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提笔写这篇文章已经一年。事情源起于去年六月底27位藏民的电话举报及发来的资料，龙羊峡320MW“水光互补”的中国最大单体电站中存在严重的偷工减料的情况，称按规格打1.5米深的桩只打不到70公分。当时愤怒于国有资产被白白浪费，光伏电站存在巨大隐患，在网站上对此事进行了跟踪报道。但最后的结果却出乎我们的意料：中电投对此事高度重视，子公司黄河中上游水电以及施工单位中电建等公司连夜排查，发现只有这些藏民打的桩不符合规定，且在纠纷的过程中打伤了业主单位的一位女职工。
中电建一位分局的局长透露，业主会同监理抽查完毕，除爆料人自己干的有问题，其他的均符合规定。而这部分不符合规定的桩，在之前监理就已经做了记录。黄河公司给上级汇报的同时，这群藏民已经到黄河公司总部闹事了。
据这位局长介绍，后来黄河水电只得掏钱息事宁人，藏民心满意足打道回府。
冰山在水下的部分占到90%，笔者在后续采访中发现了更多的问题，搞工程的人普遍把农民工尤其是西北地区的农民工称做“农民爷”。即使在采访结束后，笔者发现，这座“冰山”浮在水面上的仍然只有10%。
农民尤其是农民工往往被塑造成中国最为悲情的群体，他们背井离乡，生活困苦，还要面对工伤和讨薪难的风险。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过去，至少从法律角度和媒体报道角度来看，业主单位往往才是那个弱势群体。
2013年2月底，中铁隧道集团曝出打人事件：网称中铁隧道集团雇上百人进入云南富宁县剥隘镇岩村实施打砸，上百名员工实施了扫荡式打砸，后消息得到官方证实。这并不是中铁系第一次出这样的事件，仅有报道的就有数十次。
据富宁县宣传部副部长介绍：事件发生前一天，中铁隧道集团的两名员工骑摩托车路过岩村，因路面泥泞，泥土溅到了几位年轻村民身上。村民便向他们索要了600元人民币，随后又殴打了二人，造成人员受伤。13日，中铁隧道集团上百名员工便对村民实施了报复。
但详细分析事件的背后，或者能够得出不同的结论。这里有几点疑问：
1、Burberry等国际大牌风衣干洗一次不过200-300元，且不论那几位村民是否穿着动辄数万的昂贵服装，为何赔钱后又要殴打中铁员工？不难联想到其中的恶意。
2、被殴打的不是中铁集团的领导，只是两名普通员工，如果不是怨气颇深，一个国企会为了两名无背景的上下班只能骑摩托车的员工出动上百号人？要知道国企出现这种事情，领导是要担责任的，如果仅是个案，这种事情可能发生么？
国企与村民之间的斗争就如同大国和周边小国之间的斗争，国际舆论往往一边倒的倾向弱者，却忽视了事实本身。即使是中国，也有两次被小国逼急后“勿谓言之不预”的先例。
这是作风强硬、“劣迹斑斑”的中铁的“战斗记录”，一些石油、电力等涉及跟地方村民打交道的国企，往往会选择忍气吞声。老一辈的下派地方的国企职工不少为退伍或者抽调的军人，作风强硬，而现在的国企在与地方的冲突中更多选择了退让。以华北某省一个中石油子公司下属油田为例，该公司在当地饱受欺压，但当公司提出搬迁到邻县时，当地县政府动用更高一层关系，阻扰“财神爷”出走，可谓“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有人称，晶科海宁工厂被打砸事件中，同样有黑恶势力煽动的结果。很难想象善良的老百姓会把工厂财物用暴力手段据为己有，但事件结尾是晶科的高管集体致歉，标志着农民爷的又一次胜利。
西北母羊值万钱
诸如中铁员工被讹钱的情况屡见不鲜，光伏行业由于多在西北，缺乏根基，这种情况更是屡见不鲜。
长期以来西北地区的民众存在着憨厚朴实和民风剽悍两种面孔，而对外来建设公司所展现的往往是后一种面孔：讹钱，懒惰，闹事。这是即使铺天盖地的自我标榜宣称和真正淳朴善良的西北人民也无法掩盖的事实。所谓瑜不掩瑕，大抵如此。
一位在国内知名光伏公司工作的女士对笔者说：“我们同事间流传着一个真实的笑话。在西北施工，压死了一只羊，当地人要价一万元。问其原因，答曰：母羊，可以生小羊。压死了一直公羊，同样要价一万元：公羊，可以和母羊生小羊。”她模仿着西北那个民族特有的口音时是笑着说，但其中的无奈却同样一览无余。
她也经历过惊心动魄的一幕：去西北某个项目现场恰巧赶上当地农民工闹事，一群民工打了公司技术人员后，拿着铁锹、铁镐在她坐得吉普车后面狂追。
异化的政府：上层开门招商，基层关门打狗
省级政府对光伏电站招商热情浓厚，但市县则更看重眼前利益。
许多卖路条，现在卖核准的很多都是没听过的企业，一类是核准原则上不能转让只能直接收购该项目公司，因此原本的光伏企业注册的公司；另一类是地方关系户成立的公司，几乎不懂光伏，靠关系拿到核准，转手卖钱。现在核准普遍4-5毛钱，个别地区疯涨到1元以上，让业主单位直呼“不靠谱”。2014年新疆规划的570MW项目中，除了华电20MW，其余550MW全部被民企获得。
