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新常态、新型城镇化、去产能和供给侧改革等的复合背景下，“经营城市”的理念、思维和策略，在城市治理中突显生命力。城市经营的核心应当是努力提高城市的品牌建设水平，促进城市“标签”富含张力、内涵、魅力和吸引力，进而保障城市在要素的竞争与合作中，处于优势地位。特别是围绕城市品牌的要素，能够在政府和市场等的作用下，实现更佳的配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明确提出2020年城市发展的三大目标之一——建设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是我国城市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必由之路，是融合新型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的有效载体。
实现程度的高低，直接关系城市文明延续和复兴的效率、水平和范围。智慧城市，同时是城市经营的新理念。当前，在引入该理念时，多数城市政府都在尝试将其品牌化，但因创新性和实效性等欠佳，成功实现城市品牌的较为有限。将智慧城市品牌化，是高于智慧城市顶层设计、规划和实施的城市战略，应规避低效的品牌设计、强化跨界的创新融合、突出比较性的优势亮点，致力于将智慧融入城市发展的核心，并成为基因，突出聚焦行业创新软肋，以此为着力点，做大做实做强相应的宣传推广，促进智慧城市成为城市新动能的软实力。
1城市治理、经营与品牌
伴随新型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五化”)协同进程，以城市管理等为标志的城市治理成为城市领域的核心主题之一。在经济新常态下，城市治理之中的发展主题，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其中城市经营的理念和思维，正在深刻影响城市管理者和全体市民。从主体角度出发，城市经营涵盖城市所有的参与者，是权益、责任、目标和使命等的共同体。城市经营的核心之一是致力于实现城市内外各个主体的共赢、社会治理的和谐和产业经济的持续繁荣。依托城市经营，不断促进城市基因和精神的凝集，核心的标志是城市映像的沉淀与品牌的实现。国内学者逐步认识到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品牌建设的必要性，并且在城市形象、定位和营销等方面重点聚焦，但对于城市品牌形成过程和动因等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从实践角度出发，我国城市政府重视各类城市品牌的建设，如放心农场(山东德州)、品质厦门(福建厦门)和荷美贵港祈福之旅(广西贵港)等。
2智慧城市的品牌内涵与价值
智慧城市品牌内涵在实践当中不断被丰富和完善，它是我国城市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必由之路，是融合新型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的有效载体。实现程度的高低，直接关系城市文明延续和复兴的效率、水平、范围。自2011年以来，我国从学习了解国外传播过来的概念，到逐步从国家政策高度引导推进智慧城市创建工作，并写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和历年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全国范围内探索智慧城市的有效模式方兴未艾。智慧城市，这一名词快速被绝大多数城市管理者所了解，并成为城市品牌化的重要对象，特别是在信息化行业的积极参与和广泛推动下，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政务改革等相结合，一举成为全行业的热词，被广泛传播和使用。中国智慧城市事业经历近五年的探索，以277个智慧城市试点为代表的地方城市，正在致力于让新理念落地，编制与智慧城市相关的顶层设计、实施方案和若干意见等;成立由城市政府主要领导同志牵头的智慧城市领导小组和智慧城市办公室;设立了专项经费支持智慧城市工程建设等。“十二五”期间，智慧城市的定义、内涵、标准和实施路径等在全行业得到广泛探讨和界定，据不完全统计，国家层面超过27个部、委、办、局和行均将智慧城市的治理理念融入到了行政工作之中，有效地促进了地方城市政府相应委、办、局智慧城市应用思考和行动的同步。
