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天津危险化学品爆炸的事情牵动着每个人的心，而事故发生后的善后问题也是众人所思考的，我们需要在接下来的一年甚至几年中，对其场地进行修复，对土壤进行修复，使之对我们的伤害降到最低。
即使我们不发生这样的事故，我国的土壤污染情况依然不容乐观。在2014年的土壤污染调查公报中显示：全国土壤总的超标率为16.1%，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1.2%、2.3%、1.5%和1.1%;污染类型以无机型为主，有机型次之，复合型污染比重较小，无机污染物超标点位数占全部超标点位的82.8%。从污染分布情况看，南方土壤污染重于北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问题较为突出，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镉、汞、砷、铅4种无机污染物含量分布呈现从西北到东南、从东北到西南方向逐渐升高的态势。
全国受污染耕地1.5亿亩，占18亿亩耕地的8.3%，大部分为重金属污染。根据2013年12月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结果，我国中重度污染耕地大体在5000万亩左右，这部分耕地已经不能种植粮食。受此类污染的重点区域多是过去经济发展比较快、工业比较发达的东中部地区，如长三角、珠三角、东北老工业基地。其中，珠三角地区部分城市有近40%的农田菜地土壤重金属污染超标，其中10%属于严重超标。
土壤污染到这样的程度才引起了重视，一方面，是因为土壤污染具有滞后性和累积性，即便是受到了严重的污染也不能明显的表现出来，而是需要通过样品分析、农作物检测等才能确定，同时，污染物在土壤中迁移、扩散、稀释等都十分困难，时间长容易在土壤中不断累积，进而造成严重的污染。另一方面，是因为土壤污染后的治理难度十分大，不仅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还必须依靠一定的技术手段，并且目前商业类的土壤修复十分少，多数都是由政府出资来完成的，资金短缺也是土壤污染不断严重的一个瓶颈。
在对待土壤污染的问题上，多数政府企业都是依然走着“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甚至有些地方为了暂时的经济利益而对环境问题视而不见。湖南是个重金属污染严重的大省，湘江流域的重金属污染尤其严重，为此，2012年6月湖南省还颁布了《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要求到“十二五”末，重金属企业数量及重金属排放量比2008年减少50%，经过治理，力求2015年铅、汞、镉、砷等重金属排放总量在2008年基础上削减70%左右;十二五期间完成项目856个，总投资505亿元。而事实上，湖南省却把这些重污染的企业挪到了湘江上游的衡阳等地，长沙的水源危害解决了，那么，其他地方呢?这到底是在治理污染还是在移动污染?
在很多发达国家也发生过我们现在经历的类似的事情，但是他们没有逃避，而且积极去想应对的办法。在美国，有超级基金法来保证土壤污染修复的实施。如果土壤污染被发现，政府会查找“潜在责任方”，不仅包括危险物质排放(或将要排放)时的场地的业主或使用人以及有害物质的排放者，还包括了该场地限制的业主或使用人。如果一旦被确认是“潜在责任方”则可能要求其负担全部的治理修复费用。而按照超级基金法，此前的许多污染行为即使当时是合法的，也应依法承担污染物清理或环境修复的法律责任，责任人之间是无限连带的，可以只针对其中一个或几个实力雄厚的潜在责任人提起追偿诉讼。在潜在责任人不能确定、无力或拒绝承担清理费用时，可动用超级基金来支付清理费用。日本在遇到类似的土壤污染事件后，也选择了和美国相似的处理方式。我国在处理污染土壤的问题上，也可以借鉴超级基金法，既为政府减轻治理的负担，也为环境的治理找到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