葛。“只做全科医生(作出诊断)，让企业自己去‘抓药’”。
但黄成德又发现，由企业自己找环保公司，经常会走弯路——钱花出不少，但效果未必好。这一次，黄成德做了新的尝试——由环境教育中心的签约公益专家来牵头帮企业整改。黄成德与企业签订了“共建环境友好型企业”的协议，这样一来，企业就不再是被动的受监督方，而是主动改善环境的一方。
贵州大学教授王海峰是环境教育中心的签约专家，他牵头负责其中一个企业的整改。
从2015年11月底接到任务开始，王海峰已经去了四五趟企业。王海峰感觉到，与前几次的整改相比，这一次有所进步——过去是环境教育中心的监督员每月不定期做监督检查，只关注整改结果。而这一次，则由专家手把手地教企业如何去做。
这也意味着王海峰们要付出比过去多几倍的时间和精力。
刚到被诉企业时，企业负责人对王海峰充满戒备。企业负责人表示已经整改完毕，还给他看了两张照片。为了说服企业接受自己，王海峰与企业负责人聊了3个多小时。
面对企业的抵触，王海峰有时心里也有火，但他还是强压着：“如果我是以监督员的身份来，根本不会讲这么多。”王海峰也是贵州省环保厅的监督员，他过去习惯的工作模式是：查处、企业停业整顿、验收合格、恢复生产。每停业一天，企业就多一天经济损失，而这是黄成德不愿意看到的。
长谈之后，王海峰才终于进入企业车间、到了污染现场。他向企业负责任人挨个儿指点该如何做整改。王海峰发现，去了几趟之后，企业负责人开始对他友善起来。
按照调解书的要求，各个被诉企业要在2016年3月整改完毕并通过验收。黄成德正期待着这一天。
不过，在发给朋友的微信里，黄成德说：“环境公益诉讼没有赢家，大自然、群众都是受害者。”
不做斗士，当个环保卫士就好
黄成德年轻时曾经独自骑摩托车穿越罗布泊，名噪一时。其后十几年的野外探险生涯里，黄成德几乎走遍了西部的每一个县城。
探险给他带来满足和荣誉，也让他看到中国日趋严重的污染。
2010年，黄成德感觉“时机成熟了”，申请成立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成了这个西部省会城市的第一家环保民间组织。
若看环境教育中心的志愿者阵容，其实并不草根——在黄成德发起的“绿色贵阳”微信群里，有当地环保部门、公检法的局长、庭长、院长，有当地高校的教授，有环保企业的负责人，还有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在机构成立之初，黄成德就把不少当地官员都拉来做志愿者。“8小时之外，官员就是一个普通的贵阳市民，就有义务保护我们的家园。”黄成德认为。
因为十几年的探险活动，黄成德早已是当地的名人，不少当地官员、企业家和民众都认识他，很快就有了上百人的志愿者队伍。
接着，黄成德发起了贵州省境内98条河流调查，摸清了本省每一条河流的水文、污染情况。几个月的调查结束后，再由志愿者们“认领”河流、定期巡河，河流附近的居民也负责监督污染。
通过这些尝试，黄成德希望建立一个新的环境保护模式——由政府、企业、公众、专家形成多方合力，改变过去单方面孤军奋战的局面。
因此，也不难看到黄成德和社区、检察院、环保等部门一起开会的场景。
但期望和现实之间有不可忽视的差距。
黄成德希望建立一个多方参与的环境治理机制，但缝合各方的角色往往由他一个人扮演。
比如，为了这条名为“养牛大沟”的河，黄成德跑了不下20趟现场。他从去年8月接到举报后，先做了七八次现场调查——第一趟，自己调查;然后，分别带环境专家、检测机构到现场。到法庭提起公益诉讼后，他又到这条污染河流看了14趟。
黄成德记得，有一次，他带着一群相关政府部门的人到污染现场做调查。天开始下雨，黄成德发现身边的人越来越少，到最后，只剩两个人跟在他身边。黄成德跳进水面齐胸高的河里，把排污口指给这两位工作人员看。但让他失望的是，他们并不认为是自己的失职。如今说起来，黄成德还带着悲愤：“我几十岁的人了，跳进河里给他们指排(污)口，可是就连这都没能感动他们。”感动、感化，是黄成德常提到的词。
黄成德从去年9月开始调查“养牛大沟”的污染问题，却发现：“结果搞来搞去，好像是我一个人的事一样。”
上世纪90年代，黄成德自驾出征前，曾有上万读者一起聚在贵阳送他;但探险的路上，常常只有他一个人。如今的情景也与20多年前相似，十几个微信群的成员每天能看到黄成德发来的工作照片，而一直在他身边共同战斗的人，只有几个人。不过他还算想得开：“先觉悟，就先做事。相信下一代会做得更好。”
到现在为止，环境教育中心还在亏损。每一次公益诉讼前做调查都有两三万元的成本，但到目前为止，黄成德还没有收回过成本。“领导总是过来说，你们中心应该有经费支持，但从来没有人提着篮子过来”。
元旦假期，黄成德特意去了一趟石门坎凭吊伯格里的墓。他很钦佩伯格里的经历：这个英国传教士曾在1904年来到贵州石门坎地区，并在这里兴办教育，在这个原本落后的地区培养出了十几个研究生。
黄成德说，不做斗士，当个环保卫士就好。他希望，用这种精神做公众环境教育，慢慢唤醒公众的环境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