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中国“十三五”开局之年。2015年末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包括致力于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到2020年GDP和居民人均收入较2010年水平翻倍，基本消灭贫困、改善社会保障、推进绿色发展、扩大对外开放以及建立更为成熟的国家治理体系。其中的建议将在未来5年主导中国政府的计划，并为中国的发展确立政策重点。
“十三五”开局之际，巨大体量的中国经济正为产能过剩和金融债务所拖累，放缓趋势明显。上一个5年中国延续了高增长，人均GDP由2002年的1135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5432美元。但跨越式发展也留下了诸多隐忧，“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在后半期凸显。
近期，中央在多个场合强调2016年作为“开局之年”的特殊性。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做好经济工作十分重要。当月，定调未来5年宏观调控轨迹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拉开大幕。中央政治局会议多项建议表明，下一步经济改革重点将在供给端和需求端同时发力，着力针对产能过剩、房地产去库存及防范金融风险等方面展开“歼灭战”。另一方面将通过推动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培育经济社会发展的长久动力。
2015年12月10日，民商传媒《中国民商》杂志、大成企业研究院联合中国气协液化天然气(ING)分会在北京举办了“2015中国民商年度经济论坛”。论坛以“改革˙突破˙创新”为主题，聚焦全面深化改革和“十三五”开局之年的政治经济改革走向、供给侧改革和宏观经济形势、“互联网+”与大众创新等重要议题。
全国政协原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德平，著名经济学家高尚全，国务院参事陈全生，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中国气协LNG分会秘书长顾安忠，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副理事长、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刚，联讯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建钢，新奥集团副总裁马深远，广东电子商会副会长何利耀等重量级嘉宾出席论坛并作主题演讲。国务院参事、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谢伯阳主持会议，来自政商界的官员、学者、企业家600余人应邀参加了会议。
与会专家表示，中国经济最大潜力在于改革。在人口红利消失、资本回报率下降的背景下，中国政府着力推动结构性改革，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改革红利对冲人口红利的消失，使经济保持稳定增长。专家指出，改革红利不是一个空洞的词。据估算，如果相应的改革都能够到位、取得最好的成果，比如说劳动力供给增加、人力资本增加、全要素生产速度加快、生育率提高，这些都可以对未来产生一个正面的劳动力供给效应。所有这些好的改革加在一起，给我们带来的改革红利可以为经济增长贡献1%-2%。
2016，更具质量的增长
进入2015年末，当中国经济处于转型升级关键阶段之时，人们对于2016年中国经济将如何发展有了更多猜测。尤其在对于2015年中国经济连续出现下滑，这到底是一个趋势性下滑还是阶段性下滑，存在较大争议。乐观、悲观看法各执一词：一方面看，中国经济宏观层面确实下行压力巨大，微观层面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较多，另一方面，种种挑战背后，转型创新，尤其是政府大力鼓励、纳入国家战略的“互联网+”也确实如火如荼，颇具生长力。
从2012年至今，中国民商年度论坛已经连续办了4届，历年主题分别为“破除垄断、深化改革”、“深化改革：动力与阻力”、“新常态下的中国改革与经济”，直至本民商论坛的“改革˙突破˙创新”，贯穿了“十二五”的历史进程。其间，中国经济、社会和生活方式经历了巨大变化。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推高了经济增长，在GDP数量指标上引人眼球，不过却未能逃开环境、资源过度消耗和过度依赖投资出口等问题。我们今天熟悉的经济新常态，正是这一扩张式发展的后果。从2014年起，由于大宗商品和能源价格下滑，再加上产能过剩给工业利润造成的影响，中国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已连续44个月下降。一些传统的经济增长引擎——制造业、房地产及地方政府支出相继萎缩，中国切实经历着结构再平衡之痛。
不过另一些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在悄然发生变化。分析人士注意到，中国的在线销售收入正在以每年超过50%的速度增长，而电影票房收入增速达到了40%以上。在整体就业数据中，不断增长的服务业正在吸收从传统重工业和制造业分流出的劳动力，大量劳动者从第一产业转移至第二甚至第三产业。
随着整体劳动力增长放缓，中国的服务业增长尤其迅速。从1980年仅占经济的20%多一点开始，服务业如今已占据显著扩大的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2013年，服务业已超过第二产业(占GDP的比例正在下降)成为GDP的最大组成部分。外媒数据称，“服务业占总体就业的41%，而且还在上升，却贡献了2014年GDP增长的63%”，“虽然工业统计数据不好看，但是中国航空旅客数量却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
中国经济正在完成从数量取胜的高速增长向更具质量的中高速增长的转型考验。尽管转型能否成功尚言之过早，但是上述数据展示了在传统旧经济日益萎靡的另一面，还有着新经济蓬勃生长的现实。这也令专家们在展望2016年中国经济前景和改革未来时有了尚可乐观之处。
