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合会”)2017年会近日在北京举行，本届年会主题为“生态文明在行动：迈向绿色发展新时代”。会议设立了绿色城镇化与环境质量改善、全球海洋治理与生态文明、长江大保护与流域治理创新等7个主题论坛。本报今日刊发相关论坛综述，以飨读者。
以人为本：城镇化急需绿色转型
城市占用着全球2%的土地，却承载着全球50%的总人口;创造了70%的GDP，但也排放了70%的温室气体。
快速城镇化带来一系列环境问题，专家们表示，这些环境问题不是孤立的，也不会局限于城市的地理边界。
如何探索有助于城市环境改善的创新性、系统性解决方案?如何将生态方法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纳入绿色城市的发展规划与建设当中?
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17年会绿色城镇化与环境质量改善分论坛上，来自各国政府、国际组织、科研机构、知名企业和地方政府的高级别代表，共同讨论和分享绿色城市规划与建设经验。
用生态系统思维方式建设城市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速度加快。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2016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7.35%，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
“工业文明推动的城镇化，实际上是一个灰色的城镇化，我们要转向绿色的城镇化，让城镇化从广度转向深度。”国合会委员、国务院参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仇保兴认为，城镇化需要转型，由工业化转到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我们需要有一个思维方式的转变。”国合会副主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施泰纳认为，当前很多城市“身兼数职”，承担着贸易中心、消费中心等各种职责。他建议，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对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统筹考虑。
国合会委员、瑞典原副首相兼气候与环境大臣罗姆松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我们要有一个生态系统的思维方式，一个城市就是一个生态系统，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思维。”
“大概95%的城市化增长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国合会委员、荷兰基础设施与水管理部秘书长李德薇表示，实现绿色的城镇化，需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相互配合，正是因为有政策的配合，才能使得污染物排放在各地有所减少。
城市治理应寻求系统性解决方案
过去不可持续的、没有弹性的城镇化模式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生物多样性损失以及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功能的退化。
在执行层面，许多问题急需系统性解决方案。如何更好地与自然和谐相处，将生态系统方法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融入城市发展规划，是构建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关键。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齐晔认为，新的城市应该是紧凑型的、绿色的、智能的、低碳的、包容的。推动绿色城镇化需要更多的沟通和提高透明度。
世界未来委员会循环城市全球牵头人舒瑞格提出循环再生城市的概念：“城市的新陈代谢不应是线性的而应是动态的，城市所吸收的资源，城市居民吸收的资源应该能够循环再生;在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城市资源的循环再生。
“城市湿地保护和恢复应该放在城市规划当中，把城市作为一个生态系统，或者研究城市的生态系统的功能，把湿地恢复作为城市生态修复的基础。”舒瑞格建议。
城市湿地对城市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湿地公约》科学技术委员会科学专家、国家湿地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院长雷光春认为，一个好的生态系统的服务载体之一就是湿地。但是目前，城市中湿地越来越少。
据介绍，我国湿地资源的现状不容乐观，毁湿开垦、蚕食湿地和非正常途径占用湿地的现象屡禁不止，每年湿地消失的速度仍然接近1%。
“由于缺少城市湿地调节，许多城市出现内涝问题。而自然湿地是无法取代的。”雷光春建议，立法保护湿地，同时也把湿地的保护、恢复和城市规划结合在一起。
在城市规划过程中，政府应该是一个什么角色?国合会委员、印度能源与资源研究所所长、总理气候变化委员会委员马瑟尔认为，政府应该是一个协调者。政府不仅要提供基础设施，还要保证这些设施能够高效节能。政府除了对城市内部进行规划，还需要对城市周边包括土地等各领域进行协调。
“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也要考虑人们的健康问题。”罗姆松表示，绿色城镇化规划要与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契合，避免城市成为污染源。
保护海洋：人与技术是关键因素
“在2030年之前，全球海洋经济规模将增长3倍，人们应考虑以可持续的方式促进增长。” 在日前举办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全球海洋治理与生态文明”分论坛上，国合会副主席、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索尔海姆在发言时介绍说。
