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以要素禀赋驱动的经济增长几近极限，同时累积了环境污染等生态问题，尤其是京津冀地区，环境承载超限、污染严重，过剩产能集聚。经济发展进入转折关口，亟待转变发展方式走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宣告我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要求发展要以质量优先，具体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京津冀协同发展也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成为京津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先导。绿色发展自然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我国金融总量虽然位居世界前列，但绿色金融占比过低，难以有力发挥调整产业结构、撬动经济绿色增长的金融支点作用。当前，亟须疏导传统金融转向绿色投向，提高绿色金融供给。京津冀面临绿色金融需求极大、绿色金融供给过少、传统金融总量过剩的问题。
京津冀协同发展需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由于市场不完全竞争、信息不对称、非理性人等问题的存在，市场并不总是有效的。市场失灵不仅意味着无效率，也通常被用于描述市场力量无法满足公共品需求，甚至带来负外部性。
市场失灵以及调控手段的不足或不当导致金融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在某些领域和环节失灵。金融的市场失灵，是指金融体系无法依靠现有条件下的自发融资活动，满足良性经济发展的大量资金需求，反之带来投资泡沫和产能过剩等问题。金融市场失灵原因：一是负外部性的融资项目由于私人边际成本低于社会边际成本，使得存在高污染等负外部性投资相对过度，而消除污染等正外部性投资却相对不足;二是因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在搭便车的情况下，资金回收少，使得公共物品投资不足;三是信息的不完全性增加了决策的风险，信息不对称导致投资不足或逆向选择;四是市场不完全竞争，具有一定垄断优势的银行在定价、风险选择上偏好高收益、预期稳定的项目，而非高风险低收益的环保、节能、减排项目;五是当经济向好时期商业性金融机构愿意承担更高的风险，反之收缩信用规模，加剧经济困难。
绿色金融的本质是一种制度安排，可用来解决金融的市场失灵。其通过增加全社会具有环境效益的投资总量、改善全社会环境投资结构，提高了水、空气等环境质量，促进清洁能源和绿色技术发展，纠正金融失灵和市场失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增长。京津冀协同发展须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充分发挥绿色金融的资源配置作用，促进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绿色问题。
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绿色问题
我国产业结构整体偏重，2016年末，虽然第二产业比重下降到39.8%、第三产业比重升至51.6%，但第三产业比重仍低于美国的78%、世界平均值68.5%，同时我国第二产业中钢铁、水泥等重工业占比在60%以上。再叠加水土等资源总体不足和分布不均，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累积了空气污染等诸多环境问题，其中尤以京津冀为重。
2016年底，北京市水资源总量为35.05亿立方米，按照年末常驻人口2173万人计算，北京人均水资源仅为161立方米，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15;机动车保有量571.8万辆，单位平方公里的机车密度为348辆，是全国平均机车密度的11倍;平均车道数为1.76，低于香港的2.1，每百辆汽车拥有停车位不足36个;城六区(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雾霾指数393微克/立方米，晚间更是高于400微克/立方米。天津2016年末三次产业结构为1.2∶44.8∶54.0，第二产业中重工业占比高达77.3%;人均水资源低于北京的人均水资源量161立方米，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20，也低于国际公认的500立方米极度缺水警戒线，且天津地下水严重超采、水体普遍受到污染。河北以重化工业为主，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高污高耗”产业产能过剩，2016年上半年，河北省粗钢、成型钢材、生铁、铁矿石产量均同比正增长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据环境公报，2015年河北省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10.84万吨，氮氧化物排放量为135.08万吨;2016年上半年空气质量相对较差的10个城市中河北省占据6席。
