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环保要求和产业升级的需要，近年来各地都有大量污染企业关停或外迁。2014年以来，仅浙江一个省就累计淘汰关停造纸、印染、化工企业近千家、搬迁入园200家。据不完全统计，2001至2012年间，全国有10多万家原本位于城市内的高污染、高耗能企业逐渐搬出中心城区。有关专家在北京、深圳和重庆等城市开展的搬迁场地调查表明，大约有1/5甚至更多的搬迁场地被严重污染。
2014年4月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在调查的81块工业废弃地的775个土壤点位中，超标点位占34.9%，主要污染物为锌、汞、铅、铬、砷和多环芳烃，主要涉及化工业、矿业、冶金业等行业。有业内专家表示，保守估算，我国潜在污染场地数量在50万块以上。
这些因被用于生产、贮存、堆放有毒有害物质，或因突发事故等，造成土壤、地下水污染，并产生人体健康、生态风险或危害的地块被形象地称之为“毒地”。而“毒地”开发的背景是正在进行中的城市“退二进三”计划。
在工业结构调整和城市用地结构调整过程中，占据市区优越位置的一些工业企业，纷纷通过易地、搬迁改造，退出繁华地段，驻足城市边缘，或者退出第二产业，兴办第三产业。由于城市中普遍存在用地紧缺问题，腾出来的地块往往成为开发商争抢的热土，但不少地块在二次利用、重新开发中出现严重问题。如浙江杭州一块农化厂遗留土地在进行翻挖土壤修复时，因散发出恶臭令附近居民忍无可忍，导致修复工作一度停止;广东有一块氮肥厂遗留土地本来被规划为8万人的大型社区，但因厂区重金属、有机污染问题遭到市民反对。
更为严峻的问题是，一些工业企业腾退用地未经过相关程序就已流入市场。浙江一名环境机构研究人员向记者证实，二次开发土地的出让数量远超登记在册的数量，大量场地污染情况不明，而污染企业旧址如不经修复就流转存在较大安全风险。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梦舫指出，“毒地”未经任何处理修复就直接用于开发，一旦出事，就不仅是环境问题，影响地价、房价的经济问题，更是危害健康的社会民生问题。环境保护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副总工程师臧文超认为，目前见光的污染场地只是一小部分，还有更多的受污染场地在政府和居民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悄然开发。
我国的污染场地数量多、类型多、污染重，但基础数据严重缺乏。相关部门对污染场地的种类、数量、污染程度、扩散范围都缺乏了解，加上土壤污染具有很强的滞后性、隐蔽性，不容易察觉，导致多数地点的整治修复走的是先污染-引发事故-群众举报、投诉-再治理的路子。
如果对于这个场地在什么地方、存在什么风险、是否应该干预都一无所知，后期就很难进行有效的治理和管理。也有专家表示，我国面对“毒地”这一新污染问题，目前既缺乏搬迁前强制性的污染评估程序，又缺乏事后谁污染谁负责的处理机制，故而呈现出“哪里出事治理哪里”的被动应对状态。场地污染责任主体不明，造成很多污染场地处于无人治理、无人问津的状态。
有专家表示，我国需要修复的工业污染场地众多，一旦土壤治理的市场打开，投入规模将远超大气和水。但目前适用技术少、处理成本高、资金来源途径少，也缺乏技术特色突出的实力型企业。企业则认为市场不成熟，没有相应的政策法规，没有成熟技术和系统管理，没有投资回报的模式，所以没有人敢去投资。有环境修复企业负责人甚至认为，近年来众多制约因素已导致部分企业放缓了技术研发和工程实践。
我国针对污染场地的环境管理仍处于起步阶段，专家和企业都期待尽快填补政策空白，推动管理治理步入精细化。场地修复将令原来的老工业区升级改善，并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而，场地修复不该只关注修复一吨土花费多少钱，而应从更广义的经济学角度考虑。这笔账应由政府与企业共同来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