认识智慧城市，首先应当是城市，再是智慧，把握住城市规律、因地制宜架构智慧应用。因此，智慧城市，应坚持不断的基础创新、跨界创新和适用性创新，不能固步自封、止步于概念和说辞创新。面向城市真需求，智慧城市才有生命力。截至2016年6月，全国95%的副省级以上城市、超过76%的地级城市，总计超过500座城市(占世界智慧城市创建总数的一半以上)，在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或正在建设智慧城市。不到三年时间，依托国家智慧城市试点，中国从学习了解国外智慧城市理念和实践的启示中，快速进入吸收借鉴、融合创新推进中国特色智慧城市的新范式。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创建智慧城市的主试验场。中国的最新实践得到美国、新加坡、欧盟和其他金砖四国等的高度关注。2016年伊始，新型智慧城市的探索业已启动。
智慧城市品牌化价值能够促进城市要素的高效整合和成效放大。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和分享经济的蓬勃发展，有利于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信息与通讯技术是推动信息化社会、智慧城市和数据经济的关键性动力。世界已进入“大数据经济”时代，国际数据公司预计，数据量在2020年之前会增长50倍。大数据经济与“五化”融合，将可以通过智慧城市的建设，而催生出“智慧经济”。
特别是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和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相关部门明确北京城市副中心要建成智慧城市,这对于我国城市新区开发具有广泛的借鉴价值。从建设到建成，体现了高度的政治保障条件和优势，这为我国智慧城市事业取得突破性成绩、实现样板性案例和稳步实现品牌化提供了最根本的保障。“十三五”期间，智慧城市事业继续得到肯定和支持。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支持绿色城市、智慧城市、森林城市建设和城际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从信息化探索到回归城市本源认知，对于深耕智慧城市并建成、出成效，至关重要。下一个五年，我国智慧城市的市场规模约为4万亿元。因此，加快新兴技术手段支撑智慧城市建设，缓解城市问题，并进而挖潜智慧城市动能，实现城市智慧转型的关键。
3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概况
目前，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总数超过300个。试点城市陆续签订智慧城市创建任务书，标志着这些试点城市进入了实质创建期。截至2013年8月，中国已有320多个城市、地区投入3000多亿元建设智慧城市。根据赛迪方略统计，2015年国内智慧城市的IT投资达到2480亿元，拉动经济总产值超过1万亿。截至2015年5月，全国95%的副省级以上城市、76%的地级以上城市，总计约500多个城市(占世界智慧城市创建总数的一半以上)提出或在建智慧城市，总计划投资规模近万亿元。中国智慧城市建设总体市场规模估计有4万亿元，该市场从“十二五”中后期开始，将在“十三五”集中释放。当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部等在全国推进了三个批次共计约277个智慧城市(区、县、镇)的试点工作。2015年智慧城市投资规模预计为2303亿元，增速约为20%，达到近五年最高水平，其中社会资本投入超过50%。从建设内容出发，试点城市公共信息平台和公共基础库建设进度过半，地下管线与空间综合管理、绿色建筑、数字化城市管理、无线网络、智慧社区、政务服务体系、智慧安全、智慧环保和智慧交通等其他重点项目完成度也在50%左右。
4智慧城市品牌建设的路径建议
