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空气污染治理体制和政策问题，马骏提出了一系列以改变市场主体激励机制为导向的经济政策】
“治理空气污染不仅仅是末端治理的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改变经济政策和激励机制来将污染型的资源配置转化为清洁型的资源配置。”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在介绍他与李治国教授最近出版的《PM2.5减排的经济政策》一书时表示。
最近几年在全国大面积持续出现的雾霾天气，成为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的现实梦魇。2013年1月13日至14日，北京的PM2.5污染指数曾一度超过900微克/立方米，逼近1000。相比之下，国际卫生组织(WHO)的第二阶段过渡性标准却只有25。
不仅北京，我国的东中部其他地方也受到了PM2.5污染的严重影响。根据环保部提供的信息，自2013年1月中旬以来，全国17个省市共6亿多人受到了雾霾危害。按照我国最新制定的空气质量标准，全国只有20.5%的城市空气质量能够达标。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关心起空气质量，并对PM2.5的健康危害产生担忧。
针对空气污染治理体制和政策问题，马骏和他的合作者在新书中提出了一系列以改变市场主体激励机制为导向的经济政策。吴敬琏先生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称，这是我国学者第一次系统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空气污染治理问题。
治霾经济政策需达到三个目的
2013年，政府出台了《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防治计划。
“总体上来看，许多地方的治理政策方案仍然是以末端治理为主，并且带有较强的行政色彩。”马骏称。在不改变企业和消费者激励机制的情况下，强制性地关停锅炉、给地方政府下硬指标降低煤炭消费等措施可能见效比较快，但监督成本非常高，也容易出现腐败、报假数据等问题，难以形成长效机制。“如果在强制性关停、限产的同时，不以新的机制引导资源进入绿色产业，就可能对经济造成过大的下行压力。”马骏说。
马骏在新书中提出，我国的重化工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和公路交通为主的运输结构是加剧雾霾的结构性原因。而导致这些结构性问题的三大原因是：一系列旧的政策和激励机制对经济的扭曲;政府对各种市场失灵的缺乏应对;企业和消费者缺乏社会责任感。马骏认为，治理雾霾的经济类政策应该达到三个目的：纠正政府对市场的扭曲、纠正市场的失灵(外部性)、提高企业和消费者目标函数中的社会责任的权重。
“过去，在税制、土地政策方面给与了高污染的第二产业过大的倾斜，而这些政策倾斜事实上是以抑制低污染的服务业的发展为代价的。未来必须纠正这些扭曲性的政策倾斜。”马骏称。
“在没有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也会出现由于‘外部性’而导致污染过度的问题，就是市场失灵。”为纠正这些市场失灵，马骏给出了许多经济类的建议，其中包括：采取提高污染排放的收费标准、提高资源税税率、开征碳税、提高和扩大对清洁能源的补贴、对汽车征收拥堵费、实行汽车牌照拍卖制度、建立治理雾霾的区域补偿机制、建立绿色银行、发行绿色债券等。
马骏称，中国企业和消费者作为市场参与主体，他们的社会责任在其目标函数中的权重非常低，这也加剧了清洁能源和清洁交通模式所面临的困境。“如果企业和消费者有了更强的环保意识,从经济学上可以证明，这种意识会使得绿色产品的需求和价格更高、绿色投资的回报率更高，相当于政府给了绿色产业一个财政补贴。因此，提高环保意识对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有超乎想象的意义”。
需要对政策进行定量研究
“我们建立了第一个用于模拟行业与公共政策对PM2.5影响的定量模型。”马骏解释，基于该模型的研究发现，如果中国目前的煤炭、汽车、资源税、环保税费、公共交通发展趋势和/或政策不改变，即使环保类的末端治理措施用到极致，到2030年全国城市平均PM2.5仍会高于45，远高于预期的减排目标。这是因为，目前许多行业和财税政策是与国家的环境容量和减排目标互相矛盾的。
通过模型的模拟计算，马骏的研究团队推导出一组既能达到减排目标，又能满足经济增长约束条件的政策组合。这个政策组合包括了两大类政策，第一大类是环保类的(多数属于末端治理)的技术措施。第二类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其中包括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交通运输结构的调整。通过产业结构的变化，可以达到降低能源弹性系数的目的;通过提高清洁能源的比重，可以降低单位能源消费的排放;通过改善交通结构，可以降低单位运输量的排放。
建立绿色金融政策体系
“在目前的价格体系之下，企业倾向于对污染性产业过度投资，而对绿色项目则投资过少。这是绿色投资的‘正’外部性和污染性投资的‘负’外部性没有被内生化的问题。绿色金融体系就是将这些外部性内生化的金融体制和政策安排。”马骏说。
马骏强调，如果仅仅依靠财政来投资于环保节能新能源等绿色领域，会出现严重的绿色投资不足的问题。“政府财力只能覆盖10%~15%的绿色投资的需求，因此，靠金融手段来引导民间资金进入绿色产业是极为必要的”。
马骏在新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绿色金融的设想。比如，建立专业化从事绿色贷款和投资的绿色银行和绿色基金;发行绿色债券;扩大对环境项目的贴息机制;银行和评级公司在项目评估中引入环境风险因素;允许收费权和排污权质押，推动绿色资产证券化;建立公益性的环境成本估算体系;建立上市公司的环保社会责任规范和信息披露机制;成立中国的绿色投资者网络;通过环保教育,提高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消费偏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