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相似观点的还有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江亿。他在该会上表示，通过燃烧煤炭和天然气来给建筑供热，是高能低用。
在他看来，热电联产的尾部乏气余热，以及高能耗工业生产过程排出来的低品位余热，应该成为供热的两大主导热源。
2017年12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等十部委联合印发的《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7-2021年）》（下称《规划》）提出，到2019年，北方地区清洁取暖率达到50%，替代散烧煤（含低效小锅炉用煤）7400万吨。到2021年，北方地区清洁取暖率达到70%，替代散烧煤（含低效小锅炉用煤）1.5亿吨。力争用五年左右时间，基本实现雾霾严重城市化地区的散煤供暖清洁化。
虽然《规划》表示，需采取多种燃料推进清洁取暖，并强调清洁取暖不仅仅是用电和气取代煤，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对煤炭、天然气、电、可再生能源等多种能源统筹规划。但去冬今春的北方供暖季时，各地兴起大规模的“煤改气”，致使天然气供应紧张、价格大涨，中国华北、华中多地发生大规模“气荒”，河北省还首次拉响天然气供应橙色预警。
多位参与上述会议的专家均认为，清洁取暖不等于“煤改气”或“煤改电”，应利用本地资源禀赋、基础设施等条件，坚持因地制宜、多措并举，合理确定改造技术路线。
“清洁取暖决不是简单的去煤化，而是应鼓励煤炭集中高效清洁利用。”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管理司副巡视员吴险峰称，特别是对于农村散煤，要把好技术关，选择可复制、可推广的清洁取暖技术路线。他也提出，在推进清洁取暖的过程中，要优化天然气使用方向，坚持环境效益最大化。
倪维斗表示，在治理高污染散煤的同时，要更快更好地发展清洁煤的利用，进一步提高煤电的发电效率。“由于环保问题，我们有点把煤妖魔化了，这对煤是不公平的。”他说。
在倪维斗看来，考虑到中国的资源禀赋，煤在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很长时间仍是主要能源。
江亿也认为，除非中国在燃气资源方面有所突破，否则天然气很难成为主导能源。他算了一笔账：目前天然气在中国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不到7%，如果像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一样达到20%的占比，保守估计每年需消费7000亿立方米天然气。但目前中国的天然气年产量约为1400亿立方米，由于天然气产量增速低于需求增速，届时，将剩余5000多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缺口需靠进口填补。
“如此，中国的天然气进口量将占到现有全球天然气贸易总量的50%左右，不符合国家对于能源安全的要求。”江亿说。
国家能源局总经济师郭智则建议，冬季清洁取暖工作需加强政策引领和市场引导，要在推进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促进清洁煤电热电联产集中供热的同时，明确电取暖的技术路线和配套电网建设改造的规模，有序推进“煤改电”；且要加快建设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不断地提升天然气供应的能力。
他举例称，统计数据显示，北方各省火电装机总量约6.8亿千瓦，若70%实现热电联产，可为150亿平方米建筑提供基础热源。北方地区的工业余热可以持续稳定提供2.5亿千瓦低品位热量，若将其中一半的热量用于供暖，这两大热源合计可为北方地区约200亿平方米的建筑提供每平方米35W基础负荷热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