此次论坛邀请多国政府机构、民间组织和科研机构的嘉宾围绕全球海洋治理与生态文明的相关议题进行对话。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人类对海洋资源的过度利用、污染和破坏正在威胁着海洋的生态承载力，急需开展基于海洋生态系统的综合海洋治理，建立一套更加全面、协调、跨部门合作的综合自然资源管理政策体系，积极培育绿色、循环、低碳的海洋新兴产业，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海洋的可持续发展。
政府应积极推进海洋保护可持续发展
保护海洋环境与各国未来发展息息相关，如何减轻船只对海洋的污染，减轻捕鱼业对海洋的危害，如何提高海洋储备，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
联合国大会第七十一届会议主席汤姆森建议，各国政府应该取消所有的捕鱼补贴，进而遏制过度捕捞现状，积极推进人类和海洋之间的和谐共生和可持续发展。
国合会委员、澳大利亚环境与能源部常务副部长普拉特介绍了澳大利亚政府的海洋管理经验。他表示，澳大利亚管理海洋的工具是设置海洋保护区，澳大利亚海洋保护区是全球第二大的海洋保护区，大概占澳大利亚1/3的海域面积。“在保护区内，会依据海洋生物种类的不同，划分成不同的区，并制定不同的管理方案。”
在保护海洋环境方面，中国也一直作出自己的尝试和努力。中国国家海洋局生态环境保护司副司长霍传林表示，关于海洋管理，中国国家海洋局提出“三个聚焦”，第一聚焦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第二聚焦推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第三聚焦深度参与国际海洋治理。
“我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对于海洋的使用，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生产、如何消费。”国合会委员，意大利环境、领土与海洋部可持续发展、欧盟与国际事务司司长拉卡梅拉表示，世界各国政府很关注增长，但却忽视了关注长期质量。
在全球治理海洋环境方面，国合会副主席、挪威气候与环境大臣赫尔格森建议借鉴巴黎协定的经验，对不同的挑战制订不同的目标，对不同的目标采取相应的行动，同时达成对海洋资源保护的共同承诺。“虽然框架并不一定和巴黎协定一模一样，但是经验是值得借鉴的。”
汤姆森对中国的海洋政策表示了肯定。他认为，中国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重要国家，中国对于海洋保护也做出了非常大的承诺，并希望能继续贯彻执行。
民间可成为连接企业、公众和政府的桥梁
在保护海洋生态方面，民间力量一直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参与话题讨论的各方不约而同地表示，人和技术是保护海洋环境的关键因素。
国合会委员、美国环保协会总裁戴芮格指出，全球海洋业长期面临过度捕捞的危害，保护海洋最关键的是人和技术，而且人是主要因素。
“不管是出于食品安全，还是从生活的角度，保护海洋环境，都需要调整人的行为。”戴芮格说，他们邀请加拿大、墨西哥等地区的渔民，观看他们的行为对海洋带来的影响，以期改变他们的行为，并取得了一定效果。
对此，北京巧女基金会总裁董策认为，渔民不捕捞就不能生存，单靠教育很难禁绝过度捕捞行为。“主要还是要让过度捕捞的渔民有新的生计，并且比他目前收入不会少。”
除了人这一要素，戴芮格认为还可以通过技术制止过度捕捞。比如，利用遍布全球海洋的渔船监测海洋生态的实时环境变化，确定本区域的计划捕捞量，进而达到防止过度捕捞的目的。
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韩寒表示，政府未来可以借助移动互联和物联网技术开展监督和管理，这也是全球海洋将来的治理模式。“技术让我们可以与海洋进行更好的互动。”
韩寒表示，作为关注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民间组织，希望能够通过连接企业、养殖户、公众和政府，配合中国的渔业管理改革。同时希望通过数据驱动中国水产品上下游行业的蓝色升级，让中国优秀的养殖技术经验走出国门。
加强长江流域整体性保护与综合治理
由于人类行为和气候变化的影响，长江流域的水质、水量和生物系统正面临巨大挑战和威胁。保护长江、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刻不容缓。
长江生态保护机遇与挑战并存
多位专家在论坛中表示，必须认识到流域性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复杂性。长江上中下游情况区别明显但又相互联系，流域内各支流、湖泊、湿地所面临的挑战各异，同时水质和水量的分配、发电与航运的利益均衡等问题涉及各利益相关方。
“从目前来看，整个长江经济带面临的环境问题和压力主要体现在流域的整体性保护不足;生态系统的破碎化、功能退化现象比较严重，自然岸线的过度开发问题较多;上游地区水土流失、湖泊湿地退化问题也比较突出。”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金南说。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认为，长江流域的生态环保工作还面临很大挑战，下一步，应统筹和重视江河湖海以及上中下游之间的关系，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制定有关的法律法规，建立现代化的水流域综合管理体系等。
在国合会委员、世界自然基金会总干事兰博蒂尼看来，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形势严峻，但中国对环境问题的思考是深刻而全面的，对推动长江生态环境的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积极探索生态补偿机制
如何在长江经济带建立一种行之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成为与会专家代表们热烈讨论的话题。
“对于长江经济带的生态环保工作，我们需要进行一些制度改革，现在各种各样的方案也正在讨论当中。今后，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促进南南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我们也需要积极创新，以市场为导向，促进绿色发展。”王毅说。
在讨论中，多位专家和代表也针对长江流域的森林、竹林保护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大家认为，开展长江治理时应进一步加强对沿岸森林问题的关注，避免造成水土流失。
