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也是今后我国经济“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主战场。依靠创新驱动，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是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
正如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所论，一个国家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是要素驱动阶段，第二是投资驱动阶段，第三是创新驱动阶段，第四则是财富驱动阶段。上世纪80年代，美国就转型进入到创新驱动的时代，其标志是美国于1980年发布《拜杜法案》，释放了大量的科技成果和专利，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创新和发展。
如今的中国，由于传统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已经无法驱动经济发展，也正处于美国当年那样从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万众创新、大众创业”，是对这个时代非常贴切的描述。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如果有人还以为创新就是某个人脑子里的灵光一闪，那就错了。因为互联网+时代的创新，更像是一个紧密结合的社会网络中不同专长的人之间的协作。这个阶段的万众创新、大众创业，也不再是人们想象中的同类公司之间拼技术、拼资本、拼工艺的创新竞争，而是各自发挥协作网络中每家公司的最长板，达成效益分享、利益最大化的协同。这正是积木式创新的特点。
积木式创新
积木式创新是指在创新过程中不同要素之间的组合，即模块化。简而言之，就是一个创业企业有一个创新长板，像搭积木一样，把其他公司的板整合起来。美国乔布斯就是运用积木式创新的典范，他以科技为武器，整合出iPod、iPhone这样的改变时代的产品。
美国的创业公司，是众多即拆即用的积木。比如，一家几十人的公司，就能开发航天飞机，这样的公司就是以科研为导向，把各种“积木公司”的技术整合起来，转化为产品。反之在中国，专业分工很弱，一家公司往往什么都要自己做，部门越来越多，人越招越多，公司越来越臃肿。例如，中移动，10亿用户，10万员工;而Facebook同样10亿用户，仅3000员工。
积木式创新能够令一家企业在5～10年内发展成为行业的佼佼者。企业做自己的长板和核心技术，将人力、行政、服务等边缘功能委托给其他企业。集各方力量，能够将企业的优势最大化，进而让企业快速壮大。在当今世界，新一轮积木式创新发源于美国，并扩散到全世界。
在这里介绍一下王东岳(自由学者)的基本哲学思想，递弱代偿，说的就是如今各种商业现象曾经在人类历史中都一再地重演过，其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就是：分化再媾和，就像一个大企业每个部门分化，最终会独立成一个比较专业的公司，然后与原来公司再媾和，正好呼应专家们提出的“积木式创新”。
中小企业正成为创新转化的主体
在相当长时间内，必须承认，在国际上，尤其是在美国，科技创新往往是由大公司主导完成、转化的。并不是中小公司缺乏创新能力，而是由于大公司拥有庞大的研究机构，有充足的经费与人力资源投入。比如1969年登月计划成功，背后是4000名IBM员工日夜奋战出来的NASA计算机系统。IBM在1981年引入5150 PC，世界才开始真正认识计算机的作用。激光治疗近视眼、DRAM存储解决方案的基础、世界第一块硬盘、条码和磁条都是他们的成果。再拿贝尔实验室来说，它推出了晶体管、激光器、太阳能电池、通讯卫星、蜂窝移动通讯设备、长途电视传送等一系列改变人类生存与生活的产品。
但是，近年来在美国这种趋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小企业反而成为创新转化的主体。大量的小创新公司崛起，通过将高校科技产业化、在拥有单项优势后外包协作其他单项优势的模块化开放创新方式，小公司几乎掌握了国外大部分的先进科技。
有很多数据可以支撑这一论点：1973～1983年间，全世界《财富》1000强企业里有350家消失了。但在2003～2013年的10年里，全世界《财富》1000强企业里有712家被换掉了。更换的速度在加快，而且，替换掉过去那些强大公司的，更多的是新兴科技企业，他们用协同的方式迅速占领了世界1000强的位置。
造成这种趋势改变的原因很多，归结起来主要是以下6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最基本的是，科技的发展让曾经的垄断难以持续下去。当科技迅速进步时，很多跨国企业原本赖以生存的竞争力不再，新的科技完全可以替代既有的科技，使得跨国企业本身也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
其次是教育的普及。教育普及使得很多新兴科技并不是始终掌握在传统的拥有各种垄断资源的人手里。很多科技在10年或20年的时间里，从原来的非常稀有变成了对公众而言的完全普及。电脑就是典型例子，计算机学科今天已成为通识课程之一。要想获得竞争力，就必须谋求在下一代科技变革中掌握最新技术。而获得最新技术先机，正是美国现在的优势。
其三是协同，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教育和科技为整个社会提供良好的基础，但对社会的真正推动还是要通过企业来完成。在互联网时代，一个人可以物理上独立于大企业，原来需要一个办公室才能跟别人完成的协作，现在可以通过互联网实现。
