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入绿色金融的最大好处在于，一方面，通过创新投融资体制和机制，可以为环境保护部门输血，也就是“加杠杆”。另一方面，绿色金融可以为众多产能过剩部门“减杠杆”，简单而言，就是要通过环境规制和标准将市场资金从传统的制造业部门挤出来。要做到这一点，除了政府部门的环境规制之外，更离不开金融部门和市场的相应支持。
◆李志青
在刚刚结束的G20会议上，绿色金融议题是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线，吸引了众多关注。G20公报中的第21小节，专门围绕绿色金融总结了本次会议所取得的共识：共同扩大绿色投融资，共同应对绿色金融的挑战，积极引入私人部门，鼓励各种合作与共享。
为了推动绿色金融积极健康发展，需要了解和梳理清楚以下问题：绿色金融之于环保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积极倡导绿色金融的用意何在，发展绿色金融可能会给经济与环境带来哪些挑战等。
根据相关研究文献，绿色金融概念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金融部门开始介入环境保护的过程中。从投融资、金融创新等方面为环境保护提供支持，成为环境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补充力量。称之为“补充”的原因在于，自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掀起环境保护运动以来，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金融部门与环境保护部门以及环境经济部门并没有迅速地走到一起。反过来，限于环境保护作为一个非常“耗钱”的公共部门，以赚钱为己任的金融部门在一开始显然并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换句话而言，从资本的角度看，其发展目标与环境保护的目标本身是背道而驰的。在容易赚钱的私人产品市场没有饱和之前，它绝不会轻易地向不容易赚钱的公共产品市场进军，比如一些典型的公共事业部门。
基于这样的现实原因，在环境与金融的互动中，前者显然相对比较被动。环境保护部门无法进行自我创新来设计出一套兼顾环境与经济的机制，从而选择了一条强化环境规制和控制，并适当借助于环境税、排污权交易、推动产业和技术发展等环境经济政策工具的绿色发展道路。这也正是绿色金融(彼时称为“环境金融”)在早期发展受限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这段环保历程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尽管当下的绿色金融方兴未艾，但这不代表绿色与金融就是天生的孪生兄弟。从内在的关系看，它们之间的关系原本并不融洽。
那为何在一夜之间，从西方到中国，绿色金融能够快速崛起?在西方发达国家，有关绿色金融的理论与应用体系逐步完善;在中国，有关绿色金融的实践甚至远远走在了理论和政策之前。仅在2016年的前9个月，中国新发绿色债券规模达到了1200亿元人民币，占全球同期总量的45%。当然，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绿色金融的发展有着截然不同的原因。
在西方发达国家，经过上世纪60年代的思想动员、70年代的制度动员、80年代的经济动员，到上世纪90年代，环境问题得到基本解决，环境政策和制度框架日渐成熟，而经济发展也逐步走出了环境困境，越过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顶点，进入了环境与经济齐头并进的发展阶段。应该说，此时环境保护这个板块已经在经济意义上实现了常态化，其外部成本的内部化水平也得到极大提升，环境产品的影子价格逐步得到还原，公众的环境消费意识和能力都空前高涨。这样一来，从金融部门的视角来看，大力挺进环境产业和投资部门的基础已经夯实，时机已经成熟，那就是用绿色的标准来约束投融资行为已经变得“有利可图”，由此，各种道德投资的理念也开始逐步盛行。
在此背景下，绿色金融其实已经演化为一种真正的竞争力，金融部门显然不会无视这一新的竞争力发展趋势。当然，上世纪9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本土兴起绿色金融还离不开另一个背景，即彼时国际经济加速进入全球化时代，逐步饱和的传统制造业产业开始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其实也为绿色金融体系在发达国家本土的发展创造了空间和条件。当然，故事的另一面是，尽管绿色金融在发达国家的发展有着较早的历史，但基于同样的逻辑，除了少数几个有关国际环境合作的项目之外，绿色金融的理念并没有在上世纪90年代随同经济的全球化普及到发展中国家。
在中国，对绿色金融的相关应用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但一直到2013年左右，绿色金融才真正迎来发展的良机。其直接原因在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这实则为金融部门与环境保护部门的结合奠定了至关重要的理论基础。如果将环境质量也视为一种要素，如何通过市场来优化其配置?答案很简单，那就是要借助于市场的工具，以及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来实现这一点。作为市场中重要的资源定价者和配置者，金融部门无疑首当其冲。当然，仅仅有这一点还不够，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过去的数十年里，经济的快速增长留下了大笔环境欠账，在环境与经济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现在必须还上这笔历史欠账。
如何还上这笔欠账?和西方发达国家当年的情景不同，目前的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留给我们进行环境治理的时间并不多，必须在进行环境意识动员、制度动员和经济动员的同时同步引入市场化工具，由此，绿色金融应运而生。经过西方发达国家多年的发展，引入绿色金融的最大好处在于，一方面，通过创新投融资体制和机制，它可以为环境保护部门输血，也就是“加杠杆”。据初步估计，在当前，环境保护的各种资金缺口大约在4万亿元～5万亿元左右，而政府性投资仅能解决其中的15%～20%，其余的缺口怎么办?只有动员私人部门加入。而没有金融工具的支撑，私人部门的积极性恐怕也不高。另一方面，绿色金融其实可以为众多产能过剩部门“减杠杆”。简单而言，就是要通过环境规制和标准将市场资金从传统的制造业部门挤出来。要做到这一点，除了政府部门的环境规制之外，更离不开金融部门和市场的相应支持。
当然，在绿色金融的发展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正如G20公报中所言，“绿色金融的发展面临许多挑战，包括环境外部性内部化所面临的困难、期限错配、缺乏对绿色的清晰定义、信息不对称和分析能力缺失等”。其实，最核心的问题在于，金融如何为环境产品和服务进行定价?不论是传统的污染物排放如二氧化硫，还是新兴的污染物排放如二氧化碳，其真实价格既取决于排放所造成的社会成本，也与其减排的机会成本相关。如何准确计算这些成本的规模至今仍然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黑匣子。可以说，缺乏对这些成本科学的估计，金融部门有可能在外部性内部化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的情况下低估或高估环境产品和服务的价值。不论是哪种情况，都是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的极大隐患。而应对这些挑战的基本原则就是，在发展绿色金融的过程中秉持环保的基本要求，遵循环境的发展规律。
总之，经历经济增长下滑后在新一轮全球经济复苏之际，我们将着眼于绿色发展，推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绿色化，金融部门也将迎来一次绿色金融大发展的良机。在探索内在规律和机制的基础上，推动绿色金融的健康发展正当其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