据一位民企的项目开发高级经理介绍，这些项目都其中在北疆，而其它地区民企在竞争中不占优势，或者往往需要利益互换。现在新疆和青海电站配额发放按照“3：3：3：1”的比例发放，30%给在当地投资的企业，以天合为例，向吐鲁番政府承诺在当地建设组件厂后，拿到了1GW的配额，今年计划建设300MW，据笔者了解日前正在设备招标。组件厂建好后，吐鲁番政府能收取17%的增值税。
国企在西北光伏发展初期起了带头作用，且一般配有行政级别，在政府关系方面得天独厚，能占到配额的20-30%。
而如特变电工、青发投等本土企业得天独厚的拿到30%。剩下的10%则由其它民企排队等待批复，很多项目今年无望。
西北某地的核准报出了1.5元的天价，50MW的费用7500万元，而成本零头都用不到。这个是比较极端的例子，但跑核准确实成了目前光伏赚钱最快，利润率最高的环节。
FirstSolar日前宣布放弃内蒙的2GW项目。还记得2009年FirstSolar进入中国市场时的踌躇志满，让国内组件企业非常紧张。这个即使是前国家领导人引进的项目也难逃搁浅的命运，折腾了5年也没有明确的电价，而且当地还要求采购当地设备。在当年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对中国太阳能产业提起诉讼的重要一条，就指出中国把FirstSolar这条“美国狗”给关起来打了，而且一打就是数年。
这种情况在新疆尤为严重。光伏发展数年，不止一次有光伏企业抱怨当地政府的服务意识缺乏，前恭后据，企业在行政手续环节成本过高。
在2011年参观哈密的几个电站的时候，中节能、中广核和特变电工在并网能力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建设了近百MW的光伏电站。这批电站的政策很宽松，但是后面哈密的就传出在土地方面朝令夕改的情况：有媒体报出每平米存在三棵以上的草的土地就按草场收费，而且按要求一次性征收。而且一家中字头的企业还因为不满足农民工的无理要求，在引起纠纷后，被当地政府罚款数万，该企业一直拒缴。
黑恶势力渗透，农民爷欺软怕硬
一位资深运维人士对《光能》讲诉了在青海的遭遇：中国的组件清洁多使用人工，西北承包费用1000-1500元/MW，业务不大不小，但关系却错综复杂。某央企为提高清洗效率，降低运维成本，购买了几台清洗车。但即使是通过当地代理商买的清洗车仍然没能进到项目现场工作，被一伙黑恶势力强行扣下，后来当地政府出面协调，结果是继续采用人工清洗，清洗车在现场闲置，似乎是种无声的嘲讽。
他还讲述了亲眼目睹的一件事：某项目现场，他与友人在参观电站施工情况，一位监理人员向包工头称支架的桩没有排列成一条直线。包工头俯下身子看了一下，起身说：“你趴下去看看。”这位憨厚的监理人员真的趴下去了，结果被包工头踩在脚下暴打。吓得他和友人赶快开车离开现场。
史玉柱于5月发布了一条微博称一个朋友9.5亿建了100MW光伏电站，由于并网率只有50%，损失惨重。而据业内人士介绍，这个位于金昌县的项目除并网率低外，还涉及建设过程中层层转包，致使成本虚高且存在质量隐患，监理人员也曾受到黑恶势力的威胁。而做为利益交换，该业主公司须在金昌成立的组件厂命运尚未可知。
农民爷们一方面对黑恶势力俯首帖耳，另一方面经常成为满足包工头无理要求的“利器”。在媒体报道加群体事件已经成为标配的今天，本土尤其是少数民族施工队是农民爷中的“战斗爷”。
只要到了项目现场，不管干不干活，无论是否干满全天，都要一天工资，在等待材料期间的费用全部由业主方承担。甚至向文章开头那样不按规定施工，野蛮施工进而闹事的情况屡见不鲜。所以很多公司宁可从湖北、四川等地带人也不愿意从当地招聘。
在截稿之日，新疆莎车县又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暴恐案件，造成数十名各族群众伤亡。实际上，在很多民企中，南疆投资已经成为禁区。7月中旬，国家能源局组织召开了南疆四地州光伏规划评审会议，参加评审的有能源局、国网、新建电力设计院等数十家单位，但要想真正发展光伏产业，还需要还企业一个稳定的商业环境。
执法不能陷入“苦情式狂欢”
当地政府对本地百姓的偏袒也是助涨不良风气的重要原因。西北地区民族混杂，情况复杂，政府往往为了稳定和省事，往往选择偏袒当地群众。法律存在的意义在于保护守法者而非“弱者”或表面上的“弱者”，当执法者执法和民众感情的依据不是法律和事实，民众就会陷入“苦情选秀”式的狂欢：谁能讲个最惨的故事，谁的票数就最多。
同样也呼吁广大媒体，对待类似事件能够尽量去客观的进行报道。迈克杰克逊生前的骂名和身后的美誉，是打在包括笔者在内，每一个媒体人脸上的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