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现代化,室外脏乱差;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然而与其格格不入的,却是垃圾处理的原始落后。在西部一些落后地区如贵州省,农村大量生活垃圾如何处理,成为一个大难题。
乡村处理设施沦为摆设
如今国家提倡建设美丽乡村,而垃圾处理问题首先就成为很多地方“过不去的坎儿”。
位于贵州毕节大方县的猫场镇、绿塘乡等地,是贵州位置相对较为偏远的乡镇,但这里却早已不是人们印象中偏僻美丽的乡村。记者在现场看到,碎砖烂瓦、食物剩余、农药瓶、塑料薄膜、玻璃残渣等被村民随意丢弃、堆放。即使在集镇周边,沟渠里也是固体垃圾随着污水一起流到农田,显得十分刺眼。
记者了解到,大方县在2010年就相继启动了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不过,当地还有30多个乡镇,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其中农村生活垃圾日产量60多吨,可回收利用只有约10吨。对此,大方县建设了三座压缩式垃圾转运站,并根据地理位置、基础设施、经济实力等条件在部分乡镇建设乡村垃圾填埋场。猫场镇、绿塘乡等地的不少村组就没有配套专门的垃圾堆放区和处理区。
而位于黔西南州兴义市的桔山污水处理厂,曾因建成三年多但设施运行一直不正常,多次受到环保部和省环保厅预警或通报整改。贵州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副主任刘晓静表示,“走了贵州很多地方,看到政府投了大量资金和精力给村民建污水处理设施、垃圾收集池、转运等,但这些设施全成了摆设,很少有人用,感到非常痛心。”
今年1月,九三学社贵州省委在省两会提案中指出,目前贵州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工作遵循“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原则,重点放在垃圾收集设施的建设上。但由于山区地形和交通条件制约,“镇转运”难以全部实现,加上村民居住分散、环保意识不强,生活垃圾处于“户无分类、村难收集”的状况,不少已建好的垃圾收集设施因后期管理不善闲置或被破坏,甚至成为新的污染源。
投入大为何成效微
数据显示,2008—2014年,贵州累计投入各类资金4.4亿元,在640个行政村实施了农村环境整治,受益人口约120万人,仅占全省农村人口的 5.7%,垃圾和污水处置率极低。同时,垃圾处理设施的利用率也十分低下,即使在村民集中居住的地方,一些污水处理厂,造价近100万元一个,但受益人口只有100户左右。
而与此同时,农村垃圾种类和数量逐年增多。贵州省卫计委副主任张光奇指出,农村平均每人每天产生0.8千克至1.5千克的生活垃圾,并以每年10%的速度增加,乡村畜牧业和种植业迅速发展,带来了大量畜禽粪便及农作物秸秆。但目前一线的处理方式也较单一,主要采取单纯填埋、临时堆放、焚烧并随意倾倒等方式,有害垃圾更无法进行无害化处理,污染地下水、土壤和农作物,危害人体健康。
针对垃圾处理设施为何闲置的问题,黔南州长顺县一些乡镇干部表示,贵州山地居多,村民居住分散,因而长距离运输并不划算。目前农村垃圾面临缺钱缺设施缺人的情况,已经建设的乡村垃圾填埋场普遍存在设计容量不足、面临资金缺口、分类无法实施等问题,并且缺乏懂技术的专业人员,导致后期管护跟不上。
“现在农村垃圾处理还有两重天,即水源地周边农村处理较到位,非水源地非水源保护地持续地‘破窗’效应引发困境。”遵义医学院党委书记石京山分析称,村里公共的垃圾处理设施,群众使用意愿不高,除与村民自身环保意识等因素有关,还与农村垃圾回收市场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在调节人力、物力进行垃圾回收方面存在失灵现象关系很大。
专家建议分类利用减量化
“农村生活垃圾人均产生率相对低,且易腐垃圾约占40%,有机物经腐烂发酵后产生的有机肥可直接还田实现资源化利用;剩余垃圾通过再次分拣回收,又可减少约60%。”刘晓静建议走分类利用减量化的路子,制定出台“谁产生谁付费,多产生多付费,混合垃圾多付费”的垃圾处置费收取办法,收取费用用于垃圾收集。以村民最易理解的形式,将垃圾分为“可腐烂”和“不可腐烂”两大类,其中“不可腐烂”的又分成“可回收”和“不可回收”两小类,让垃圾收集前减量化。同时,堆肥和回收带来的收益归村民所有,以此调动村民参与垃圾处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石京山认为,“经验表明,分类只是第一步。”在此基础上,更要建立绿色的农村垃圾管理模式。“垃圾是放错位的资源”,通过发展立体循环绿色生态农业,治理农村面源污染的同时使农产品附加值得到提高;将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和垃圾清运等通过项目运作的方式,通过公开招标,寻找市场运作和管理主体,提高效率。
一些乡镇干部也纷纷表示,对于广大农村来说,寻找一项投资少、运行成本低、无二次污染的处理技术,以达到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统一非常必要。要加大对农村垃圾处理和环境保护的资金投入,构建垃圾处理系统。各部门要统筹协调,在项目建设维护中整合资源,提高效益。需尽快建立、健全农村垃圾处理法规和管理制度,加大对农村生态环境的监测与执法监察力度,切实保障对农村垃圾进行低成本、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