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6月，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被确定为全国8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那时，人们对垃圾分类的概念尚且懵懵懂懂。经过15年的努力，如今，几乎被宣传覆盖的城市居民大部分都知道垃圾分类的概念。
以北京地区为例，2013年北京市日均垃圾产生量为1.84万吨，与2008年的日均1.83万吨相比，基本持平。2013年北京市新增600个居民小区实行垃圾分类，全市垃圾分类试点小区达到3000个。
尽管现在从政府部门、公众等各个层面对垃圾分类的意义有了普遍认识，但是对“分什么”“怎么分”“分类之后怎么处理”的路径和技术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
在专家眼中，过去15年，中国垃圾分类工作的成绩值得肯定，但需要改进的地方更多。未来，中国垃圾分类距离全部实现的目标依然尚远。
肯定成绩有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一件事情是否成功，需要有个标准来衡量。在垃圾分类这件事上，人们总喜欢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标准作为“标杆”。这样一比，那样一量，中国的垃圾分类工作在这15年几乎毫无建树。
比如，在德国，法律中明确了垃圾产生者必须承担垃圾分类处置的义务。按照欧盟要求，德国将全部固体废物划分为20个大类，110个小类，839种。各州对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分类运输方式按照各自实际情况进行组织，具体方式各自不同，其中生活垃圾大体分为有机垃圾、废纸类、废玻璃、包装垃圾、剩余垃圾、有毒有害垃圾、大件垃圾等。而在我国，目前依然没有全国统一的垃圾分类标准。
的确，与发达国家成熟的垃圾分类体系相比，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确实进行得差强人意。然而，对于一个经济地位处于发展中水平的国家，要求垃圾分类程度达到发达国家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水平，要求似乎有点高了。“如果和我们同样是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等国相比，我们已经做得好太多了。”北京中环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李震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从新中国刚成立起，人们就知道垃圾可以回收卖钱，比如废纸，后来人们开始卖废塑料瓶子、易拉罐等。现在人们依然还将这些垃圾主动分开，卖给废品回收者。这就是垃圾分类。”
作为一名以个人力量加入垃圾分类工作的“基层”工作者，李震在垃圾这个行业已经摸爬滚打了13年。他一直致力于居民垃圾分类工作，看到的更多是中国在垃圾分类这件事上的进步。
2012年，李震在劲松街道建立了面向社区居民的回收垃圾站——绿馨小屋。在这里，居民可以凭可回收物、厨余垃圾等攒积分、换奖品。“我们换积分的活动目前覆盖了大约4500户居民，每天能回收分好类的厨余垃圾7吨左右。”李震告诉记者，“垃圾分类其实是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每天提醒、不断提醒，人们就会开始着手做。”
截至2013年底，分类试点城市之一的上海市分类场所共覆盖万余个，覆盖居民205万户;在广州，2013年在垃圾处理上全面深化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并于2013年12月启动了生活垃圾计量收费试点工作，宣布将有6个小区正式开展生活垃圾计量收费试点工作……
再对比其他国家分类垃圾之路，15年也只是个开始。德国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实施城市垃圾分类收集，加拿大也早在1990年就提出要进行垃圾减量化处理。欧洲其他一些国家也经历了二三十年的过程，才最终建立良性循环的垃圾分类体系。
发现问题为了分类而分类