智慧城市本质上是城市开发和运营模式的创新，是实现城市自我纠错和不断自主完善的持续性状态。广义上讲，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运营等全流程的政策、方法、方案和实施是科学、高效、公平的，就是智慧城市。形象地讲，一个能够实现空间和时间上不断自我感知、自我纠错、自我学习和自我完善的城市，是智慧城市。智慧城市，能够自我感知、进行学习，并解决感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因此，智慧城市品牌的建设要尊重该规律。
4.1深刻认知问题，规避失败的品牌设计
智慧城市品牌的建设，务必建立在对智慧城市现阶段发展问题准确认知的基础之上，保障品牌具有先进性、创新性和生命力。结合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总体状况，目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存在九大核心问题：(1)重视软硬件投入，市民沟通参与不够;(2)将关联性不强的建设项目归入智慧城市，增加社会对智慧城市建设的疑问;(3)对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增强城镇功能和培育智慧产业的智慧顶层设计、实施部署力度有待加强;(4)智慧城市行业协同创新体系建设处于初级阶段，尚未形成引领性的智库体系。在公共角度思考、规划以及提供智慧城市知识的创新能力较薄弱;(5)跨界思考、有效整合和成效导向不充分，个别甚至存在理念背离和局部技术应用放大等问题。(6)建设模式多样性不强，实际问题的针对性欠紧密，对经济成本和后期商业模式探索有待加强;(7)少数城市存在“大而全、难落地、难运营”等情况，方案宏大作用微弱;(8)与生态城市、人文城市等以人为本的历史传承和生态文明衔接互动不足;(9)部门间信息孤岛局面改善水平不够，社会资本参与建设和运营的渠道、机制和水平有待提高。总之，对智慧城市的定义、目标、对现阶段的真形势、真问题和真任务，还缺乏全面系统的剖析、理解和陈述。以上问题直接导致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指导性、操作性、预见性和科学性不强，执行效力欠佳等现象或态势的出现。
4.2坚持跨界融合，传播有效的品牌内涵
跨界创新，将其作为今后智慧城市发展的核心思维之一，已经具备条件。在智慧城市基础研究当中，注重多学科的跨界融合，特别是公共管理、法学、信息科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建筑学、城市规划、产业经济学、交通与车辆工程等;在智慧城市落地建设当中，注重各委办局等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协作、协同和杠杆机制的形成，特别是强调“庖丁解牛”的策略，而不是“外科手术”式的大动作等;在智慧城市实际运营当中，注重从交叉需求导向出发，促进新型互联网和通讯产业应用的有效创新，从基础理论研究之中提炼出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的精华，从落地建设政府职能的交联地带培育出面向刚性需求的有效应用。注重研究和尊重城市自身的规律，构建有效的城市模型，依托智慧城市思维、技术、方法和手段，更好地促进现有城市“工具”效率和科学性的提升。如，城市总体规划，以往的做法是经过有限的资料和实地调研，就开始空间规划。而现在，可基于海量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构建城市模型，对编制的规划进行情景分析和预评估，如发现路网等设置不够合理，可快速在规划环节全面优化调整，趋近科学理想化。有效解决传统调研中无法掌握足够样本量、无法将跨界大数据整合分析、无法量化计算、无法呈现和分析规划后的可能场景等缺陷。
从顶层设计出发，智慧城市必须是融合了“五化”的智慧创新复合体，从理论基础、技术研发到创新实践都处于萌芽阶段，不是单项技术、管理和政策创新，而是系统性、多学科和综合性的集成解决方案。智慧城市在行业不断细分的背景下，展示出全面、统筹和集成等特征。因此，开展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编制，在跨界创新思维的启示下，应当具备：懂城市(规律)、懂政府(职能)、懂信息化(技术)、懂产业经济(动力)，并勇于和善于跨界创新(促进有效落地和长效运营)。因此，将能够反映如上内容，作为品牌的内涵进行有效传播[6]。
