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废物综合利用率每提高 1%，相当于新增资源量 8000 万吨，替代原生资源5 亿吨。预计 2015 年我国主要再生有色金属突破 1200 万吨，相当于对外依存度下降 10% ～ 15%;2030 年废物资源化可新增储量铜607 万吨、钢铁 4.7 亿吨，相当于对外依存度下降约 30%，原生资源替代比例增加超过 25%。”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尾矿综合利用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常务副秘书长杜根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他说，在固废利用中，实现大宗工业固体废物(简称“工业固废”)的综合利用意义重大：“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是节能环保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工业可持续发展提供资源保障的重要途径，也是解决大宗工业固体废物不当处置与堆存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和安全隐患的治本之策;同时，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是当前实现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更是确保我国工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长远的战略方针。”他认为，要促进我国固废产业的发展当务之急是要破解当前行业中技术不可行、经济不合理的难题。
我国固废产业还处在初级阶段
记者：国内固废处理产业的发展现状是怎样的?
杜根杰：“十一五”以来，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取得了长足发展，综合利用量逐年增加，综合利用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利用产品产值、利润均得到较大提升，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保障安全、促进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工业固废产业还处在初级阶段。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其一，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该领域尚处于固废末端污染控制、单纯追求资源化的发展阶段。政策标准与管理体系还处于发展初期，缺乏针对我国固废特点和适应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的重大原创核心技术和成套集成装备，尚未形成从源头到末端全过程减排增效的重大集成技术，以及跨产业的废物协同利用技术，主导性工艺基本处于跟跑地位。
其二，我国硅酸盐类固废利用技术主要以低端建工建材利用为主，市场效益不显著。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硅酸盐类固废产生量巨大，矿相结构与元素组成复杂，目前尚缺乏对复杂矿相结构、资源禀赋特性、污染转移规律的深入科学认知，在硅酸盐固废多资源梯级提取与全量化增值利用技术方面存在较大差距。
其三，我国冶金、化工等行业重污染废渣处置技术主要以简单处理堆存和生产建筑材料为主，经济效益较低，二次污染较大。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重污染废渣排放量大、资源品位较低，导致成分复杂、有害成分含量高，目前尚缺乏有价金属提取与毒害组分控制新原理、新方法，在稀散、稀贵金属深度提取和污染组分稳定化处置方面与国外差距较大。
应该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做法
记者：工业固废利用在国际上取得了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和做法?
杜根杰：以我们的邻居日本为例来说明。日本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正因为如此，他们对建筑如钢铁、水泥、骨料等一切以牺牲资源为代价所换来的生产资料都极为重视。日本政府不允许将有限的资源生产成不合格的产品，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浪费，是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因此，日本各企业有着严格的质检体系，这也倒逼一些设备制造商下大力气研究固废生产设备与工艺系统。再加上全民理念灌输和政府政策扶植，日本在固体废物处理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成熟的运作体系。这对固废处理模式尚不成熟的中国而言，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总起来看，日本固废处理的成功之道主要在于三点：第一，日本全社会对固废处理有着全方位通盘考虑，固体废物从产出到处理再到利用，均有清晰的路线图，每批废料走向可追溯，利用在哪里指向明确，这是目前国内无法做到的;第二，日本全社会接受废物“谁产出谁负责处理”的理念，并将之付诸行动;第三，从政府方面而言，相关制度完善且政府扶植力度大，固体废物企业可以正常生存和发展。
记者：请以处理回收建筑混凝土废料为例，说明日本的具体运行模式、做法。
杜根杰：在日本，废物处理企业每回收一吨混凝土废料，产生废料的单位除负责运输费外，还要支付给处理企业每吨 2000 日元~2500 日元(折合人民币约 106元 ~133 元)的处理费，废物处理企业完全是零成本运营，经过处理后生产的砂石骨料产品售价 300 日元 / 吨(折合人民币约 16 元 / 吨)。售价低于普通骨料一倍，品质有保证，市场销售也无须担心。这些做法值得我们深思，这些年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抓到关键之处，而且有些壁垒也没有打破。
经济新常态下工业固废产业面临新形势
记者：我国经济已经步入中高速发展的新常态阶段。大宗工业固废产业将面临怎样的形势?
杜根杰：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说一下什么是大宗工业固废。大宗工业固废是指我国各工业领域在生产活动中年产生量在1000 万吨以上、对环境和安全产生较大影响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尾矿、煤矸石、粉煤灰、冶炼渣、工业副产石膏、赤泥和电石渣等。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大宗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将会面临一些新的问题。首先，工业固废产生量会逐渐减少。我国产生工业固废的产业大多集中在钢铁、有色、发电、化工等重化工业以及煤炭等采掘行业。未来随着这些行业的产能逐渐萎缩，固体废物也会逐渐减少——新常态最显著的标志是经济增速放缓，因此这些行业的产能会率先下行。第二，工业固废利用强度提高。随着生态文明制度强化，法律法规门槛抬高，对固废排放的要求越来越严，倒逼企业减少排放，加强资源的综合利用。第三，循环经济使工业固废利用更加系统。在新常态下，循环经济理念被人们广泛接受，循环经济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园区循环化改造更加强化，产业循环化实现组合，使工业固废利用更加系统化。
利用“互联网+”破解难题
记者：在面临形势、新问题和与发达国家差距甚大的情况下，什么是促进我国固废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的工作?
杜根杰：首先要有市场，其次有效益。政府要将市场需求放在首位，要将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产品在城市建设和住宅产业化过程中强制推广使用，甚至可以考虑在某些领域、行业在一定阶段取缔使用原生资源产品。“废物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这句话是对的，但也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技术可行与经济合理，就是企业要有钱赚。所以，工业固废规模化、高质化利用替代原生资源，应当具备的条件就是技术可行、经济合理。
记者：在政府积极作为的同时，企业层面应如何推进实现技术可行、经济合理?
杜根杰：尾矿等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难点之一就是化学组分的不稳定性，这给综合协同利用带来了困难。因而，必须针对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特性、污染特性和识别方法，研究固废资源化利用环境风险、健康风险的评估方法，制定废物产生过程的风险源清单，建立废物评价方法和基础数据库，研发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固化/稳定化管理技术，形成典型固废回收利用与处置过程安全及风险控制技术体系。上述纷繁负责的工作只有通过大数据、“互联网+”才可以做到。目前，政府正通过“互联网+”积极促进产业互联互通。“互联网+”将成为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新引擎。随着多家再生资源线上平台的诞生，说明了“互联网 +”战略的可行性、可操作性以及必要性。各大回收方、利用方也应该与时俱进，加入到互联网的大军当中来，拓展自己的经营领域，进行全国性的交流合作。以此，推动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实现，促进固废产业在新经济常态下的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