时间紧、任务重，中国垃圾分类处理面临的问题依旧很多。“我国垃圾分类工作之所以进展不大，主要原因是底数不清、目标不明、缺乏经济调节手段、缺乏责任主体。”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目前，内地没有一个城市或地区能够给出可回收垃圾数量、种类以及回收利用的去向等明确的数据。”
“家底不清”，让专家对垃圾分类制定也束手无策。更重要的是，“我国整个垃圾分类体系就没建立起来。”中国环科院固体废物研究所所长王琪表示，“若想建立体系，先要明确什么是垃圾分类，为什么要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不是一个个体。”
从概念上说，垃圾分类是一个熵减的过程。“熵”是一个抽象的物理学量，是通过运算推导出来的量。其物理意义代表系统的无序程度。就垃圾来说，垃圾混合程度越高，“熵”增，如果想要进行“熵”减，那么在垃圾丢弃的源头就要进行分类。“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垃圾分类只是一种方法。但是现在，我们将垃圾分类当作一种孤立的手段，一味效仿其他国家的做法，为了分类而分类。把垃圾分类当作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王琪说。
我国垃圾回收与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其中有价值的废品主要通过捡破烂、拾荒者途径进行回收利用。而一些价值低的废物如旧衣服、废玻璃等看似可以回收的垃圾，“回收成本比做新的成本要高。”徐海云说。回收、运输，旧衣服还涉及清洗、消毒等成本。所以，可回收垃圾的回收环节在中国几乎不依靠政府。
相比之下，在大城市中，厨余垃圾、食品包装袋、厕纸等分类工作则做得不太到位。“关于包装袋的回收利用，还要涉及包装袋制造厂商。”王琪说，“哪些可回收，哪些不可回收，需要厂商在制作垃圾袋的时候就要在包装上标识清楚。不然别说老百姓，专家也不知道该扔到哪个垃圾桶。”
而且，在垃圾产生、收集、运输、分类、处理过程中，涉及的不止是生产厂商、消费者、环卫部门，还包括物流以及处理利用的市场。“回收利用与政府设置分类收集没有有效对接，导致垃圾分类过程形同虚设。”徐海云说。
不仅如此，“现在人们对于垃圾分类还有一个误区——垃圾分类可以减少垃圾处理的成本。”王琪表示，“垃圾分类不可能降低成本，只可能增加投入。”他进一步举例说明，比如以前使用一辆垃圾车就可以将小区内的垃圾全部运走，但是实行垃圾分类运输后，就需要三四辆车或者一辆车跑三四趟才能将垃圾全部运走。“这在物业费没有上涨的今天，物业已经不可能完成在小区内分类运输的任务了。”李震也表示赞同，“现在垃圾运输环节主要依靠区环卫部门，这种垄断也给垃圾分类运输造成困难。”
正视困难形成良性的经济循环体系
“2014年巴西世界杯时，中国曾有媒体报道巴西易拉罐回收工作做得到位，回收率全球最高。”徐海云告诉记者，“但是记者没有看到的是，这个比较把中国排除在外，实际上中国的易拉罐回收率比巴西还要高。”
借此，徐海云也提出解决垃圾分类停滞不前的解决方法——形成良性的经济循环体系。“在发达国家，垃圾回收利用的每个环节都是要保障盈利的。”徐海云说。塑料瓶子、废纸可以卖钱，人们就主动将其挑出来。在巴西，某家高科技企业发现香蕉皮的新用途——去污效果好，因此在巴西香蕉皮也被挑出来。“有经济利益才有动力。”徐海云认为。
而在目前难以解决的运输环节中，李震建议可以引进民间资本，甚至对于废玻璃、旧衣服等垃圾也可以让企业进行处理。“政府可以提供场地，将废玻璃聚集起来，然后由企业集中运走，既降低成本又提升了回收率。”李震解释道，“在其他环节也是如此。政府只需要提出要求，然后将现在用于垃圾处理的一部分资金拿出来，发给企业，由他们完成垃圾分类的目标，政府最后只要进行考核即可。”
当然，有了解决方案，能否推行依然要打个问号。“现在，我们的垃圾分类工作已经进行了这么长时间，不能停止，不然再捡起来就困难了。只能继续走下去。”李震说。他现在觉得有些无奈的是，虽然在劲松街道垃圾分类试点做得成功，但是有些想法依然无法实现。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领导换届。“这个领导好不容易弄明白想做了，就要调任换人了。”李震说。王琪也认为，有些负责具体工作的领导只是考虑将手头工作完成，不考虑后续的事情。
未来，中国的垃圾分类处理之路依然困难重重，如何突出重围是当下最应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