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际社会对于伊朗核制裁的进一步“松绑”，伊朗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而伴随着中国大力推行“一带一路”计划，中国和伊朗双边关系也将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但是与此同时，“松绑”的伊朗在选择中国的同时，也希望更广泛的参与国际经贸体系之中，中国-伊朗未来的能源合作前景也必然面临冲击。
中伊能源合作历史
中国是伊朗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2014年两国贸易额超过510亿美元。在“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伊朗处在中转站位置，中国任何连接东亚至欧洲的公路、铁路、油气管道和通讯网络，都将使伊朗受益。近年来伊朗大力推行“向东看”政策，重点就是与中国进一步发展关系。中国现在原油对外依赖度将近60%，其中半数来自中东，而伊朗油气储量在世界名列前茅，是中国理想的合作伙伴。
中国和伊朗真正的大规模能源合作其实并不太久。在1993年以前中国还是石油出口国，中国与伊朗总体贸易量比较小，从伊朗进口的少量原油也是转口到第三国。彼时，伊朗的石油勘采基本采用欧美公司的技术，中国与伊朗并无石油上游领域的合作。很长时间内，由于伊朗石油含硫量高，而中国国内炼油厂大多未能消化，双方合作始终无法定音。直至1995年，双边贸易额未超过4亿美元。1996年后，中国带脱硫装置的炼油厂迅速增加，伊朗的原油大量流入中国市常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能源需求猛增。
随着伊朗核协议的达成，伊朗重新回归国际社会，伊朗自身的贸易相对优势和丰富的油气资源也将更加广泛的参与国际合作和贸易。在解除制裁之后伊朗已经着手开始布局能源出口和一系列基础设施修建计划，2015年，伊朗已经开始磋商收购欧洲、拉美和亚洲多家炼油厂的股份，包括印度的埃萨公司就与伊朗传出过“绯闻”。伊朗还向石化和炼油项目投资60亿美元，此举旨在资助炼化产业加速发展。
除石油，天然气、电力也是伊朗出口重点，伊朗计划研究或引进技术，增加天然气产量，以出口至中国、欧洲和印度。此外，伊朗也野心勃勃的发展可再生能源，虽然可再生能源目前在伊朗处于起步阶段，仅占能源总消费量的1%，但伊政府计划未来几年打造4500兆瓦的风电装机和500兆瓦的太阳能装机。可以说，核协议之后的中国伊朗能源合作蕴含着巨大的机遇。
中伊能源合作的现实很“骨感”
中国和伊朗传统上的合作支柱是能源产业，但是尽管长期以来遭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和封锁，中国和伊朗的能源合作却并不如外人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和伊朗之间的能源合作风险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美国和西方针对伊朗的国际制裁和封锁，往往会波及中国企业;另一方面，则是伊朗国内对于中国企业的一些限制，使得中国无法在与伊朗的能源合作之中施展手脚。
在制裁影响合作方面，2004年10月，中石化曾经与伊朗方面达成投资开发亚达瓦兰油田的初步协议，根据协议，中石化将在25年内购买该油田出产的1000万吨液化石油气，这份协议使中石化获得稳定的供应源。伊朗同时跟中石油又达成了一项700亿美元的协议，中国将在30年内进口2.7亿吨的天然气。但是此协议很快由于美国对于伊朗的制裁“加码”而最终停滞不前。
在伊朗限制方面，中国能源企业也在伊朗吃亏不校2006年12月22日，中海油宣布与伊朗方面签署价值160亿美元的液化天然气合作谅解备忘录，计划用8年时间开发伊朗北帕尔斯油气田，建设液化天然气工厂和输送设施，并将取得所产液化天然气一半的份额出口至中国，伊朗将向中海油供应天然气25年。2011年10月，北帕尔斯油气田项目由于进展缓慢被伊朗方面叫停。2009年中石油取代了法国道达尔石油公司，开发伊朗当地南帕尔斯气田第11期工程，但是2012年7月，因无法达到伊朗南帕尔斯气田开采的工程进度而不得不放弃。
