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行业的供给侧改革虽然也要关注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但更应该关注科技创新和制度供给。
2013年8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2014年“信息消费”成为通信行业的热门词汇。信息行业在消费侧的改革工作随之得到很大发展，信息行业在消费拉动方面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和研究。相对而言，2016年成为热门词汇的供给侧改革在之前得到的关注并不多。
供给侧改革并不是一个新的经济学词汇，但一直以来没有得到重视。这与经济发展所处的不同阶段是有关系的。我们近期常常提到“新常态”下应寻求突破环境之策，单纯从需求侧难以找到支撑经济高速发展的手段，必须将关注点投向与需求相对应的供给侧。
不能纠结于产能是否过剩
“新常态”中所提及的增长速度从高速转为中高速，指的是在原有产业发展方式下，增长速度失去了高速度的依托，其中系统性的问题不断显现暴露，例如带动收入发展的业务结构不够合理、缺乏自主创新能力难以形成产业强大的拉动力、实体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带来需求和资源投入的下降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从需求侧来看消费，就会带有过强的静态特征和认识局限。其原因在于许多新消费动力的产生并非因为消费需求发生了变化，而是对消费的供给发生了变化——这一状况在技术更新周期短、产品更新换代快的通信行业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因此，在通信行业中对供给侧的关注和改革非常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通信行业的供给侧改革与很多其它传统行业不同，如果将关注点集中在“如何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上就有可能误入歧途，导致不合理的改革举措。我们说关注供给侧就应该关注支持经济增长特别是长期增长的要素——所谓的“动力源”(劳动力、土地及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创新和制度)。在进入“新常态”前，前3项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容易生成和体现。然而在当前通信行业发展中，这些要素中的“科技创新”和“制度”可能形成的贡献更大，需要尤其关注。因为这两项因素能够更多贡献出对劳动力、土地及自然资源、资本这些粗放型发展阶段的要素的动力替代效益，提高经济增长活力。
这样一来，我们对通信行业的供给侧改革分析第一步就是要对供给侧要素，或者说供给侧的能力做一个分类，第二步才研究对这些能力所应采取的举措。可以用一个具体的通信行业实例进行说明。
假设电信企业要给一个三防(防汛、防旱、防风)部门提供信息系统。最初电信企业具备的是短信能力，因此每到灾害期间，三防部门都要给所有市民发送灾情预警和人员疏散短信。由于发送时间集中、发送周期紧急，常会造成短消息中心超出处理负荷而导致短信延迟。如果从供给侧观察，网络能力是不足的，需要通过扩容基础网络来实现对消费需求的满足。然而如果将关注点放在数据能力上，通过人口流量监控分析、人口特征洞察、位置轨迹分析、综合价值评估洞察等基础能力的整合运用，系统就能够提供给特定人群预测性的短信通知，同时这些通知是具有不同优先级的——距离灾情最近地区的人员、在预测灾害路径上的人员优先得到灾情信息。这样一来，网络能力就不再是供给侧的稀缺要素，稀缺要素成为了我们之前提到的“科技创新”要素——数据的采集、分析处理、模型的设计和优化等。而这一要素能够非常好地取代原有粗放的网络能力，提供更高的效率和更为良好的客户体验。其复合逻辑结果就是很好地推动了消费，从而实现对经济发展的推动。
已经跨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因此这些电信企业对竞争力的理解已经超出了传统的网络能力，它们将更多精力放在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方面。美国AT&T在2014年展示了公司转型的愿景：到2020年将彻底完成网络转型，届时整个网络75%由软件组成，整个公司将变成一个“软件公司”。对大多数人来说，体量如此之大、具备大量重资产的运营商变成软件公司确实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但从以上分析来看，AT&T也是在实施某种意义上的供给侧改革——将运营的中心从网络建设转移到科技含量更高、更为贴近客户需求、更能够为客户灵活快速解决商业问题的软件系统和云架构上。供给侧要素的结构得到调整：“供过于求”的网络能力将会被裁减(包括互联网企业Google等在内的巨头都在大力建网，这一要素在未来过剩是可能的);而“供不应求”的计算能力、商业逻辑理解能力、网络软化适应业务快速部署能力等要素将会通过投入大量资源得以强化。
需关注制度和科技创新
落实到中国通信行业的供给侧改革，我认为应该关注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中国的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区域间协调发展需求很强。因此不能够简单地判断某一供给侧要素“过剩”或是“不足”，而应确实结合区域实际能力考虑是需要“补充能力”还是“调整结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前段时间传闻的“电信联通合并解决供给侧网络能力问题”的观点是非常粗陋的——我也并不认为简单的合并就能够有效提升供给侧效率，这里存在着很多结构性能力的问题。
鉴于电信基础设施巨大的产业推动作用，中国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公共产品和公益服务亟待增加供给。政府提出的“提速降费”、“公共区域基础网络设施建设”等项目就充分体现了这样的思路。发达国家在调整经济结构发展过程中，很多都采取了加大信息产业投资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发展的手段。
通信行业的供给侧改革虽然也要关注劳动力、土地及自然资源、资本，但更应该关注科技创新和制度供给。
在提升供给侧目前日趋重要的要素(例如计算能力、商业逻辑理解能力、网络软化适应业务快速部署能力)时，需要关注创新政策和创新体系建设，以实现走创新型国家的道路。这里需要提到的是《中国制造2025》，该文件提出了实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工程。具体而言，就是需要建设一批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制造业创新中心，在现有的研究院所、大学和企业的基础上，以产业联盟的形式来承担制造业强国建设的核心任务，市场化组建，阶段性地形成成果。这体现出该战略制定者将创新体系的建设和实践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期望通过国家创新体系的实现形成整个战略实现的基石。对于通信行业而言，这一点的重要性非常突出。
制度供给是通信行业供给侧改革中的重要一环。一旦在有效制度供给方面形成突破，打开的空间难以限量。比如深化网业分离、解决网络能力方面“过剩”问题的同时，消除基础网络设施提供者的市场垄断地位，进而带来更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又比如引入虚拟运营商提升服务应用市场的竞争能力，带来更高的市场效率等。
供给侧改革推动社会发展
通信行业供给侧改革对社会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中长期发展的推动作用在实践中得到了很多印证。我们可以举一个德国“工业4.0”的例子来做说明：“工业4.”0是结合信息物理系统的智能化，形成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科技+管理流程的发展。产品全生命周期和全制造流程的数字化以及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模块集成，形成一个高度灵活、个性化、数字化的产品与服务的生产模式。在“工业4.0”阶段，“网络化”、“智能化”、“开放互联”等随着技术创新和流程创新形成供给侧要素。另一方面，政府对产业结构调整及对社会发展推动力的认识为“工业4.0”提供了良好的政策供给条件：2015年2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数字化生产对德国的繁荣富裕至关重要，德国将致力成为“工业4.0”标准的推动者。她还说道，德国工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德国希望继续保持工业强国地位，就必须迈向数字化，而这一切的实现都需要依靠“工业4.0”。“工业4.0”通过“科技创新”和“制度供给”实现了对国家工业整体水平的提升，更实现了对产业结构的优化——这真的可以看作是通信行业供给侧改革推动整个社会发展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总之，在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当下，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构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机制,将供给侧的要素，尤其是科技创新和政策供给纳入我们的视野中非常关键。这对通信行业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