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雾霾可能是最近这些年才成为公众关注的现象。但从全世界范围来说，雾霾是已经困扰了人们2个多世纪的全球性难题。19世纪初，有“世界工厂”之称的伦敦上空每年四分之一时间笼罩在雾霾之中。当时的英国作家狄更斯，把空气中漂浮的浓雾状的煤灰，比喻成“鹅毛大雪”，可以想象当时的雾霾有多严重。如今尽管发达国家治霾成效显著，但在很多地方仍然有卷土重来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正遭受雾霾的侵袭。治理雾霾，全球出击，成为人类全力应对大气污染的关键词。
多国遭受雾霾侵袭 大气污染已成为全球“流行病”
2016年12月16日，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成为西方媒体眼中的“全球雾霾之都”。
据蒙古官方统计，当天乌兰巴托巴扬霍舒区的PM2.5浓度一度飙升至1985微克每立方米，部分地区的天空变成了红色。蒙古没有什么工业，为什么雾霾如此严重?
原来蒙古冬季时间长达半年，乌兰巴托半数人没有集中供暖，只好自己烧原煤或者木柴取暖，导致雾霾指数爆表。
欧洲的波兰，以产煤著称，由于整个冬天都被雾霾笼罩，2017年2月6号，华沙执勤的警察开始配发防雾霾口罩。目前，该国90%的电力来自煤电，89%的供热也依赖煤炭。
尽管雾霾严重，“矿工的女儿”、波兰现任总理贝娅塔·希德沃坚持认为煤炭对波兰意义重大，拒绝响应“去煤化”趋势关停一些煤矿。
2016年11月6日，印度首都新德里遭遇了近17年来最严重的雾霾，部分地区的PM2.5浓度达到999微克每立方米。
一个从古吉拉特邦专程赶到首都参赛的板球队，因雾霾被迫取消了比赛。此前一周，新德里市民为庆祝传统节日排灯节，燃放了数百万只鞭炮，被视为导致此次雾霾的元凶之一。
2015年6月21日，正在举行美洲杯的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爆发严重雾霾，在体育场观战的巴西球星罗纳尔多也戴上了口罩。政府被迫宣布，圣地亚哥市进入环境紧急状态。
2015年9月20日，印尼苏门答腊岛陷入雾霾已经半个多月。在苏门答腊一家医院，肺病病人增加了13%。而此次雾霾的成因被看作是焚烧芭蕉树导致的。当地人采取“刀耕火种”的方式，在热带雨林中烧出一片空地用以耕作，在风的作用下印尼多地出现雾霾天气。
以雾霾为表现的大气污染已成为全球“流行病”。2016年11月，世界卫生组织披露：“全世界每10人中大约就有9人，其安身之处的空气质量水平超出了世界卫生组织划定的安全限度。”
实际上，对于雾霾等大气污染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自身的发展阶段都经历过。
英美两国雾霾成因各有不同 体制化管理改善环境
1952年12月，伦敦人遭遇了记忆中最大的一场雾。伦敦市民梅里特当时只有13岁，浓雾使城区能见度不到一米，梅里特在给回家的父亲开门时，看到发黑的浓雾扑面而来，父亲则在不停地咳嗽。半夜母亲使劲敲隔壁的墙，一边敲，一边大声呼救。当时根本叫不来救护车，医院不派车，因为只有人举着火把指路，救护车才不会在大雾中迷路。
第二天早上，父亲出现了呼吸困难。梅里特和母亲冒着浓雾去寻找私人医生给父亲开药。回来时却发现，42岁的父亲已经停止了呼吸。
据中科院“大气灰霾追因与控制”专项首席科学家贺泓介绍，伦敦是一个海岛，湿度非常大，经常产生雾，没有霾的时候也有雾，因此叫雾都。雾是大的水滴，污染物可以不断地溶进去，因为水滴很大，所以浓度并不是很高，表现的PH值没有下降很多。但是太阳一出来，雾滴消散的时候水蒸发就变成霾了，里面有很强的硫酸，硫酸对人体肺黏膜伤害很重。
而相似的事件也发生在美国洛杉矶。1943年7月，二战激战正酣，一觉醒来的洛杉矶居民，还以为受到了日本人化学武器的攻击，空气中弥漫着浅蓝色的浓雾，发出刺鼻的气味。
政府很快出来辟谣，这不是日本人的毒气，而是大气中生成的某种不明的有毒物质。
这是洛杉矶第一次发生光化学烟雾事件。时任洛杉矶市长弗莱彻·鲍伦宣称四个月内永久解决这一问题。然而事实证明，鲍伦完全低估了问题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洛杉矶的空气危机一直持续了近50年。
1952年12月和1955年9月，洛杉矶又先后发生了两次严重的“光化学烟雾”事件。
伦敦烟雾事件、洛杉矶光学烟雾事件，两起事件的元凶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严重雾霾。
两起事件中雾霾的成分、成因并不相同。