其四是信用。过去，越是大企业，越是世界500强这样的企业，企业品牌树立后，就越有客户愿意买单。但是，现在小企业和个人也需要有信用，关键不是为了产品销售，而是远程协作。如果两家企业能够互相信任，那么很快就能合作起来。从这个角度看，阿里巴巴对整个中国零售业的最大贡献并不是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是建立了一个全民零售信用体系。通过用户的自动评分系统，基本上保证了阿里巴巴平台上的商品价值与价格的对等。
其五是人，是企业家。当科技足够发达，独立小企业乃至个人就可以协作。而当信用体系基本确立之后，最重要的因素，企业家，就可以把这些因素贯穿起来，迅速获得和过去的巨无霸般的跨国企业竞争的能力。企业家可以从大学里拿到科技专利，集结一批高素质人才，找到最有信用的公司形成一个联盟。这样，企业这个木桶能够盛放多少水，已经不再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而是取决于最长的那块，因为最好的协作能力才能带来更好的发展。
其六是风险投资。创新企业要想占领市场，就需要足够的资本实力和巨头企业对抗，资本的来源就是风险投资家们。资本实力再匹配创新企业的科技实力，才有可能打翻身仗，将跨国企业巨头掀翻。
但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美国创新中小高科技企业，在井喷式发展的同时，也遭遇了瓶颈，主要表现在批量生产能力不足、融资能力有限。用最先进的技术实现0到1比较容易，但从1到100万、1000万，不仅需要技术上的提升，更需要大规模的生产能力和投资——研究和研发是两码事，一个科技成果要成功转化成产品，尤其是转化成全球市场的产品，中间还需要很多环节。
美国中小企业在不断掀翻大企业。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开放的、能够帮他们制造大规模的、复杂产品的能力。日、韩、德都有这个制造能力，但是他们不开放。这3个条件全部具备的，从全世界来看，只有中国。
中国强大的制造能力可以帮助美国中小高科技企业突破瓶颈。这对中国参与全球科技创新、摆脱产业链末端地位，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全球协作的积木式创新
产品转化的核心是企业家，而不是科学家。在美国，企业家不一定对科学技术了解得多么透彻，但是他们有丰富的商业经验。企业家的工作是完成产品研发阶段，寻找真正的市场潜在需求，实现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销售。
在全球市场上，大规模生产制造能力恰恰是中国最占优势的。在互联网时代，如果没有中国制造，不管这家企业的技术多么创新，都谈不上顶级的成功。
中国具有“开放的制造能力”，这意味着中国不仅能够提供能生产产品的人，还能够提供一大堆对接生产端和设计端的人、一整套开放的体系。中国制造业有它独特的优势：大规模、复杂产品的开放制造体系以及产业集群。一名前苹果高管说，整条制造业供应链如今都在中国。你需要1000个橡胶垫圈?隔壁工厂就有。你需要100万个螺丝钉?隔街的工厂就有。你需要对螺丝钉作一点小小的改动?3小时就行了。
甚至可以基于此预言，特斯拉的失败风险很大。虽然它非常领先，但迄今为止，它连一颗螺丝钉都没有从中国进口过，每年产量少的可怜。那就意味着，它根本没有利用中国优质的大规模生产能力。假设特斯拉利用了中国的生产能力，估计今天一辆汽车的售价不会是10万美元，而是3万美元。它的年量产能力也可以从目前的3万多辆提升到300多万辆，那么它可能早就占领全球市场了。
因此，必须强调，积木式创新的特点是协作，以领先科技为基础，创新企业以开放协作的形式迅速拥有了大企业需要的所有能力和完善的生态系统，包括大规模和快速的制造能力，能够使业务繁荣，让企业成功。
中国制造需要与国际标准对接
中国制造也有自己的缺陷。突出的是和国际标准接口的问题。在这方面，中国更应该学习美国的技术转化机制，然后用自己的制造能力和巨大市场与别人对接。就像乐高积木，所有拼插件的口径和标准都是一致的，就可以拼成很大的玩具。
积木式创新中的协作也需要制造环节的科技升级，而这正是中国制造业的真正问题。工业4.0是要用更为系统化、集成化和整体化的思路去提升制造水平，它能使制造业变得更为精密和高效。它是德国的优势，但不是应对全球的需求，因为灵活度不够。中国制造有灵活度，如何进行升级?答案就是应该能够尽快吸引大量先进科技，并快速提升自身的设备水平，才能够成为积木式创新里的一块重要积木，融入到以美国为主导的创新潮流中。
现在，美国真正的主流是遍及各州的高科技企业。中国企业和投资者可以放眼更广阔的地域，通过熟悉美国的商业规则，依靠他们不具备的制造业优势，和他们进行紧密合作。
过去的30年，中国企业从柳传志所说的贸工技的“贸”走到了“工”，未来30年，我们要到国外去跟人协作，研究别人怎么做高科技新产品的转化，研究我们的制造业如何跟他们对接，并带动我们的“技”也全面发展起来。
一个国家制造业强大，出口多，整个经济体就强大;反之，制造业衰败，出口少，整个国家的经济就会出现问题。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加剧，企业投资萎缩，缺乏活力，需要从供给、生产端入手，解决目前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国制造业要升级，就要和世界前沿科技对接，锁定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充分发挥自身制造优势，配合投资资本以及国内市场庞大的优势，更好地为全球科技创新企业服务，成为世界新的科技创新环境中不可替代的一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