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北京申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代表团成员申雪、赵宏博夫妇在吉隆坡盛贸酒店接受媒体采访。
面对雾霾天气是否会影响奥运选手的疑问，申雪强调，无论最终申奥成功与否，中国政府肯定都会持续地想尽办法改善空气质量。赵宏博则立即补充：“我们也居住在北京，能明显感受到中国政府改善大气污染的力度。我和申雪的孩子也还很小，她也需要呼吸大自然的空气。”
三天后，北京与张家口联合获得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时，我们不禁又有疑问，空气质量情况真的能如申雪、赵宏博等人期待的那样吗?我们能否跨越短暂的“APEC蓝”，到2022年实现长期的蓝天?
“除霾”行动：信息公开不充分
国务院于2013年正式发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国十条”)，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污染防治。这一年多来，各省(市)的空气污染治理“成绩单”究竟如何?
从数据看，中国大多数省份的空气要比一年多前更“清洁”，但是京津冀及周边区域的形势却不容乐观。
7月31日，记者获得一份《中国空气质量管理评估报告(2015)简版》(以下简称《报告》)。这份报告由中国清洁空气联盟秘书处(清洁空气创新中心)联合多位环境专家提供，以环境状况公报及其他公开数据为基础，从空气质量状况、污染物排放控制进展、空气质量管理进展、空气污染治理困难程度等多角度梳理了中国大陆除西藏之外的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2014年的表现。
《报告》通过对PM2.5数据的分析，显示2014年交出优异“成绩单”的前三甲是山西、山东和上海，这3个省市的PM2.5年均浓度比上一年降了16.7%、16.3%和16.1%。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以及河南形成了一个大面积的连续的PM2.5严重污染区域，其中河南的污染状况十分严重。
对PM10数据的分析则显示，海南、云南、广东、贵州、黑龙江和广西等6个省(自治区)达标，成绩处于前列。然而，与2013年相比，却有10个省(市)的数据不降反升，这10个省(市)主要分布在中部、东北和西部地区。
臭氧(O3)除北京之外其他公布数据的省(市)均达标，二氧化氮(NO2)有5省(市)超标，其中北京和天津超标最多。二氧化硫(SO2)虽然全部省(市)年均浓度均达标，但在采暖期北方地区超标情况依然不容忽视。
中国清洁空气联盟秘书处高级项目经理王丽莎告诉记者，随着“新环保法”的出台，中央和地方在立法和标准制定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大幅推进。北京、天津等多省(市)通过提高排污收费、加大行政处罚等经济措施进行污染防治也取得初步成效。
王丽莎参与了这次空气质量的调研。然而，她在调研中发现，全国大部分省(市)信息公开程度依然不够理想，30个省(市)信息公开程度总体得分率为59.5%。
“空气质量的实时监测历史数据均不可追溯，空气污染防治行动方案实施效果评估大都未对公众公开，只有天津首次作出了尝试。”王丽莎说。
经济下行与空气治理：非线性关系
空气质量信息公开问题尚待解，大气保护又牵扯到产业发展的问题。有观点认为，当前环境保护的力度，尤其是空气质量与经济下行有着相互作用的关系。
“1600家高污染企业要迁出去，可以说这部分经济下行了，但其他的一些领域，如文化创意、服务业等大规模产生了。”北京师范大学全球环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显强向记者指出，经济下行与空气质量保护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当这些产业下行时，要素会流动到其他新兴产业造成上行。
而与大气产业直接相关的领域确实会受到空气质量管理的影响。比如，末端治理的措施、脱硫、脱销、除尘等环保产业和直接治理大气污染相关。毛显强认为，这些产业在大气治理下具有发展潜力，与之相关的检测设备及服务，甚至包括一些环境管理的咨询业也都可能存在较大发展空间。
大气“国十条”出台时，将获1.7万亿元投资的消息曾引爆环保产业。
中国清洁空气联盟秘书长解洪兴透露：“根据最新版的研究数据，这个数字可能又提高了一些，从传统污染治理的角度进行核算，包括火电厂的治理、排放等其实有很大的成长空间，除了火电厂以外，如水泥、钢铁这些领域的治理其实还处于比较初期的阶段，末端治理工作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但是，大气污染治理不能只关注到直接产生作用的点。毛显强强调：“那些作用是有限的，其实对于大气环境质量改善起更大作用的是经济结构、规模和效益。”
经济下行对大气治理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解洪兴分析：经济下行对于高污染行业发展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从环境管理的角度看，经济下行其实正好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的好时机。如果继续生产可能会增加成本，如果让落后、高污染的产能退出，对整个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清洁化非常有帮助。政府和企业都有动力。
不过，产业结构调整面临不小的压力。《报告》显示，山东、江西、辽宁、河北、宁夏、青海和江苏等7省(自治区)第二产业占比高且重污染行业GDP占比大于60%，产业结构调整压力大;山西、内蒙古、宁夏、贵州、安徽、河北、陕西等7省(自治区)的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占比均高达80%以上，能源结构清洁化压力较大;上海单位面积煤炭消耗量远高于全国平均值，且上海、江苏、浙江的单位面积煤炭消耗量分列全国的第1、3、8位，聚集形成一个高耗煤地区，对空气质量形成很大挑战。
《报告》也总结及建议，空气污染治理困难程度总体较大，未来产业结构调整和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是重要方向，机动车的污染控制也非常重要。
精细化管理：从省到局部
在面对这份空气质量成绩单时，除了考虑信息公开及产业结构调整的难题，如何从宏观决策及源头上进行精细化管理也是业内十分重视的问题。
2013年9月，国务院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同年10月，环境部下发《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行)》。业界认为，这是推动大气精细化管理的一个重要举措。
但是，大气精细化管理到底能做到多细?当前的管理软件和硬件能力是否能和精细化治理目标相匹配?
“达标规划关注的是空气质量，而不是污染减排，这其实也是大气治理从总量控制、污染物排放控制过渡到质量控制特别显著的标志。”解洪兴指出，开展这样的达标规划在中国面临巨大挑战，“这个最大的挑战可能还是在人员、相关技术支持和资金的投入上。”
精细化管理除了需要专业的大气污染防治人员参与，也应依靠第三方市场。
“现在强调政府采购服务，有一些决策支持的工作其实可由科研院所、咨询公司来承担，如果把第三方市场培育起来，有更多的人能通过市场方式积极主动参与进来，这部分的力量比较容易补齐。”解洪兴说。
国家现在搞环境达标评比，环境质量控制在以前的总量控制基础上有很大进步，但环保部政研中心研究员王华认为环境评价达标项目还很不到位。
“一个省可能平均已经达标了，但是省内很多地方是超标的，指标没有将这种情况考虑进去。”王华建议，不能用统一的标准来要求。
毛显强则建议，从宏观决策的精细化上还可以借鉴美国环保部门的方式：环境经济局专门作环境经济核算和评估，作好评估之后再决策，如标准的制定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