呼应这些改变的是，一向对经济社会有着实质约束性发展目标的中国政府5年计划，在“十三五”规划中首次不再设定具体量化目标，取而代之以：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相比“十二五”规划，新增了大量发展理念内容阐述，突出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质量要求。
InternationaleChem董事长保罗˙霍奇斯撰文评价称：它是中国经济根本转变的一份蓝图——计划的目标是告别此往以低成本制造业和大量基础设施投资为核心的出口型增长模式。习近平希望转而鼓励发展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服务业拉动型经济。
整体经济下滑态势下，中央高层也在多个会议上传达了2016年继续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导向。央行去年末发布的一篇文章，对新一年的宏观经济走势表达了信心，称随着刺激措施和财政改革的效应抵消了日益严重的债务和产能过剩问题的影响，预计2016年中国经济增速为6.8%。不过部分经济人士认为这一估值略高。
联讯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建钢在中国民商2015年度论坛上分析认为：虽然宏观经济出现了许多亮点，2016年中国经济总体仍将持续下降态势，目前尚看不到支撑经济上行的有效动力机制。考虑到政府巨大的引导和动员能力，预期经济增速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撑，但不会失速。因此，2016年总体上来讲表现一种V型的运行，很可能就是一种前低后高，均值保持在6.5-6.9之间，建议可以按照6.7左右来安排年度的计划和战略。
“中国的资产收益水平仍将保持一个稳定，投资潜力和消费潜力巨大。如果引导得当，市场具有良好的自我修护能力，随着过剩产能的消减和营改增改革的全面实施，下半年预期投资增速将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他说。
短板决定成败
“十三五”虽然放弃了量化经济目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谈到“十三五”规划建议稿时仍称：“建议稿提出今后5年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目标主要考虑是，确保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必须保持必要的增长速度。从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看，2016-2020年经济年均增长底线是6.5%以上。”。
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看，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9109元和5919元。到2020年翻一番，按照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的要求，“十三五”时期经济年均增长至少也要达到6.5%。
2015年三季度6.9%的数据表明，中国经济放缓势头并未停止，距6.5%的增速底线仅一步之遥。防范经济下行失速很可能成为下阶段中国宏观政策的重点。不过，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也提醒：中国要真正转型、提高增长质量，从投资驱动走向创新驱动、消费驱动，经济增速的放缓不可避免。如果坚持高增速，很多重要的改革很难推行下去，“保持6.5%的增速当然最好，实现不了也没关系。如果被这样的观点套牢，为了实现6.5%而继续污染、继续积累债务风险、继续扩大收入分配差距，那就显得本末倒置了。”
按照最高层的总体思路，2016年作为“十三五”开局之年，改革要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向构建发展新体制聚焦，突出问题导向，把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重点改革任务抓在手上，主动出击，贴身紧逼。而贯彻规划的关键，正如观察者所指：“5年规划的意义从来仅仅不在于规划，而在于如何应对可能的挑战。”
近年来专家们一直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下一个5年，若中国顺利进入中高速增长区间，保持稳定增长的新常态，那么中国将有望进入一个高收入社会。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以我们目前面对的困难，躲开中等收入陷阱是非常重要的。他以数据为证，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二战以后，全球100多个国家里，大概只有十几个成功逃离了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国家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这也是2015民商年度论坛与会专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因为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必然是腐败流行，社会不稳定，容易出现暴力的社会。逃开中等收入陷阱对于中国实现“十三五”规划小康目标具有决定性意义。已86岁高龄的经济学家高尚全在论坛上对此提出精到见解。
高尚全是中国经济改革决策的参与者和改革进程的见证者，长期从事经济体制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的研究，和部门经济政策的研究工作。他参加过第四个五年计划、第七个五年计划建议，在高老看来“十三五”计划最为重要，因为提出了要实现全面小康这个百年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重点和切入点就在于解决贫困问题和农民问题，“我们的改革是问题导向，改革的问题在什么地方、短板是什么，目标就明确了。老少边穷地区、农民，这是我们的短板。”
按照中国目前贫困人口的标准，即年收入在2800元人民币以下(人均1.5美元/天)，农村还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城市还有1000多万贫困人口。如果按照2美元/天的国际标准，中国贫困人口规模将超过2亿。从这个社会结构来看，中国现在的中产阶层还很少，而社会底端群体非常大。我们要想建成一个全面小康社会，也即中产阶层社会(中等收入社会)，如果不能改变底端群体太大的状况，从长远来看，很难逃开其他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所面对的社会不稳定。