针对长江保护，与会专家代表们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相关部门的代表也介绍了近年来的工作，并提出了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近些年，我们的工作取得了成效，但是保护长江的生态环境将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未来我们将紧扣一个核心，同步推进工业、生活、农业污染源头管控，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和技术手段，不断提升污染防治的内生动力和水平。”江苏省环保厅副厅长于红霞表示。
长江三峡水库是中国重要的战略性淡水资源库，也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保护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安全，对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安全的意义十分重大。国合会特邀顾问、国务院三峡办原副主任胡保林表示，要以生态文明建设引领库区绿色发展，把治污、治水、治山、治穷结合起来，突出特色优势，选择科技含量高、环境污染少的生产方式，形成绿色化的产业结构。同时，要加强库区生态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进一步促进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多方合作保护长江生态环境
考虑到长江对中国整体经济、社会和民生的影响，多方合作和共同参与的流域综合治理模式才是解决长江保护与发展问题的关键。
“我们与合作伙伴在中国展开的多个合作项目都取得了进展，希望继续与中国政府以及各国企业进行合作，在恢复长江流域的生态系统、增强河流抗洪能力、保障流域安全等方面做出积极的努力。”兰博蒂尼说。
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区首席代表滨瀚表示，长江保护的总体规划方案就是要打造一个绿色的生态走廊，并且将流域的不同区域纳入一个整体的管理区，“下一阶段我们将进一步开展项目合作，针对水污染治理、水资源管理等多个方面，支持各单位、各机构采取行动，妥善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全面推动大保护，实现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发展。”
国合会委员、加拿大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魏仲加则表示，除了企业之间或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项目合作，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也非常重要。
与会专家讨论认为，现阶段需要充分利用新机遇新条件，妥善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全面推动大保护，实现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发展。
要彻底革新环保产业运行模式
环保产业在改善环境质量、推动绿色发展方面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当前环保产业发展也面临一些制约，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我认为当前环境变革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彻底革新环保产业运行模式。”国合会特邀顾问、以色列环境部可持续发展高级副司长科恩在发言中这样表示。
政府要为绿色转型提供创新动力
科恩认为，作为政府部门，其主要职责就是做好政策制定和对行业的引导，为企业的创新探索提供补偿和支持。“对企业来说，在创新机制方面会略为保守，这是因为它必须在保证正常运营的情况下才能去考虑创新方案，而不会冒着违法违规的风险去进行探索。”
同时，对于整个行业来说，也需要不断寻求转型升级的道路。科恩提出，企业可以利用现有的政府资源来推进机制创新，同时也可以将中小企业纳入政府财政补贴项目中来，以此作为其创新的动力。
“加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对弥补现有制度和政策方面的缺陷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科恩认为，首先要针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制定目标，同时强化科研项目的转化与落地;其次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相关政策和标准;最后，要制定详细规定，帮助推广科研成果。在创新绿色金融政策方面，科恩认为，不能只做环境治理，更多的要做环境资源化处理，拓展投资收益的渠道。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陆军表示，必须加大对环保PPP模式的引导力度，使财政环保专项资金由补投资转向补运营，以及向PPP模式下的政府付费来转变。
陆军认为，推动绿色发展、加快绿色转型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之策，只有绿色发展、只有绿色转型，才能够基本解决这个问题。
政策创新引导社会资本进入环保领域
环境保护领域作为PPP模式的主战场，其政策的鼓励、引导作用是不能忽视的。财政部PPP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9月，全国入库PPP项目共1.42万个，累计投资额17.8万亿元，其中涉及环保领域的项目数量和投资数额占到了全部项目的10%~20%。
陆军表示，当前中国在环保投融资模式重大创新，以及项目管理方式转变等方面，都进行了重大的探索。“这些探索都有利于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项目建设方式的转变，有利于提升项目实施的管理水平及效果。”此外，推行PPP模式还将大幅度提高环保投资的效率，有利于环保市场的开放，并推动环保产业的快速发展。