伦敦烟雾事件发生时，英国的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为了遏制燃煤产生的二氧化硫、粉尘等物质形成酸雾，英国政府在1956年出台了世界上首部环境空气污染防治法律《清洁空气法》。
英国政府立法划定禁止燃烧煤炭的“烟尘控制区”，进行壁炉改造，其中政府都会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
从1958年到1968年的10年间，伦敦颗粒物年均浓度降低了约80%，二氧化硫降低了60%以上。
1974年，英国又出台了《空气污染控制法案》，限制用于机动车和壁炉的油品中硫的含量。2008年，英国启动“环境改善基金”，各级政府可对雾霾防治和绿色能源技术进行投资。
在政府的政策主导与能源结构调整的共同作用下，直到1980年，伦敦的“雾日”才大幅减少，基本上摆脱了“雾都”的绰号。
与伦敦雾霾的主要成分不同，美国洛杉矶的雾霾主要由具有强氧化性的臭氧构成，被称为光化学烟雾。
20世纪40年代，洛杉矶是美国机动车保有量最高的地区之一，大约有250万辆各种型号的汽车。
1955年至1967年间，美国相继颁布了《空气污染控制法》、《机动车空气污染控制法》等法规，但都未能明显地控制洛杉矶的雾霾，主要原因是缺少有效的管理体制。
1967年，加利福尼亚州成立了专门负责为空气污染源制定标准和法规的“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1970年，该委员会强制汽车制造商给所有在加州出售的汽车的排气系统上安装三元催化器，这被看作是成功治理空气污染的关键一步，目前加州汽车尾气污染物只有30多年前的1%。
1970年，美国环保局成立。当年，美国联邦政府颁布《清洁空气法》，1988年加州通过《加州清洁空气法》，将空气质量标准上升到法律层面，保证处罚有法可依。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折磨洛杉矶人近半个世纪的雾霾才有了明显改善。
“抗霾战争”成拉锯战 需要多方协同作战
“抗霾战争”不仅是一场持久战，更是一场拉锯战。近期在欧洲多国，雾霾再度卷土重来。
2017年1月23日以来，英国多地遭遇严重雾霾侵袭。大本钟、“伦敦眼”、千禧桥看起来“似有似无”，就连丘吉尔的铜像也无奈地淹没在雾霾中。
希斯罗机场共有超过100架飞机因为雾霾取消了航班。
与上个世纪伦敦单纯的“酸雾”不同，如今各国雾霾的成分更加复杂，对于“复合型污染”，治理的难度更加巨大。
2016年12月29日，法国首都巴黎，埃菲尔铁塔若隐若现，凯旋门也进入半隐身模式。为应对污染天气，巴黎不得不采取了20年来第四次车辆单双号限行措施。根据当地法规，违反规则的司机，将面临22至75欧元的罚款，甚至被扣押车辆。
2017年1月起，巴黎将逐步推行给汽车贴“排气标签”的新规。根据车龄、尾气排放等因素将汽车分类，对应六种不同颜色的圆形标签，贴在挡风玻璃上。这样，在污染高峰期，巴黎市政府可以决定贴着哪些颜色“排气标签”的车辆准许上路行驶。
同样在雾霾天实施限行措施的还有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受到持续低温和气流运动缓慢的影响，从2016年11月初开始，马德里就受到雾霾的袭扰。
2016年12月29日，马德里市政府将雾霾预警调至仅次于最高级别的“三级预警”，向市民发出空气重度污染的警告，并启动了西班牙历史上第一次机动车单双号限行。
走在今天的大城市街头，早已经看不见了工业时代的烟囱和黑烟。但由于汽车数量暴增、气候变化以及其它一些原因，人们开始面对PM2.5等新的空气污染课题。据统计，20世纪60-70年代，发达国家进行环境治理较为集中的时期，各国都投入了巨额资金。
雾霾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协同作战，完善相关法规、强有力的立法和严格执行必不可少，全民参与的环保意识也不可少。
我们常说，人类要同呼吸共命运，因此治霾也成为各国一致的行动。英国《金融时报》认为，治霾进程主要有两个难点：凝聚共识和平衡利益。不管是凝聚共识还是平衡利益，都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既需要政府制定标准、凝聚共识，也需要更多的公众讨论、参与决策。雾霾不散，警示不断。对于每个人来说，我们同样可以为减少大气污染做出贡献，比如少开一天车、过低碳生活，这些都是长远、积极和负责任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