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如何看待我国煤炭消费的发展趋势？
刘琪林：2014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并且实施了系统、严格的能源消费强度和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措施，2014～2016年煤炭消费量连续三年下降，降幅分别为2.9%、3.6%和4.7%。2017年受经济回暖、重工业反弹、来水偏少、煤化工快速发展等因素影响，发电用煤、化工用煤增长较快，但考虑到我国在散煤治理方面的坚定决心和强力措施，全年总体煤炭消费量最多为小幅增长，很可能与2016年持平甚至微降。
2017年，党的十九大作出了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的重大判断，这是党和国家对经济新常态内涵的最新阐述，也是对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轨迹的总体要求。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与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的矛盾，是发展不平衡的突出问题。从十九大报告的最新阐述看，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建设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基调。能源领域的工作，要创造性地解决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矛盾辩证关系。
煤炭的大量开采与消费，是我国环境生态文明恶化的主要根源，粗放、低效的能源生产与消费模式，也是我国能源发展不平衡的关键问题，是要通过更加平衡与充分的发展必须解决的难题。按照十九大精神的总体要求，未来在保障经济社会发展能源供应总体安全的前提下，我国将进一步降低对煤炭的依赖。随着经济增长方式和目标的实质性调整，长期以来通过投资拉动基建、带动高耗能行业、推高能源消费和煤炭消费的不可持续循环将不复存在。此外，国家推动新能源大发展的目标已定、政策体制也愈发完善。因此，我们判断2013年就是中国煤炭消费的峰值，未来煤炭消费可能会在近年的水平上有短期波动，但不太可能出现大幅回升的情况。
记者：您如何评价《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及其对应的气候达峰目标？
刘琪林：我国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第一大国，也是增量第一大国，我国的气候承诺对全球减排具有最为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之后，我国的定位与态度将对全球气候治理发挥更加重要的风向标作用。我国的气候承诺目标是2030年比2005年碳强度降低60%～65%，2030年碳排放达峰并力争早日达峰。
2017年4月2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以下简称“能源革命战略”）指出，到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50亿吨标准煤以内，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41亿吨以内；2021～2030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60亿吨标准煤以内，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达到目前世界平均水平。根据我们研究测算，2020年，我国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总量约为103.3亿吨，在2015年的基础上增加9.5亿吨；2030年，我国能源消费碳排放总量约为113.1亿吨，相比2020年增加9.9亿吨。从碳排放的年均增速来看，“十三五”期间，我国碳排放量年均增速约为1.9%，较“十二五”期间增速下降0.8个百分点；2020～2030年，碳排放量的年均增速约为0.9%，较“十三五”期间增速下降1个百分点，碳排放量增长明显放缓。
根据能源革命战略提出的发展目标，结合我国的经济发展展望，进一步测算我国GDP能源强度以及能源消费弹性的变化趋势发现，GDP能源强度的变化趋势与历史发展轨迹是一致的，一直保持稳步下降的趋势。按照能源革命战略的发展规划，不管是2020年还是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这一关键指标均能顺利完成。这就意味着，我国政府提出的能源革命战略与国际气候目标承诺是内在一致的。因此，能源革命战略的有效落实，对于我国实现碳减排目标以及履行气候变化承诺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记者：我国在控制能源消费和碳减排方面还有哪些提升空间，如何进一步提升？
刘琪林：2014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与此同时，我国能源消费也逐渐步入中低速增长通道。从“十三五”时期的第一年来看，2016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增长1.4%，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约为0.21。尽管2017上半年能源消费增长有所反弹，全年可能超出年初预计的1%增长预期，我们认为2017年的情况属于短期波动、偶发情况，与新常态的特征并不吻合。放眼整个“十三五”时期，乃至到2030年，随着能源效率不断提高，经济结构逐步向高新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型，能源消费将保持长期低增长的趋势。
通过进一步分析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量对应的能源消费增量的情况发现，2016年，我国GDP净增长13.45万亿元，与之对应的能源消费总量净增长1.91亿吨标准煤，也就相当于每增加1万元的GDP，约消费能源142千克标准煤。然而，根据能源革命战略提出的目标，“十三五”期间，乃至到2030年，要达到预期的经济发展目标则需要更多的能源消耗，尤其是“十三五”期间，每万元增量GDP对应的能源消费约是近三年的两倍之多。因此探索一条更加节能高效、清洁低碳的能源发展路径对于我国能源行业低碳转型，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从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都有重要意义。
在既定的技术进步、能效提升的路径下，如果再充分考虑第二产业由高能耗向高附加值新兴产业转型，经济由投资、出口和高能耗制造业驱动向消费、服务和第三产业转变的轨迹对能源消费、能源强度的影响，中国完全可以更进一步，把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更加合理的水平，实现更加有雄心的能源强度、碳强度目标，显著降低碳排放峰值，并使得达峰的时间提前到2023年附近。按照能源革命战略2030提出的目标，在能源使用上我国只能沿着发达国家已实现的道路前进，而强化节能则使我国可超越发达国家的历史轨迹，成为新的全球能效领袖。
总之，能源系统进一步优化的空间，一是要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加速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大幅提高经济发展和能源使用的质量与效率，二是要进一步优化存量，通过技术进步、管理提升和能源替代综合提升能效，以更少的消耗和排放实现同样的产出和经济价值。我们的研究表明，通过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强化能效，2020年的一次能源消费完全可控制在48亿吨标准煤，2030年可控制在53亿吨标准煤左右。这样，2023年我国因能源消费而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就有望达峰，这将对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作出巨大贡献，我国也将不折不扣地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者。
记者：在能源革命的大背景下，您如何看待我国电力低碳转型，煤电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刘琪林：我认为电力低碳转型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第一，风电、光伏等新能源的大规模运用，需要通过电力系统来实现。因此，电力转型的首要任务是尽快实现增量的电力需求完全由新能源来满足，在新能源更具有竞争力，储能技术进一步成熟和大规模应用之后，则要实现存量的化石能源电力逐步被新能源所替代。第二，加速电气化进程，实现终端用能电能对化石能源的替代。这是通过新能源的终端替代加速能源消费革命，而且这一替代还会大幅提升综合能源效率，提高我国能源系统的现代化水平，保障人人享有可负担、安全、绿色的能源消费权利。第三，通过新能源替代与电能替代两个途径，实现电力系统和能源系统的低碳化。
当前，我国电力系统的主要特征是煤炭在电力供应中仍占绝对主力位置。这是由我国的能源资源禀赋所决定。在能源革命的大背景下，业内讨论比较多的是长期的电煤占煤炭消费总量的比例问题，其中占主流的声音是因为煤电已经实现了超低排放，因此应该大力推动用高效的电煤来替代高污染的散煤。实际上，电煤占比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决定的。我国正处在由工业化中期到后期的发展阶段，且我国的国情决定了制造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仍是经济主力。因此，煤电在低碳转型的总体要求下，要在电力系统中找到短、中、长期定位，真正形成推动电力低碳的体制机制环境。
（刘琪林系西安交通大学经济学博士，在电力相关行业从业20多年，长期从事能源经济尤其是电力产业效率问题相关研究，对中国能源政策有着系统独到的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