而做好PPP模式的关键，仍在于科学合理、按效付费的原则。陆军指出，PPP模式的核心目的是环境质量的改善，必须把环境质量改善的成效作为付费的一个基本条件，因此绩效指标的设定，要与中国当前以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的管理要求相适应。其次，绩效目标的确定要充分考虑动态性。环境质量的改善每一个时段都有不同的要求，应该根据不同的要求设置不同的目标。
另外，绩效考核的结果要与项目的运营和可用性付费全面挂钩。因此对于环保的PPP项目而言，将绩效考核结果与政府付费全面挂钩，应该是保障社会资本持续运营的动力，有利于真正实现政府资金从买工程向买效果转变，也使社会资金进入市场以后，能够得到一定的利润回报。
据统计，去年中国财政在环境保护方面投入了约5000亿元人民币，社会资本投入约6000亿元人民币，总计1.1万亿元人民币左右。这表明中国政府在引导社会资本进入环境保护领域的成绩显着。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显示，在“十三五”期间，我国在工业污染防治、环境修复、可持续能源、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能源与资源节约五大领域至少需要投入15万亿元人民币。
“这说明目前国家财政的投入以及社会资本进入市场的程度还远远不够。因此我们还需要在政策、创新等方面来引导社会资本进入环境保护领域。”陆军说。
绿色发展取决于技术创新机制创新
中国已经进入绿色转型发展新时代，在未来几年，中国将通过改善生态环境、分享绿色发展经验、开展国际合作、增进本国和世界人民福祉等方式，在推动全球绿色发展和转型方面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国和全球绿色发展转型”分论坛聚焦目前全球绿色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就中国如何确保绿色发展、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目标如何得以实现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中国将引领全球绿色发展转型
面对全球严峻的环境挑战，中国需要快速全面地实现绿色发展转型。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普遍共识。但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差异，全球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进程受到了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强大的执行力，需要先行者、实践者、引领者。
国合会委员、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主旨演讲中指出，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观，也可以说就是绿色发展的中国方案。目前，中国正在推进生态文明八大制度建设，包括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开发空间保护制度、空间规划体系、总量管理、资源有偿使用、生态补偿制度、环境治理体系、绩效评价考核及责任追究等，八大制度相互关联，逻辑贯通，层层递进。
“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中国已经展现了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挪威商学院教授、罗马俱乐部董事会成员、《增长的极限》作者兰德斯表示，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尝试有序减少煤炭、石油等能源的使用。“未来，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肯定会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让我们拭目以待。”
绿色发展需要协商合作和政策指引
在引领全球绿色发展的同时，中国也同样面临着诸多挑战。在讨论中，代表们认为绿色发展不仅需要坚持，还需要更多的协商合作和政策指引。
“习近平主席在很多场合都说过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而且这个说法在联合国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国合会委员、美国环保协会总裁戴芮格表示。
“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对中国是有益处的，也有益于全世界。”国合会特邀顾问、荷兰环境评估委员会主席莫马斯认为，现在中国面临的是双重的挑战，一方面，需要出台更多的政策，以解决贫困的问题，以便推动中国的社会达到公平和平衡。另一方面，还要满足人们不断提高的预期。不仅仅要考虑到生态环境的问题，同时还要考虑到社会发展的问题，要把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结合在一起。
“怎样才能把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最核心的其实是创新，创新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参与，将技术创新、治理创新及理念创新结合起来，推动绿色发展，破解绿色发展过程中的种种难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薛澜指出，绿色发展需要创新，但不是简单地讲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治理创新，而是需要把几种创新融合起来，这需要政府、国际组织、企业和高校一起协同发挥作用。
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中国能源项目组高级科学家林江也强调了创新在绿色发展转型中的重要作用。“绿色发展不仅取决于技术的创新，同时也取决于机制的创新。”林江表示，当前中国在很多绿色技术方面都已经领先，中国应该充分利用这些技术，同时用这些技术来帮助其他国家发展绿色基础设施。
“比如，在太阳能和风能方面的投资，可以进一步用投资收益来支持新能源的发展，同时促进其他能源的发展。”林江说。
绿色生活方式推动绿色转型