京津冀经济社会发展区域分割、协同效应低，是造成京津冀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产业协同方面，京津冀在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工业项目之间缺乏统筹协调，区域产业协作水平也不高，区域内部生产要素的流动与共享不足。交通协同方面，三地运输市场存在一定的障碍和壁垒，各地的政策和标准都存在差异性，三地经济圈部分运输通道仍然“不通不畅”，北京市承担了大量的全国客流和货流中转，而天津、石家庄等枢纽的客运、货运流量偏小。天津和河北的重化工业集中造成污染，并输送污染至北京;北京虽产业升级较快、服务业发达，但人口集中造成拥堵。环境保护协同方面，由于布局限制，效果未达预期，三地的环境承载和污染仍未显著改观。京津冀协同发展本质要绿色发展，以尽快解决环境污染等绿色问题。
与绿色发展伴生的绿色金融问题
实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过去以资源消耗和人体健康为代价的实体经济发展，表明金融资源配置到黑色经济过多，从而累积了过多的环境问题，导致经济增长与环境的不可持续。发达国家较早开始重视经济增长与环境可持续的问题，制定了完善的法律和制度，积极培育绿色金融机构和产品，推动经济绿色发展。
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首要问题是绿色金融发展的市场失灵。第一，虽然绿色项目产生正外部性，但大部分受益人无须向正外部性支付对价，项目实施者的个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或低于其他非绿项目收益，甚至不能弥补项目成本，市场自身促进外部性“内部化”的激励和补偿机制天然不足。第二，对污染环境项目强行禁入以及对造成的负外部性惩罚不足，导致污染企业过度投资和生产。第三，企业和项目的绿色信息难于获得，绿色信息披露要求也低，绿色金融标准不完善，绿色认证和评级制度存在短板，导致绿色信息搜寻成本很高。第四，金融机构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发展的目标，自身无动力去追求社会责任最大化，盈利性与“社会责任”间存在矛盾，导致其缺乏投资绿色项目的内在动力，致使绿色资金供给不足。第五，我国绿色金融产品主要集中在绿色信贷方面，而银行的绿色信贷很难为中小企业、长期项目提供资金，单一的产品结构难以满足绿色企业多样化的融资需求，有限的产品也难以满足绿色项目投资者对流动性、风险、收益的多样化需求。第六，绿色金融业务涉及到复杂的与绿色有关的专业技术，金融机构不能充分判断该绿色技术在商业上是否具有可行性，而提供绿色评级、认证、咨询的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数量过少，服务能力不足。
绿色金融发展问题表明，市场无法克服绿色金融发展的所有困难，需要政府伸出“有形之手”，通过完善政策支持和体制机制纠正市场失灵，增加绿色金融的有效供给，促进其总量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之下，京津冀绿色发展为绿色金融创新发展提供时代契机。
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绿色金融供求分析
我国金融总量大，但结构上绿色金融占比过低。自2013年以来，新增信贷中绿色信贷余额占比趋势性下降，2017年2月末，21家主要银行绿色信贷余额7.51万亿元，占所有信贷存量的6.8%，数据表明，在信贷绝对主导金融供给的金融体系中，绿色金融发展不容乐观。
存量绿色金融供给方面，京津冀地区绿色金融总量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绝对占比依然偏低。截至2016年末，全国绿色信贷存量、绿色债券发行量、绿色PPP投资额及碳交易成交额合计为15.53万亿元，其中京津冀地区合计为2.19万亿元，占比为14.09%;以信贷余额、债券发行量、PPP投资额计，全国金融供给总量为142.78万亿元，其中京津冀地区为14.02万亿元，占比为9.82%;以表1口径计算，全国金融总量中绿色金融占比为10.88%，京津冀地区绿色金融占比为15.60%;金融总量中，以信贷为主，占比为74.66%，其中绿色信贷在信贷总量中占比为7.05%、在绿色金融中占比为48.35%，京津冀分别为14.01%和78.54%。相比全国，京津冀绿色PPP投资比例过低。详见表1。