4.3善用传播策略，实现品牌差异化接地气
智慧是未来城市发展的新常态，中国智慧城市事业的推进，应坚持三个传播策略：(1)国际新视角。在实施自身智慧城市创新的同时，应动态把握国外智慧城市建设的最新动向、开发思维、产业生态和协同创新策略等，充分借鉴和吸收经验、规避问题。与此同时，促进在非数据敏感领域的有效合作，促进我国智慧城市应用领域的策略和技术创新;(2)真问题导向。扭转产能驱动并调整项目、产能驱动的粗放思维，精准针对城市问题和服务城市决策治理，逐步实现用编制城市总体规划、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科学、严谨程度来提升智慧城市顶层设计和规划实施的质量与权重。围绕城市问题开展智慧治理创新，提振智慧城市战略的治理魅力与作用;(3)智慧微应用。突出智慧城市+的思维，对单项领域实施智慧创新，充分在跨界的交接点、接触面上创新，再逐步促进“信息孤岛”内核之间的互动融合，审慎、积极地推进智慧应用，补充城市空间思维短板，高效率地实现智慧城市在城市决策治理和城市四生(生命、生产、生活和生态)应用当中不可或缺的价值。通过三坚持，实现品牌差异化接地气地传播。
4.4聚焦创新软肋，做大做实做强宣传推广
智慧城市建设质量和水平有待提高，其中也存在部分共性问题与不足，为了促进智慧城市建设，应当在充分识别行业软肋的基础上，做好创新。应当坚持平台思维先行，微智慧落地;跨委办局谋划，扶持单项实践的总体战略，构建智慧城市跨界创新与产城融合示范区。结合对智慧城市当前困局的剖析，围绕城市总体战略，识别九条应做大做实和做强的宣传单元：(1)从城市细胞入手，着力发展智慧建筑与小区，为智慧社区建设奠定基础;(2)在城市核心区(重点开发区域)设置智慧城，推广产城融合概念，重点建设智慧城市孵化器，营造双创基地;(3)培育智慧城市综合服务商，整合落地力量共同参与，缓解智慧城市协同创新力度不足的问题;(4)加大人才创新力度，构建创业之城，建设“智城”，创新人才引进与居住配套的重大实施策略;(5)与建设进度相配套，加快编制一批技术导则、纲要和指南等，全面统筹城市的智慧化建设;(6)充分考虑城市边界、人口、产业等的复杂性，充分用好建设实施的有效要素资源，加快构建城市建设管理的智慧化平台，并根据建设进度，逐步升级为城市运营综合平台;(7)对城市功能进行诊断分析并予以完善，实现规划信息化创新;(8)率先构建服务于城市决策的动态、可视化和量化的城市决策支持平台;(9)充分挖掘当地现有的开放资源数据优势与条件，构建全社会能够充分访问、查询、下载、调用和二次开发的智慧应用创新平台。
5智慧实践与品牌化建设案例
自2010年以来，多个城市将智慧作为品牌的重要“标签”，把“智慧”作为城市的定语。当前，北京市朝阳区的移动电子政务(全区各单位开发政务应用纳入政务应用商店，并安装APP，建设“智慧朝阳”)、房山区长阳镇推行“微服务中心”，打造智慧养老;重庆两江智慧总部基地，通过智慧应用集群(公众服务、产业云服务、智慧交通、智慧能源管理、智慧城管、智慧景观、智慧环保和智慧城市安全)，打造智慧新城;重庆永川率先用PPP模式创新支撑试点建设;贵阳将大数据云服务和智能终端等智慧产业作为城市核心战略之一，着力打造中国“数谷”;浙江嘉兴乌镇规划建设“互联网智慧小镇”。这些智慧应用和智慧战略正快速改变市民的生活与工作，为城市巨系统的结构完善和功能升级提供基础，以上都是智慧城市试点对城市改变的例证。
城市智慧化建设务必要有标杆性项目、行政体制或业务服务创新等，实现智慧城市建设工作的抓手和引擎建设。不同时期，要成功实现智慧城市的品牌化需要标新立异的思维和做法。自2011年起，“智慧地球”和“智慧城市”等概念被逐步引入国内，国家政府、相关部委和地方城市等迅速开始思考如何将概念与城市发展理念相结合，理念-顶层设计-规划-实施等路径在逐步展开。湖北武汉快速将理念与规划相结合，编制智慧城市总体规划，推动了全国智慧城市规划创新的咨询思考。此后，将简政放权、行政体制改革等与智慧城市相结合，北京海淀、宁夏银川和天津滨海新区等实施智慧政务建设。通过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探索，特别是行业围绕数据开放共享的沉淀，地方省市探索成立大数据的专门行业管理机构，如广东省、广州和沈阳等。与大数据管理的行政性创新相对应，大数据市场化交易创新同期也在国内得到有效落地，标志之一就是贵阳大数据交易所的成立。将智慧进行品牌化创新的典型城市如下所示。
