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17日发表的最新研究成果认为，“十三五”期间，中国有必要实施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双控策略，并建议尽快以能耗总量和能耗强度的“双控”指标替代现有的节能量指标。
煤炭消费在2013年已达峰值
在当日举办的中国低碳发展论坛上，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表示，如何将经济放缓、去产能、去库存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压力，以及相关的投资拉动转变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动力，是“十三五”期间经济低碳转型和社会绿色变革的关键。
何建坤说，新常态下，中高速经济增长下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率将逐步降低，经济结构调整将向高端低碳产业发展，创新驱动将全面推动碳强度下降。低碳也将成为经济新常态下衡量发展的核心指标。
“中国应积极主动实施低碳转型促经济新常态发展。”何建坤说，这主要包括：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从“高碳经济发展方式”转向“低碳经济发展方式”;建立安全、高效、清洁、低碳的能源供应与消费体系;实现经济、能源与环境的协同治理。
2012年以来，我国能耗增速开始大幅下滑。“十二五”时期与之前的十年相比，能源消费年均增速下降幅度超过三分之一。与此同时，能源相关的碳排放增速随之大幅下降。“十五”和“十一五”期间，能源相关碳排放年均增加4.3亿吨CO2，而在“十二五”期间，年均增加2.8亿吨。2015年，能源相关碳排放总量与前一年相比基本持平，能源强度和单位能源碳含量大幅下降。
根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数据，预计2015年全国煤炭消费量将下降4%左右。并且，2016年发电、钢铁、建材等主要耗煤行业煤炭需求都有可能下降。
当日发布的《中国低碳发展报告(2015-2016)》认为，中国煤炭消费总量很有可能已在2013年达到峰值，未来煤炭消费难以显著高于2013年水平。报告认为，经济新常态下未来五年经济增速将进一步下调，从而能源需求总量增速降低。能源消耗增速下降，特别是煤炭消费总量达峰，标志着中国低碳发展进入一个深刻变革的新阶段，也是中国碳排放最终达峰的必经阶段。
何建坤说，展望未来，“十三五”时期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兑现国内和国际承诺、实现低碳转型的关键时期。未来五年内包括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单位GDP能耗、非化石能源占比、森林蓄积量在内的低碳发展指标非常明确，而国际气候变化和国内环境污染治理的双重压力将促使我国逐步推广煤炭消费和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我国也将采取措施促使能源结构多元化发展。
但上述报告同时表示，当前，我国巨大的能源消费总量及长期以煤为主的高碳能源利用模式导致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未来要实现“两个百年”的既定经济发展目标，经济仍要持续发展，对能源的需求还将持续增长，如延续过去的高碳能源利用模式，将给生态环境带来更大压力。
“未来必须重塑能源生产和消费体系，从源头上减少环境污染与温室气体排放。”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齐晔认为，重塑能源，提高效率和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是关键，发展清洁低碳能源是根本，转变发展方式是前提，引导消费模式是基础。
治污减碳双管齐下最有效
自“十一五”开始，中国政府对高耗能工业企业设定了约束性的节能量目标作为考核其节能效果的主要量化指标。
上述报告称，对10家案例企业的调查发现，用节能量作为考核指标存在三大问题：10家案例企业上报的节能量共分为四类：定比法产品节能量、环比法产品节能量、定比法产值节能量以及环比法产值节能量。采用不同方法计算、不同类别的节能量并不具有可比性;
案例企业通过产量扩张完成了部分节能量目标，而这部分节能量实际是企业应对市场需求的结果，而非节能行动所致，因此无法对企业的节能行为产生强大的激励作用;
由于节能量类别及计算方法多样，且计算步骤相对复杂，因此政府部门对节能量的核查难度超过能耗总量以及能耗强度等其他常见的节能量化指标。
齐晔认为，鉴于节能量指标缺乏企业间可比性、无法剔除产量扩张引起的节能效应，且核查难度大，建议尽快以能耗总量和能耗强度的“双控”指标替代现有的节能量指标。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还对我国可再生能源融资进行了研究，追溯了2013年进入中国可再生能源领域的资金及其流动情况。研究发现，2013年中国可再生能源融资总额和投资额比2012年分别增加了0.8%和5.9%。
齐晔介绍，2013年中国可再生能源投融资主要呈现以下变化：投资侧财政补贴减少，政策支持重点、对象和范围均发生变化;融资渠道减少，可再生能源融资严重依赖于银行贷款，中小型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融资模式亟待突破;可再生能源发电领域投资减少，非发电领域可再生能源应用投资增幅较大;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能源替代和减碳效果显著。
“在可再生能源投融资总量继续保持增长的同时，可再生能源领域急需融资渠道和融资模式的变革和创新。”齐晔说。
上述报告称，中国现行的改善空气质量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以严格控制煤炭使用为核心，其中许多政策都要求企业降低能耗强度(或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和安装污染控制设备。
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理事兼新能源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张希良表示，对于中国来说，近期内大幅削减煤炭使用能够同时减少大气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的排放，但当要把煤炭挤出能源系统时，替代能源的边际成本将会逐渐上升。因此，需要进一步对大气污染物和二氧化碳进行有效的减排，分别设置空气污染治理和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并通过碳价政策来最有效率地实现空气污染和二氧化碳减排的协同治理。
张希良认为，与其他方式相比，治理空气污染和二氧化碳减排双管齐下最为有效。这样的政策思路将保证中国以最低成本实现2030年的达峰目标，同时为空气质量改善带来显著的协同效益。
张希良说，在实现2030年减排目标的行动中，中国政府还需要进一步强化和细化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进一步分解和落实全国及各省区市的减排目标和减排行动，持续推进节能与加强新能源技术的创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协调好经济、能源和环境的问题。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由清华大学与布鲁金斯学会联合创办，该中心致力于在中国经济社会变革及维系良好的中美关系等重要领域提供独立、高质量及有影响力的政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