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打击洋垃圾走私，查证各类走私固体废物11.11万吨，从3月29日到4月2日，海关总署组织14地海关开展了第二轮“蓝天2018”专项行动。
自今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启动“固体废物”进口禁令，将废塑料、未经分拣废纸、废纺织原料、金属矿渣等24类高污染固体废物拒之门外。而这一决定，也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引发连锁反应。
美国环境政策游说政客
弗兰克.布瑞尔：
中国禁令对于美国来说影响很大。中国是美国固体废物最大消费国。不幸的是美国运往中国的废品中很多被污染，中国政府不再愿意继续接收。
澳大利亚某回收公司业务经理 盖斯.兰博：
每个人都会受到影响，因为大量原本要运往中国的废弃物，将无处安放。
中国原本是世界最大的固体废料进口国，2016年，全世界56%固体废料的最终目的地都是中国。而中国启动拒收高污染固体废弃物禁令之后，在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甚至在我们的邻国韩国，大量原计划运往中国的固体垃圾被滞留在回收站甚至居民小区，堆积如山无处可去。
美国原本要出口的垃圾无处安放。
面对日益迫近的垃圾围城威胁，欧洲焦急讨论大约300万吨塑料垃圾要往哪里放，而欧盟拟对塑料包装征税以减少环境污染。在伦敦，某知名咖啡连锁企业的咖啡价格也应声而涨，开始对一次性纸杯加收费用。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刘建国：
我们也看到了这些发达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都开始陷入了一定恐慌，因为这些废物必须得有一个妥善解决方案，原来它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产业）链条，我们把它打破了。
对于已经习惯将固体废料运往中国的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的转变，让不少国家措手不及，而维持30年之久的全球贸易产业链也被打乱。
“固体废弃物”贸易最初以走私形式在中国出现，1995年，中国颁行《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首次将洋垃圾定义为“固体废弃物”，并纳入法制管理；1996年，中国对“固体废弃物”进口施以行政许可管理并公布进口目录，凭许可证进口的“固体废弃物”主要集中在废旧塑料、废旧纸张、废旧橡胶制品、稀有金属冶炼矿渣等四个大类。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刘建国：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进口固体废物呢？就是改革开放以后，当时我们经济要快速发展，各类生产物资其实都是严重短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有必要通过国际市场，去寻找一些能够替代我们资源的原料。那么恰好在这个时候，在发达国家它已经进入到了这种生产过剩，废物大量产生的阶段。
2015年中国总共进口4600万吨固体废料，如果加上通过走私、夹带、瞒报等各种方式进入中国的真正“洋垃圾”，数量更为可观。当全球固体废弃物出口高度依赖中国之时，经过30年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却正在面临经济转型和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刘建国：
我们国家恰恰经过了这么二十多年，三十年的发展，我们也进入到了一个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阶段，实际上现在我们各类物资都不同程度面临这种生产过剩的问题。
一部全球废品流动史，也是世界经济变迁史。美国去年向中国出口了1600万吨“固体废弃物”，作为目前全球最大的垃圾制造国，美国在一个半世纪前也是欧洲“洋垃圾”的受害者。后来随着经济腾飞，美国从垃圾接收者变成了输出者。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因为资源的短缺和迫切的发展需求，就成了发达国家完美的固体废料处理场。如今无处可去的各种固体废弃物，让发达国家颇感头痛，不得不去为它们寻找新去处或新用途。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绿党议员
梅丽恩·法鲁齐：
对澳大利亚来说，我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觉醒，我们不能再持续生产废弃物然后出口，让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让另一个国家去面对。
垃圾的“漂流”
中国全面禁止24类固体垃圾入境，其中就包括此前曾合法的“生活来源废塑料”。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对外宣布了英国未来25年环保战略，计划用25年时间彻底铲除塑料垃圾的威胁。在“环保”主题的演讲背后，是英国过去曾长期依赖发展中国家来处理本国垃圾，而中国正是它最大的塑料垃圾出口地。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刘建国：
生活源的(塑料)，它的品质其实不太好控制，杂质含量是比较高的。另外就是我们国内自己产生的这些量，也已经非常大。塑料的再加工利用过程，工艺比较复杂，当中确实可能在环保方面问题还是比较多的。
为了减少对石油的依赖，三十年间，高速发展的中国曾大量进口欧美国家废塑料作为工业原料，中国市场占到全球废塑料贸易的六成。一个塑料饮料瓶可能经历一场“奇幻漂流”：从英国港口出发，随着其它垃圾一起在天津口岸登陆，运往中国河北某处小工厂内被熔化再造成塑料颗粒，随后运往浙江某个注塑厂制成打火机壳子或塑料盒，最后销往全国或海外。
