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碳排放国终于于11月12日达成温室气体减排协议。根据协议规定，中国将力争实现温室气体排放量从2030年左右开始减少，这势必对中国能源结构、发展格局乃至全球能源格局都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气候是“全球最大的公共产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此问题上，本应属于利益共同体。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普遍乏力，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仅想借发展低碳经济，通过能源产业转型和新能源产业革命的方式再造经济增长，也想试图再次争夺全球经济竞争的战略制高点。
近日，中国政府在APEC会议期间发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文件：《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拟借APEC会议全球影响力表明中国在控制碳排放、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的坚定决心，中国有能力，也有信心将APEC蓝永久保持下去。
事实上，中国实现减排承诺，发展低碳经济势在必行。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工业化发展速度最快的新兴经济体，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在实现快速发展过程中，也付出了非常沉重的环境和生态代价，特别是大气污染治理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治理难度越来越大。2011 年，中国工业部门耗能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约为70%，煤炭在能源结构中占比已接近七成。由世界自然基金会和中国科学院等机构联合编写的《中国生态足迹报告(2012)》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因为经济快速增长增加，工业化日益增长的资源能源需求导致其消耗已经大大超过了其自身生态系统所能提供的供给，碳足迹占中国生态足迹的54%，中国正经历有史以来最大的生态赤字。因此，必须彻底改变过去“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经济发展模式。
在中美碳减排协议中，中国承诺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从2015年的15%提升到2030年的20%左右，意味着中国必须重新谋划能源结构和布局，必须下大力气发展清洁能源、绿色能源和新兴替代能源。按照循环经济中有关“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积极推动能源循环高效使用。相比煤炭和石油，电是清洁能源和绿色能源 ，未来国家应该积极推动“以电代煤、以电代油”，加大清洁能源发电比例，通过特高压远距离输送电力，避免大量使用柴油的车辆在长途运输中排放污染物。
首先，需要大力发展节能、低噪、环保的电动汽车，这是缓解中国石油资源紧张、减少城市大气污染的重要途径。2012年，美国和日本电动汽车销售量分别达到5.3万辆和2.7万辆，西欧与加拿大等国电动汽车销量也在数千辆，但是中国这一比例相去甚远，国家需要完善好硬件设施以及配套服务网络，出台鼓励实施细则，大力提升电动汽车的使用率。其次，要发展低碳电力，提高电力新能源份额，要积极发展风电、光电、核电、水电等新能源。目前，国家电网正在努力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并积极支持可再生能源并网。未来国家亟待制定完善资源真实成本定价体系，促进产业布局合理化、实现能源的梯级利用，支持清洁生产技术发展等。
此外，中国能源结构的改变也需要依靠全球能源合作，不仅仅是天然气、页岩气等资源，在风能、低碳电力、智能电网等其他领域，也可以通过共同开发、共享技术等形式，在建构能源共同体的范畴内开展合作，促进中国传统能源结构尽快调整升级。以中美为例，美国在低碳技术、低碳管理方面具有相对优势，而中国企业也可以参与美国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进程中，双方在碳减排方面的合作空间将十分巨大。
一般观点认为，碳减排都是需要勒紧裤腰带的，但事实上，碳减排可以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实际上，能源效率——“碳减排”权早在十年前就成为可以追逐的资产。“碳减排”权所以受到追崇，是作为强制性公共产品的物权可以相互转让，进行交易，即碳交易。随着1997年《京都议定书》而诞生的碳排放交易制度，让全球稀缺资源的环境公共产品获得了产权。
数据显示，《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全球碳排放市场一度辉煌，并且实现了每年大约1000多亿美元的全球碳市场规模。对于中国而言，碳交易及其衍生的市场发展前景广阔。中国拥有巨大的碳排放资源。目前中国提供的碳减排量已占到全球市场的1/3左右，居全球第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数据显示，发达国家在2012年完成50亿吨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其中一半是以CDM的形式实现的，而中国占到2010年世界总CDM潜力的35%至45%，相当于拉美、非洲和中东的潜力总和。
随着中国到2030年碳减排的新承诺，中国已被看作是全球最具潜力的“碳减排”市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也表明，目前中国已经成为CDM机制下提供碳减排量最大的国家。以中国碳减排投资为例，中国要实现到2050年二氧化碳排放5.5%的增幅，需要在2010年到2050年累计增量投资14.2万亿美元，每年投资需占到当年GDP的7%，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因此，依托碳减排和CDM市场潜力，中国可以发现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实现经济增长引擎的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