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初，新华网、央视等媒体纷纷报道了中国部分沿海城市进口有毒洋垃圾的问题，报道依据是一部记录洋垃圾进口内幕的纪录片《塑料王国》。这部纪录片虽未完整问世，却因为披露的问题隐性、震撼，且与每个人的生存问题息息相关而备受关注。
这个纪录片的策划人、执行人，是一位名叫王久良的独立摄影师、纪录片导演。1月12日，新文化记者通过邮件采访了正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王久良，他向我们讲述了《塑料王国》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任性的摄影人王久良
在摄影圈里，王久良是个任性的人，不做商业摄影，不拍艺术照片，他所关注的题材就两个字———“垃圾”，也因此有了“垃圾摄影师”的名号。2010年，一部记录北京城内垃圾处理情况的真实纪录片《垃圾围城》享誉全国，王久良也因此名声大噪。
1976年出生的王久良是山东人，31岁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此前曾因家庭条件的约束，辍学经商，开过照相馆、手机店，甚至街头摆摊卖菜，后来又因为对中国大学教育体制的种种不满再度退学。
2008年，王久良开始关注自己所生活的北京城的垃圾处理情况，两年时间骑摩托车跑了1.5万公里，走过了北京周边500多座颇具规模的垃圾场，拍摄了1万多张照片以及超过60小时的视频资料，推出《垃圾围城》系列摄影作品以及同名纪录片。
《垃圾围城》受到了很大的关注，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有超过200家国内外媒体进行了报道。最终促使北京市政府作出决策：从2010年夏天开始，投资100亿元，在未来的5~7年内，对北京周边的近千座垃圾场进行集中治理。
而他在后来的几年中，继续执着地坚持理想，将视角从北京延伸到全国，最终完成了对垃圾问题的进一步调查———《塑料王国》。
■困难重重
即使在野外，也要处处小心
我们试图驾车逃离，结果又被他们的车追上逼停，那次我挨了一个大耳刮子。
新文化：关于《塑料王国》，您是如何发现这个问题的?
王久良：2011年4月，我有机会去美国旧金山湾区参观并访问那里的垃圾回收系统，我希望从那里得到一些可供国内借鉴的经验。可当我参观位于奥克兰的一家大型垃圾分拣工厂时，工厂经理却告诉我，他们的垃圾在初步分类之后，塑料和纸几乎全部被运往中国进行最后的处理。
为什么会去中国?中国又是怎样对这些垃圾废品进行最后的处理的?难道有更先进的技术?带着这一系列疑问，回国之后我便开始了对于“洋垃圾”在中国的调研。
新文化：从发现问题到进入实施阶段，
用了多长时间?做了哪些准备和运作?资金来源是怎么解决的?
王久良：2011年5月，我开始了对于“外国的废旧塑料在中国处理”的课题调研工作。我先是去了河北、天津，真切地看到了中国大地上那些满身洋文的垃圾废品。不单是美国的，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以及几乎西欧全部国家的垃圾废品，比比皆是。
接下来的很长时间里，我通过网上搜索，逐步了解到更多信息。当我决定对此课题进行深入的时候，吸取创作《垃圾围城》时的经验教训，首先要保证项目经费的来源，光凭举债是不足以持续的。最开始，是我同学的公司出资启动了这个项目。
中期拍摄两年多，从2012年5月到2014年9月，其间除了过年几乎全部时间都处于工作状态，包括整理拍摄素材以及参加国际纪录片提案大会的时间，共拍摄视频素材200多小时。这期间到过河北、天津、山东、江苏以及广东等多个地区。
新文化：您是如何拍到那些画面的?是否受到过阻碍?
王久良：无论是调研还是拍摄，其过程可以说非常不顺利，任何一个废旧塑料加工区都不欢迎我们。刚开始在河北某地调研时，没拿摄像机，仅仅是同当地的人进行语言交流，不到半个小时，当地县委宣传部的小车就直接开到我们的面前，把我们请出他们的地界。
有些地方无论如何也得不到拍摄允许的。比如天津港口附近的废旧塑料货场，是越洋而来塑料垃圾的集中堆放地和销售场，全国各地的废旧塑料加工厂老板在里面挑货，同时也有很多货场工作人员来回巡视，拍摄一旦被发现后果很难预料，我们只能使用很小的机器隐秘拍摄。
还有一些拍摄现场，特别是污染源，尽管是在野外，也要处处小心，一旦亮出机器，就不确定能拍多长时间。
一次我们正拍摄一座垃圾场。没过多久，就发现唯一的出口被推土机拦住了，我们的人和车被困在里面。紧接着当地村委会主任带人来了，盘问我们的身份以及拍摄目的等等。我们试图驾车逃离，结果又被他们的车追上逼停，那次我挨了一个大耳刮子。
■难忘场景
在垃圾中给孩子喂奶
这名塑料厂女工每天的收入大概是40元，她在工厂墙外的菜田里生下自己的孩子，10天后就开始继续干活，孩子饿了随时在垃圾里喂奶本版图片由王久良提供
有一个画面也许会令我终生难忘：小女孩没有电脑，于是她捡来废旧塑料自己做了一台“电脑”……新文化：在您拍摄作品的三年中，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画面是什么?让您无法忘记的被采访对象是谁?