记者：国外的料有吗
浙江慈溪市废塑料商贩：现在很少，这段时间那个货柜（集装箱）全部不能进。
今年以来，随着禁令实施，浙江、天津等地很多塑料加工厂关停，国内废塑料价格一路上涨，却仍然有几百万吨缺口。国外进口废塑料的价格要比在国内回收价格贵30%-40%，但很多企业还是偏向于选择进口废塑料，原因是国外垃圾分类做得较好，且塑料品质比较高，而国内废塑料杂质太多，分离成本高，因此“土垃圾”比不上海外运来的“洋垃圾”。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刘建国：
循环利用，不是无限度的。你利用一次，它的品质一定是会降低的。包括废塑料也是一样的，我们国内企业也是喜欢国外进口的这些废塑料，道理是一样的，因为它主要还是属于相对高品质的。我们国内已经是再生了几次的，那它的品质自然而然就要差一些。就现阶段而言，国内就废塑料来讲，还是替代不了国外进口的这些废塑料。
进口废塑料如此抢手，自然也成为走私夹带的重灾区。很多打着“正规进口”幌子的废塑料，并没有达到回收标准，简单分拣后，就被填埋。英国《每日邮报》曾发文称，英国公众认真分类的塑料瓶，最终很多却进入了中国、印尼等地的垃圾填埋场。尽管英国法律规定，企业要保证出口到国外的垃圾合理利用，但英政府承认，每年运往国外的上千万吨垃圾并不受他们控制，更不要说私下勾结的走私市场了。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刘建国：
我们监管上面，其实是有漏洞的，本身难度是比较大的，所以它进来以后，我们对它后续的监管没有跟上，这样就造成可能有一些厂家，打着回收利用这种废塑料的些名义，把它进来了以后，以低成本这些方式把它处理掉，赚取中间的差价。我们现在下定决心要禁止进口，你只有彻底把这扇门关上了，可能有的问题才能够得到根本解决。
禁令的确对出口方影响不小，但影响更大的还是进口方——国内塑料产业。2016年我国进口废塑料700万吨，本地回收率只有四分之一，这意味着相关企业将面临供应短缺，可能推高废塑料价格。因此，中国大型回收企业正纷纷将生产转移至东南亚，而国内垃圾分类及废塑料产能，也亟待调整升级。
废品再生利用产业亟待升级
这里是广东贵屿镇的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在2015年底，镇上所有从事电子垃圾回收的拆解户，都已经搬进了这个园区，尽管还在用着较为原始的分解手段，但废气废水的无序排放，显然已经得到较为有效的遏制。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贵屿镇的26个行政村逐渐形成了以各村为中心的清晰分工和拆解格局，高峰期有大约6万人从事这一行业。数千个以家庭作坊为核心的拆解企业，每年拆解来自全球各地的电子垃圾超过百万吨。
尽管从2002年开始，国家已经禁止电子垃圾进口，贵屿镇也从2005年开始对电子垃圾拆解行业进行规范整顿，关停小作坊，但已经形成规模的产业链，依然吸纳着全国范围内的电子垃圾涌向这里。
拆解不同种类的电子垃圾，每吨可以得到150到500克不等的黄金，数百克左右的其它贵金属，拆解下来芯片、电容等还可以卖给手机翻新和电器加工企业；再剩下的金属残余卖给冶炼企业。正是这样丰厚的利润，让贵屿镇在经过了十几年的整改后，也难以真正调整自身的产业结构。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刘建国：
我们国家的情况，是世界上最现代化再生利用的企业，跟最原始的再生利用的企业并存，严控固体废物的进口，并不是说要消灭这个产业，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它转型升级，发展一些技术含量比较高，附加值比较高的(企业)。
事实上，从2012年7月开始，国家就已经对正规电子垃圾拆解企业进行35—85元不等的财政补贴，但几年的时间过去，这一行业却没有出现预期的良性发展。
华新绿源环保产业公司
渠道部经理 任露：
简单算一笔账，这电视比如说我110元收，110元是我投入的成本，国家补85元，我企业贴25元回收。它拆出来的东西也不过40元，相当于我挣15元，但我的人工，折旧，车辆运输，还包括这种技术各方面的东西，（都是）我的投入。
回收废弃家电的成本，加上承担无害化环保处理电子垃圾的责任，正规拆解企业平均毛利率不到10%，甚至在回收渠道和价格上，也拼不过类似广东贵屿这样发展了二十多年的产业链。而同类难题，在各个再生资源的生产链条中，也都或多或少存在。显然，拒绝洋垃圾的同时，加大力度打击国内环境违法企业，扶持技术含量高的再生资源企业，是政府必须着重考虑的问题。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刘建国：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努力，也是一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在原料端，切断以后，就要重构全球的一个产业链，也促使国内这些企业，提升产业集聚度，提升技术含量，提升环境保护、污染控制的水平，然后提升产品附加值。然后能够实现一个高质量的发展。可能把我们在全球产业链当中的这种层级，能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就在上周，生态环境部也再次强调，2019年年底前，要逐步停止进口国内资源可以替代的固体废物，这意味着，更多种类的洋垃圾未来将被列入禁止进口的名单，而对应的国内垃圾，显然还需要更为完善的分类、回收、分拣等流程，从而填补相应的原材料缺口。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刘建国：
在提高我们国内垃圾分类的效率、质量的一个基础上，大量小规模的，作坊式的散乱污企业，必须该关就关掉，核心的就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就是我们发展模式的一个转变，你也能用优质的原料，你去生产优质的产品，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最大限度去保护我们的自然资源跟生态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