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起力保6.5%的平均增速，“十三五”首当其冲需要通过调整结构、平衡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通过有利的社会政策解决民生托底问题，并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高老指出，以下三个具体目标，将衡量我们未来是否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百年之计：一、7000万人口的脱贫;二、到2020年，贫困人口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三、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不低于全国的水平，人均收入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供给体系发力
2015年11月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中国政府给出了“十三五”推动经济结构改革的总体思路：产业政策要“准”——发展实体经济、坚持创新驱动、着力补齐短板;微观政策要“活”——完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潜能;改革政策要“实”——加快推进对经济增长有重大牵引作用的国有企业、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等改革;社会政策托底——守住民生底线，做好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
也是在主持这个会议时，习近平首提“供给侧改革”，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这一改革，被中央观察人士视之为高层经济思路的一个重大变化。
早在2015年10月，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调研广东时就强调，要大力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之后9天里，中央高层更是5次提及“供给侧改革”，由此可见其重要性及对未来中国经济格局的影响。12月初，经济工作专家座谈会上，再次提到供给、需求都需改革，要从两方面推进结构性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曾经尝试通过加大投资力度来扩大需求。此举虽然让过剩产能得到暂时释放，但投资形成的产能却孕育了更为严重的过剩风险。“十二五”中，政府也一度采用了“凯恩斯主义”色彩浓厚的需求刺激政策，结果不仅未能有效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反而制造了一次暴涨暴跌的股市大泡沫，放大了金融风险。
2015年，中央高层开始明确加强供给侧改革。政治局在研究2016年经济工作的会议上提出，“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供给侧”的说法被进一步延伸为“供给体系”，容量加大，改革力度增强。外媒评价称，痛定思痛，中国政府下决心开始拥抱“供给经济学”。
供给经济学的要义是如何让供给变得有效。该理论的核心第一是减少政府管制，促进企业家的创新;第二是降低税负，提高个人和企业家工作的积极性。中国政府提出加强供给侧改革，体现了对当前经济问题的准确判断。中国面临的问题显然并非简单的需求不足：一方面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国民蜂拥到日本买马桶盖;一方面国内奶粉行业陷入困境，另一方面澳洲、德国的奶粉被国人买得断货。中国经济真正的问题在于供给侧的结构性缺陷：要素价格扭曲导致资源不能有效配置，一些行业过度投资过度发展;政府管制太多、法治薄弱，严重抑制了创新活动，减少了有效供给;中国企业普遍停留在低成本竞争阶段，中国目前的供给现状是低端供给过剩、高端供给不足，无法适应居民消费升级的需求结构。
对于供给经济学的适用性，马云做了非常深刻的阐述：“中国经济前30年，加大基础设施、出口，这是政府拿手好戏，把银行的钱掏出来。消费，把老百姓的钱掏出来，那是企业家的本事，那是创新的体现。我们要用观念去不断打开这个消费和内需拉动的东西，这一定是企业家的作用。未来20-30年，中国必须以消费拉动，而消费拉动一定是企业家。”
与凯恩斯主义的立杆见影不同，供给经济学要求的是大胆的减税、痛苦的结构性调整、自我革命的简政放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主要是‘挤’，要通过破除机制体制障碍使没有盈利能力的企业从市场退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说。
在制度框架上，供给侧改革着力于从供给端发力，破除结构改革困境，释放增长红利。具体而言，包括国企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推广PPP为代表的新的投融资机制、完善金融监管框架在内的金融领域改革、资本市场改革，以及推进户口和相关社会保障改革。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表示，从大环境看，当前中国整个经济运行速度下降，无论需求还是供给都在减弱，无论单独改革哪一方面，很难一针见效。供给侧改革可以有多种理解，如减税、减负等，在他看来，中国经济革新的重要转折点是通过创新，提高效益，带动供给侧改革，如在传统产能大大过剩的情况下，只有拿出好东西，生产出真正供不应求的产品，中国企业的日子才会好过。
郑永年认为，供给侧更本质的意义在于回应了制度创新的根本命题，是要提供新的制度供给，提供新的制度体系，“供给侧改革实际上跟邓小平早年提出来的，通过培养新利益来克服老的既得利益的阻碍，这样的思路一直存在。中国改革从邓小平开始，都是通过培养新的利益来对老的利益构成压力，老的利益就是既得利益。假如没有新利益，要改革既得利益，突破旧利益的阻碍，也是很难的。要改革老的利益，是需要成本的，这个成本谁来承担?所以，如果在体制外培养新的体制，培养新的利益，对旧的利益和旧的体制构成压力了，这些旧的利益、旧的体制就可以去改变自己。同时新的利益也可以消化因为改变老的利益而带来的成本。供给侧改革的提法非常好，就是要有新的制度供给。”