绿色金融需求方面，京津冀疏解非首都功能、产业转型升级、环境保护、交通一体化存在巨大绿色金融需求。疏解非首都功能：依据北京十三五规划，北京对天津和河北实施疏解非首都功能，缓解北京城市交通拥堵，预估2017～2020年投资总额至少分别为5500亿元、7505亿元，小计1.3万亿元;依据通州十三五规划，北京通州区2020年前要建立187个重大项目，预计2016～2020年投入4000亿元左右;依据《京津冀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方案》，2016年12月，京津冀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正式启动建设，预计投入资金约800亿元;依据雄安新区建设规划，仍有至少千亿元级别的绿色融资需求。产业升级：根据《京津冀产业转移指南》《北京市拟疏解产业一览表》《北京市2017年重大项目计划》等文件综合测算，京津冀产业转型升级共需资金投入约2万亿元人民币。环境保护：根据各地十三五规划，“十三五”期间京津冀三地水污染防治投资额估计为200亿元、100亿元、200亿元;京津冀三地治理大气污染预估投资额分别为600亿元、400亿元和1100亿元;京津冀三地土壤污染防治预估三地的需求分别为100亿元、80亿元、150亿元;京津冀生态保护投资额预估分别为800亿元、400亿元、600亿元，小计4730亿元。上述较确定资金需求总计4.35万亿元，考虑其进一步的杠杆作用及为全面实现绿色发展目标的充分资金需求，预计2017～2020年京津冀三地绿色金融需求总量至少为8万亿元。
京津冀绿色金融缺口方面，首先假定未来需求平均分摊，则2018～2020年年均绿色金融需求为2万亿元，总计6万亿元，然后以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PPP和碳交易四个品种计算绿色金融供给，按照2016～2017年四个品种历史年增速并赋以一定的加速度(未考虑超出历史的额外强制、激励政策和创新)推算2018～2020年四个品种增长量，测算出三地2018～2020年绿色金融供给。(详见表2)数据表明，三地绿色金融的供需缺口大，绿色金融需求满足率均低于50%，天津满足率仅为1.9%，京津冀三地绿色金融供给远远不足。
绿色金融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建议
按现行条件预测的“十三五”京津冀绿色金融供求缺口巨大，表明现行发展条件下，京津冀三地绿色金融供给缺乏动力，金融机构绿色金融发展缓慢，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不足，京津冀绿色金融发展协同效应弱。
针对制约绿色金融供给的问题，可通过机制创新增加绿色金融内生动力，通过机构创新增加绿色金融供给增量，通过产品创新增大绿色金融供给流量，以提高绿色金融总供给，弥补绿色金融供需缺口。一方面支持实体经济进行绿色转杠杆，即为传统过剩行业去杠杆同时，保留先进产能和高效产能，绿色金融支持以技术和创新驱动切换到低碳生产模式，节能减排和节约资源，提高产出的正外部性;另一方面支持实体经济加绿色杠杆，即以绿色金融支持低碳环保技术的研究、清洁能源的开发、高效节能设备的采购与维护、环境修复，以及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低的新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促进经济绿色增长。
在传统金融方面，加大转绿力度。通过财税政策、定向降准和MPA考核优惠激励、金融禁入和环保趋严强制、绿色信息与评级服务润滑，促进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转型，传统金融转型绿色金融、黑色经济转型绿色经济。2017年9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123.18亿元，其中绿色贷款占比较低，仅为10%左右，传统信贷转绿空间巨大。若上述传统金融转绿政策到位，未来每年绿色信贷占比可额外提升，若绿色贷款占比额外增加5个百分点，则绿色贷款年增长至少8.2万亿元以上，按前述京津冀绿色信贷全国占比14%估计，京津冀绿色信贷每年至少可增1.15万亿元以上。绿色信贷以外，绿色证券、绿色基金(含绿色PPP)、绿色保险额外增长也可弥补部分供需缺口，尤其是绿色PPP基金可发挥各级政府基金的杠杆作用，绿色融资空间较大。
在创新金融方面，绿色银行和离岸绿色基金或债券可有效提供绿色金融增量。若京津冀协同发展能获得先行先试的政策支持，建立区域绿色发展银行和离岸绿色基金或债券市场，则将极大提高京津冀三地绿色金融供给。按照绿色银行1000亿元资本金计算，15倍杠杆，可提供1.5万亿元绿色信贷。当前，随着上海自贸区逐步发展成熟、人民币汇率和与美元利差稳定，离岸绿色基金或债券发展值得预期。另外，碳排交易市场以及碳基金的发展，可加快绿色转杠杆和加杠杆，也是增加绿色金融供给的重要渠道。
总之，京津冀协同发展需先行先试，突破机制、机构、产品和政策约束，以增加绿色金融供给;健全京津冀绿色金融发展协同机制，统一环保督查和监管、环保和绿色金融支持政策、绿色评级和绿色信息共享共治，协同绿色金融机构和服务创新，保障和促进传统金融向绿色金融转型、传统经济向绿色经济升级发展。
(作者刘宏海单位：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资产负债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