其实对于中国来说，企业主体同样存在着巨大的风险。这种风险主要存在于伊朗国内的法规和社会方面。伊朗《鼓励和保护国外投资法》明确规定，在油气等国有垄断领域，外资仅仅允许以“回购”的方式进入投资。而在外资企业中标之后，必须自己筹措资金开展勘探和先期建设，投资方依照合同标准预先投入油气建设，达到伊朗方面的标准之后才能收回投资，而且油气田的后期收入与投资方无关。这也就意味着，油气田项目的盈利与否与利润大小往往受制于伊朗政府审批速度的快慢。加上伊朗政府部门间效率较低，缺乏沟通，因此在伊朗进行项目开发的准备时间往往很长，相关人员进入伊朗的手续也很繁琐。
对于伊朗和其他中东各国而言，美国和西方的技术、管理好，中国制造的价格便宜，如果两者结合在一起，对伊朗来说，性价比较高。也就是说，中东国家往往倾向于将一些下游产业“脏、苦、累”的基建和勘探工程承包给中国，而将一些上游的比如管理、金融、服务、研发等行业留给西方进行合作。对于一些心怀雄心的中国人来说，和中东民众以及学者探讨相关话题，理想往往很丰满，现实往往很骨感。
后核协议时代的伊朗雄心
对于中国来说，国际制裁对伊朗的“松绑”有利于中国在伊朗实施“一带一路”对接，甚至有一些学者认为应当从“地缘战略高度”将伊朗作为中国在中东的一个重要支点。但是不应忘记，尽管伊朗对于中国确实有着一定的需求，中国和伊朗合作也确实有着较大的潜力，但是这并不代表伊朗会单单选择中国。在实际合作层面，中东各国的内心选择倾向往往差不多：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为先，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往往被归于“新兴市潮。
自从伊朗总统鲁哈尼2014年上任之后，伊朗在同国际社会商讨解除制裁的同时，已经在着手力求拉近同西方世界的关系，希望引进西方的技术和管理经验。2014年以来，伊朗石油部官员积极会见国际石油公司代表，国际商业代表团也频频访问伊朗，希望获得伊朗油气行业投资机会。伊朗已经与道达尔、鲁克石油公司等多家公司进行了谈判。13家来自欧洲和亚洲的外国公司、4家国内公司有意愿投资伊朗价值150亿美元的天然气项目，包括修建天然气管线、建设炼厂、建设天然气增压站等。
伊朗国内其实已经开始有一些表态，要求伊朗能源合作更加的“国际化”。伊朗国家石化公司经理阿巴斯近日在接受伊朗国内媒体采访时候，公开表示中国“应当认识到，现在伊朗已经不同于制裁解除之前的伊朗，我们的选择更多”。其实早在去年8月份，阿巴斯就抱怨中国的石油公司“效率低”，而且“价格昂贵”，信心满满的认为将会有来自西方和日本等国家的石油企业和伊朗合作。
与之相对应的是，近期伊朗总统鲁哈尼的“欧洲之行”，先后访问了意大利和法国，这两个国家，一个是曾是伊朗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另一个则是客机制造商空中客车的所在地，鲁哈尼随行的是一个多大百余人的庞大代表团，以至于西方媒体称鲁哈尼此行为“购物狂欢”。鲁哈尼自己在意大利和法国参加了多场商贸推介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不要仅仅把我们当做一个国家来看，而应把我们当成一个大市场的中心。”
作为中东重要的地区大国，国际制裁“松绑”后的伊朗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确实有着较高的契合程度，但是应当看到的是，中国在“后核协议”时代的伊朗投资中，尤其是能源投资中，既有着机遇，也有着挑战。尤其是当西方经济势力重新与伊朗对接之后，中国很可能在伊朗的能源和其他诸多领域面临巨大的冲击。中国应当更多的以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的角度思考问题，认清中东，才更好的认清“一带一路”上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