改革重点的转移
对于企业而言，供给侧改革是机遇也是挑战。近期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已明确将“市场出清”摆上桌面。会议强调，要积极稳妥推进企业优胜劣汰，通过兼并重组、破产清算，实现市场出清。这意味着“市场出清”将是2016年甚至更长时间里，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需要面临的阵痛。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指出，社会不良债务和不良资产的存在减少资金供给，高消耗部门、产能过剩部门和“僵尸”企业占用了不少存量资金，并继续吸纳新增资金。按市场规则出清无效企业，才能提高市场运行效率。
推动“僵尸”企业退出的同时，改善大多数企业生存环境也是明年中国经济工作的重点。2015年1-10月份中国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2%。产品销售下降与成本费用上升的双重压力被认为是企业生存环境不佳的主因。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司司长郑昕曾坦言，目前中国小型微型企业的生存状态比较困难，其重要原因是连续3年以来要素成本上升过快。
媒体称，2016年官方将打出一系列“组合拳”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在业内看来，企业税费、社保费、财务成本、电力价格等措施几乎包含了企业经营的全要素，是解决当前实体经济盈收困局的切实行动。
长江商学院教授、金融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甘洁认为，财政补贴对优质的小微企业的贷款值得探索。以中国现在的金融体系，仅仅靠放松货币政策是不够的，今后政策的针对性很重要。不论融资是不是瓶颈，开放部分民营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放宽对外资银行的限制，利用民营银行的活力，外资银行的经验和创新仍很重要，一方面较快填补贷款导向上的不足，另一方面通过竞争促进现有银行的转变。
此外，中共中央政治局还明确提出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曾表示，中国之所以通过改革开放取得高增长，就是因为改革降低了此前体制运行成本，从而让要素成本低的优势得以发挥。而制度成本的降低没办法通过市场供求解决，必须通过改革实现。因此，要确保“十三五”平稳开局，中国需要持续推出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谋长远动力。
2015年跌宕起伏的股票市场和频频出现状况的金融机构，提示中国在经济加快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金融风险不容小觑。尽管国家在近几年出台了一系列防范金融风险的政策法规，但由于金融行业特别是互联网金融所具有的虚拟化、涉众性、大数据等特点，给风险防范带来了很大难度。对这其中蕴藏的危险，尤其是金融杠杆化泡沫化现象，全国政协原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德平在中国民商论坛上表达了相当忧虑，“我们现在是一个劲地用金融来赚钱，企业来负债，这样经济怎么能搞好呢?”
胡德平说，由于中国政治、经济的特点，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扮演了动员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现在中央又提倡政府、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个人企业的合作，和金融的合作、国际的合作。越是在这种时候，更应由政府积极发挥作用，整合金融、产业、政策等一系列资源。这种整合是用合作的方式而不是过去那种改造消灭的方式，再由市场分配资源，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利用资源。他认为，有没有这种理念，能不能使全国人民团结，使政治和经济很好地结合，至关重要。
2015年末，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力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在各种场合强调“政府官员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著名公共行政学专家竹立家对此解释，纯粹的经济思维已经不能解决我们未来5年遇到的问题，政治经济学是解决中国社会现代性的一个关键思维，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思维，我们很难转型到位。中国未来5年的改革必须完成改革重点和改革价值的转型，也就说“十三五”中国必须从经济改革向政治行政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转移，从追求经济的GDP增长转变为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增长。
竹立家认为，虽然人们对于一个人人幸福的乌托邦社会定义理解有所差异，但中国要实现的全面小康社会必然是一个公平正义、人人能够实现自己的尊严、权利的社会。“十三五”要逐步实现改革价值的转型，必须真正落实十八大三中、四中全会提出的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个价值理念。
如果说，“十二五”中国经历了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社会从量到质的转变，下一个5年则决定了中国奇迹能否延续，改革能否突破，2020年小康目标能否如约完成。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改革难度日益加大，尤其这一进程与社会、经济转型相结合碰撞的时候。而2016开局之年能否旗开得胜，关键仍在于我们能否正确抓住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用有力有效的手段来推动中国的战略转型，真正地把目标、理念落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