专家指出，绿色发展将有效推动经济、技术和社会进步。通过改善治理、推进法治、完善金融机制、转变观念以及升级技术，我们可以应对挑战、抓住机遇。数字时代提供了许多创新机会，帮助人类创造更加美好和更可持续的生活。
国合会委员、德国联邦环保署署长克劳茨贝格尔分享了德国促进形成绿色生活方式的经验。从资源和能耗的消费来讲，德国的人均消耗是世界上最高的。在这个背景下，2016年，德国政府制定了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设定了可持续消费目标，“德国在不同的领域系统性地加强和扩大可持续消费的概念，目标是把可持续性的消费变成一个更加主流化的概念。”
欧洲环保协会总法律顾问如利介绍了如何通过法治来推进绿色生活方式的实现。“法律在转型的过程中会塑造新的社会价值观。在欧盟，如果有人没有执行标准，很多非政府组织就会把这个消息广为传播，大家都会知道他没有遵守规定。”他表示，这些法律政策有助于大家建立新的生活方式，“在食品的生产消费、渔业的消费方面，我们也在试图通过这样的做法，使大家逐渐建立绿色的生活方式。”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副教授王立德也表示，法律除了可以起到遏制惩罚的作用，也可以激励和唤起人们的绿色环保道德观念，促进绿色消费方式转变，“只有将传统的做法和创新的方式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促进行为的改变。”
战略转型和发展路径创新是根本
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今后5年是各国落实《巴黎协定》下国家承诺的政策，评估、制定和提交国家“本世纪中叶战略”，进而考虑调整加强国家目标的关键时期。推广清洁能源、保护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清洁能源战略与气候变化”分论坛上，来自中外的政府官员、专家、私营部门代表、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就如何通过气候变化政策促进能源转型，如何参与、引领国际气候变化行动等话题展开讨论，并分享了相关的知识和经验。
要制定正确的任务目标和政策方向
在讨论发言中大家认为，政府要制定长期稳定、有力的目标和愿景，才能真正指导社会、企业等把资金和技术投向清洁能源领域。
国合会委员、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海茨表示，进一步将能源战略与气候变化相结合，中国政府要将其纳入经济发展的日程当中，并让每个公民都了解清洁能源以及采取行动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要思考经济如何转型以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相关部门的协调和配合至关重要。
“要让所有的部门都认识到低碳之路才是中国的发展之路。”海茨表示。
事实上，探索低碳之路在欧盟已经有了相关的成功经验。欧盟气候总司司长德尔贝克介绍，欧盟低碳排放发展的实现得益于良好的战略愿景、政策监管和技术支持。
在确定目标的过程中，全面的技术分析和对碳市场变化等综合因素的考虑，使2030年实现减排40%的目标能够实现。目标的科学性和可达性，使战略愿景获得了欧盟各国领导人和政府的支持。在政策的制定方面，加大绿色发展预算，利用市场手段构建碳排放交易体系，并在实践中加以调整，使碳减排得以真正执行。同时，不同部门和领域应用新技术，并制定相关标准，使机动车等排放量大的领域减排取得了明显成效。
在这个过程中的另一项成功经验，也值得借鉴，那就是欧盟根据28个成员国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和收入水平，提供多元化的预算支持。
“我们还需要实现更好的监管、更好的创新。这些更好的创新必须投入到市场当中。为实现这个转化，必须要有私营资本的加入才行，绿色金融的加入也是欧盟正在推进的一项工作。” 德尔贝克表示。
战略转型和创新发展路径是根本
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方面，经济和社会发展是绕不开的话题。在讨论中，大家认为战略转型和发展路径的创新，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
“对于一个大国来讲，战略转型包括观念、技术、管理、体制等多方面的转型，这种转型需要很长时间。”王毅副院长表示，在战略转型过程中，要确定每一阶段的目标、标准和规范。同时他认为在转型过程中需要合作型的领导力，“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需要和其他发达国家合作，除了分担技术成本以外，还要分担风险，共同创新技术。”王毅还指出，中国需要和其他国家一起，支持南南合作等，创新发展模式，才能使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低碳转型，并实现本世纪中叶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要重视发展路径创新，以此寻求解决气候问题的最终方案。”能源基金会(美国)北京办事处总裁邹骥表示，中国还有很多低收入人群，就业、社会保障等都需要经济增长力的支撑。要提高经济增长率，就要提高生产率。中国正在努力并且有可能实现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的创新。
“增长方式和发展路径的创新，是唯一的出路，只有把经济发展、能源消耗、环境改善和气候变化等综合统筹，并将长期的内部效益考虑进来，才能形成强有力的政策框架。” 邹骥说。
建设绿色“一带一路”需各方共同努力
未来5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将达1500亿元，将有效填补农业、水利、电力、通讯和交通等领域的基础设施投资缺口。有研究表明，这其中一部分投资涉及环境和排放问题，发展交通和电力等领域产生的收益可能会导致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中国已经承诺将促进“一带一路”倡议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接。实现绿色“一带一路”目标，需要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各层面的协调。
发展绿色经济，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
如何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也是各国政府需要考虑的重要任务之一。