武汉，于2011年8月启动品牌化特色——规划创新，在全国率先开展智慧城市总体规划探索，提出2012-2015年试点示范，2016-2020年全面推广的工作部署。总体规划提出，建设全面创新的信息基础设施，体系包括应用、产业和运行，并配套编制15个专项智慧规划(旅游、城管、公共安全、交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环保、水务、食品药品监管、社会综合管理服务、国土规划、市政设施、社区和物流等)。该规划通过了武汉市政府常务会的审议。
银川，于2014年10月批准成立银川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智慧政务)，将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网络信息技术深度结合。建立了26个部门、156大类行政审批事项合一的银川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一局一章管审批”。开发“银川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审批系统”，形成“一窗口受理”、“一站式审批”、“一条龙服务”等审批服务模式，为企业和群众提供规范、便捷、智能、高效的服务。
贵阳，于2015年4月启动大数据交易。以大数据为切入，经贵州省政府批准成立全国第一家以大数据命名的交易所，企业化运作，率先探索数据互联共享，重点聚焦大数据清洗、挖掘和应用等产业应用。成为贵阳智慧城市项目建设的亮点与特色。
广州，于2015年5月启动大数据管理。成立大数据管理局(隶属工信委，正处级，下设规划标准科、数据资源科/视频资源管理科、信息系统建设科)，研究拟订并组织实施大数据战略、规划和政策措施，引导和推动大数据研究和应用工作;组织制定大数据收集、管理、开放、应用等标准规范;负责统筹规划建设工业大数据库，建立企业能耗、环保、安全生产监测指标等数据库，支撑两化融合公共信息平台的运行;组织建设两化融合公共信息平台和工业大数据平台，统筹协调城市管理智能化视频系统建设，推进视频资源整合共享和综合应用;承担市超算和云计算技术平台的推广应用等职责。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于同期成立广东省大数据管理局)。
沈阳，与广州相仿，于2015年6月启动大数据管理。成立大数据管理局(隶属经信委，正局级，下设大数据产业处、标准与应用处和数据资源处)，负责智慧沈阳的规划和实施，协调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打破政府机构现存的数据共享壁垒。
6结语
品牌化需要具象的传播主体，结合当前我国智慧城市事业的核心问题与创新主轴，应从：既有建筑智慧化改造、绿色智慧小城镇、智能建筑与智慧小区、智慧城镇产城综合体、智慧城市辅助决策、城市管理与城市公共品智能化解决方案、智慧城市投融资模式商品化、城投公司转型智慧城市运营、智慧城市建设水平评测、智慧城市立法、智慧城市专项规划、城市医院诊断技术开发与标准化、基于3S等技术三级城市开发精细化监察预警平台、面向城市政府的智慧城市能力建设方案开发、智慧城市增量成本概算与政府激励政策设计、大数据盈利性平台设计与开放运营模式、智慧城市双创交易所设计与PPP合作模式、基于城建档案等实施城市仿真建模与应急管理技术、既有规划展览馆智慧化更新综合技术路径与示范和智慧城镇群区域要素协商统筹调度机制与协作平台等入手。
城市的智慧化与智慧城市的品牌化是辩证统一的协同体，智慧城市的创建是实现品牌化的过程基础。“十三五”期间，智慧城市继续得到国家和相关部门的支持，为各地政府实践提供了政治保障。与此同时，城市经营应当重视和加强智慧城市的品牌化，既实现对阶段性成果的肯定，又促进智慧化建设要素的集聚和进程的加速。城市经营如成功实现智慧品牌的建立，将势必为城市发展营造良好的竞争生态位和品质优势，形成“正磁力”效应，有效整合城市内部和吸取外部与智慧城市相关的要素资源，进而促进城市事业的高效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