王久良：这三年里，其实有太多太多的场景令人难忘。除却那些令人震惊的污染场面，最触动我的是那些环境中的人们，确切讲是那里的一些孩子。
一名彝族工人的孩子，四五岁的样子，当他一脸脓疮出现在我的面前并用清澈的眼睛看着我时，我真的是难过得要命，因为我也有如他一般大的孩子。我知道这是不洁净的环境所造成的恶果，可又分明地感到，自己也许无力去改变它。
一名拾荒老奶奶带着失去父母的小孙子，在冬天的垃圾场里，孩子冻得直喊回家，奶奶只好点着一堆塑料让他烤火，而她一直在垃圾中翻捡着那点儿废料，直到天黑。
我还遇到一名彝族妇女因为没钱去医院生子，而是自己在垃圾场边上生下孩子;我更亲眼所见一名女工也是因为贫穷，而不得不在工厂外的菜田里生子，她就那样坐在那里，嘴里咬着自己的辫子。而生子不过10天，便继续废料分拣工作，孩子饿了，就在垃圾中给孩子喂奶。
一家工人的室外厨房，4年来都是用塑料垃圾当柴火烧水做饭。冬天天冷，也是烧塑料取暖，孩子在塑料的火光里写着ā、o、e。
有一个画面也许会令我终生难忘：小女孩没有电脑，于是她捡来废旧塑料自己做了一台“电脑”，“屏幕”是日本一减肥药品的广告板。正如何勇所唱：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垃圾场，有人减肥，有人饿死没粮……
这个小女孩叫依姐，她是纪录片的小主人公。去年9月我去了她远在四川大凉山的家乡，也深刻体会到，这些背井离乡的人们真的是出于生存的无奈。
■垃圾危害
那些脏水河里鱼虾死绝
很多人跟我说，这个活儿顶多干3年，时间长了年轻人都会失去生育能力。
新文化：您拍摄到的那些洋垃圾有哪些种类?它们分别给当地人和社会造成了哪些危害?这些洋垃圾会给未来中国带来哪些隐忧?
王久良：首先是分拣环节。虽然说是废旧塑料，但破布烂衫啊、臭鱼烂虾啊，什么都有可能掺杂在里面，甚至是有毒或者腐蚀品。我曾遇见一位上了年纪的分拣女工，因为不识洋文，在试图倒尽一个塑料瓶子里的液体时被强酸烧坏了一节手指。还有很多废旧塑料里面夹杂着医疗废物，里面的针管往往会成为孩子们的玩具。
其次，是分拣之后的粉碎和水洗环节。垃圾很脏，要想回收必须洗净，很多时候在清洗过程中需要加入洗衣粉等清洗剂，有时还需要加入火碱。清洗的过程需要大量的清水。这些水基本取自地下，变成污水后大多又是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放。我去过的无论是华北、华东还是华南的废旧塑料产业基地，附近的河流、湖泊无不是重度污染，那些脏水河里鱼虾死绝，连水草都没有。
相对于地表水污染，给当地居民带来更大麻烦的是地下水污染。在华北的两处废旧塑料加工区，地下水早在十几年前就不能饮用，村民只能靠买水度日。单是一个地方，相邻几十个村庄的人不能饮用地下水，这一片区域光卖水的车就有四五百辆，俨然形成了一个新的产业。
再一个比较严重的污染，那就是空气污染。塑料在粉碎清洗后的最后环节就是加热融化、抽丝切粒，加热过程中会产生有毒的烟气，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塑料厂的工人。他们在工作过程中没有任何防护，连个口罩都没有。很多人跟我说，这个活儿顶多干3年，时间长了年轻人都会失去生育能力。
还有一个重要的污染就是最后被抛弃的垃圾。在华北，每个废旧塑料加工集中区周边都有很多的野垃圾场，而最终处理无非是一烧了之，所以经常会看到焚烧塑料的黑烟冲天而起。
各种污染的存在，给当地民众的身体健康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几乎每个塑料园区周边，都是当地有名的癌症和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区。随便去村里一问，太多太多的病人。
■产业现状
最顶端的获益最大颇具规模的废旧塑料集中加工区，从东北到华北、从华东到华南，大大小小不下十几处。
新文化：有一个问题不知您采访的过程中是否关注过，为什么要进口洋垃圾?谁是这个产业的受益者?这个产业目前是什么规模?
王久良：洋垃圾之所以进入中国的原因有二。其一，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廉价商品生产国，有着旺盛的原材料需求，而从垃圾废品中回收的再生原料因为价廉而受到青睐。
另外，因为中国低下的环境准入门槛，意味着更为低廉的回收成本，因为国外企业回收垃圾废品，最大的支出在于环保的费用。
据海关统计数据，从2010到2014年，每年进入中国的废旧塑料在800万吨左右，再加上其他非法途径入关的，实际的数量大大高于这个数字。如此巨量的废旧塑料，在中国大地上催生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颇具规模的废旧塑料集中加工区，从东北到华北、从华东到华南，大大小小不下十几处。
国外的废旧塑料进入中国，均是以回收可再生原料为主要目标(并非在中国填埋和焚烧)，所以都进入了大大小小的废旧塑料加工厂，以生产能力低下、生产工艺简陋及几乎没有任何环境防护的小工厂、小作坊为主。其中也有相对正规的厂家，但比例极小。
然而，这个产业上，只有最顶端的获得了最大的利益，真正生产一线的人们，无论是小厂老板还是工人，获益并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