对于发展绿色经济，全球绿色发展署署长莱博曼表示：“从长远来看，建设绿色‘一带一路’，可以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但这需要政府进行有效的经济规划，推动绿色理念的主流化，并对绿色和气候金融进行投资。”莱博曼介绍，全球绿色发展署正在和中国通力合作，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优先投资绿色项目，目前已取得良好收益。
国合会副主席、挪威气候与环境大臣赫尔格森认为，投资绿色化是实现绿色“一带一路”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做法。赫尔格森说：“《巴黎协定》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都取决于投资的绿色化。如果我们能够把应对气候变化和经济措施的改革结合起来，到2050年时，G20所有国家可以实现5%的经济增长。”他认为，从短期来看，绿色基础设施虽成本较高，但这些绿色基础设施会抵消自然灾害导致的经济损失。
赫尔格森十分赞赏中国在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和解决“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产生的环境问题方面的工作。“希望中国能够在促进绿色金融发展、推动‘一带一路’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绿色供应链发展方面继续发挥领导作用，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赫尔格森表示。
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还面临着巨大的资源和环境的挑战和压力，但“一带一路”区域也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区域。针对如何把绿色发展的潜力、环境保护面临的机遇变成现实，中国东盟环保合作中心副主任周国梅认为：“第一，共建绿色丝绸之路具备了非常好的政策环境。第二，绿色丝绸之路的合作已经有了包括‘一带一路’生态环境大数据的平台，以及绿色产业和产业合作一系列的基地等很好的平台。第三，绿色丝绸之路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绿色商机，可以带动区域环保发展，借助市场力量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各国致力于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
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各国共同的事业，中国所倡导和推动的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将成为落实这一全人类发展议程的重要路径。
荷兰基础设施与水管理部秘书长李德薇分享了荷兰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实施低碳发展方面所取得的经验。李德薇说：“在荷兰，我们有25年的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工具的使用经验。战略环评在规划时将政府部门、利益相关方、非政府组织等纳入在内。尽管进行此类评估需要做很多工作和讨论，但它保证了荷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功能都完好无缺。”
国合会特邀顾问、芬兰环境部行政及国际事务司司长蒂艾宁介绍了芬兰推动绿色发展的做法。蒂艾宁说：“芬兰有两个主要措施，就是政府政策领导和社会参与。从政府层面来讲，在今年年初芬兰政府通过了一个计划，来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在社会参与方面，芬兰制定了一个长期的规划，并提供相应的工具和机制，让企业、组织、部门和个人都能够做出自己的承诺和贡献，并在网站上进行公布。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社会参与层面，芬兰都进行了信息公开，以供民众监督。”
如何借助“一带一路”推动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国合会委员、柬埔寨环境部副国务秘书尚德拉介绍说，目前，柬埔寨在法律和政策上正努力建立一个鼓励绿色基础设施投资及绿色融资的平台。柬埔寨也将从“一带一路”倡议中学习并提升自身能力，抓住机遇，以有效地应对环境问题。
以科技引领绿色“一带一路”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实现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科学技术做出了重要贡献。
国合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士张亚平介绍了中国科学院在科技领域为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和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所做的努力。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紧密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实施的需要，重点围绕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各国和地区在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海洋与地质灾害风险监测、饮用水安全、粮食安全、生物安全与传染病防控等方面普遍面临的挑战，建立了深入持续推进国际科技合作的长效平台和激励机制，带动了国际科技合作的发展。”张亚平表示，面向未来，中国科学院将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加强国际合作，积极为绿色“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供科技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