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城市环境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戴星翼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在处理电子垃圾方面目前还处于落后状态，由于“苹果”产品在中国热销，那么也将导致“苹果”成为了中国最大的电子垃圾制造商。
据《解放日报》3月31日报道，记者：苹果公司新iPad的发布，毫无意外在全球引发了新一轮的抢购热潮。按照电子产品如今更新换代的速度，据说至少18个月就要升级一代。从最初的 “大宗消费品”，到如今成为人们追逐的 “时尚消费品”，电子产品在刺激消费的同时，也引来了人们对环保问题的忧虑。人们往往上一代产品还没有捂热，就已经忙不迭去追逐下一代。您对此怎么看？
戴星翼：消费与环保，从来都是一对矛盾。无论是对商家的生产行为，还是对人们的消费行为，仅仅进行道德上的谴责，或者进行空洞的环保号召，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关键是采取切实的措施，将对环境的损害减少到最低。
一般意义上的电子垃圾，包括手机、家电、计算机等有集成电路板的电子废弃物，回收问题很复杂。事实上，电子产品真正跑到垃圾堆、焚烧场、填埋场的，少之又少。它通过不同环节，已经实现了回流。所以问题不在于我们的垃圾中有很多电子产品，而是这些电子产品通过什么渠道回流，会产生怎样的问题，这才是我们应该关注和研究的。
目前电子垃圾回收，有正规和非正规两种途径。比较正规的，像浦东正在试点做一个电子废弃物回收系统。只要居民把旧电器交投到指定的回收箱里，相应的积分就会打入其环保账户中。这个积分，不仅可以用来兑换礼品，还可以支付公用事业费、充加油卡等。而电子废弃物，则会经过正规的、比较环保的拆解，实现资源回收。但是坦率说，这个量并不大。大多数废弃的电子垃圾，是通过各种灰色渠道，送到了地下拆解点。
所以，电子废弃物最可能的出路有这么几种：一是重新组装。比如旧的电视机、手机拆掉以后，重新组装成二手机、翻新机，然后以便宜的价格通过灰色渠道卖出去。第二种，如果电子废弃物已经没有再利用的价值，那么就用强酸洗出电路板上的贵金属。这种工艺完全属于土法上马，对环境的影响后患无穷。
记者：有人说，这完全是制造商的 “阴谋”。明明手中掌握的技术已经到了800万像素，可偏偏先推出一个300万、 500万像素的产品，刺激人们不停更新、不断消费。而由此产生的环保 “副产品”，生产者理当不能完全置身事外。您怎么看？
戴星翼：这本身是一种市场行为的选择，不便过多指摘，但制度建设一定要跟上。其中最核心的，是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一个生产电子产品的厂家，不能卖掉就算完事，要对产品的全生命周期负责。只有当每一个生产者，对自己的产品负起责任，回收的问题才能最终得到解决。
这个制度最早是由德国发起的。比如某一家电视机的生产厂家，在建立一条生产线的同时，还要建立另一条生产线，负责回收物的拆解再利用。我们将其称之为 “静脉生产线”。像人体一样，动脉负责将血液输送至各个脏器，而静脉则主司使血液回流心脏。回收的产品，拆解后根据情况不同，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如果零部件还是好的，符合新产品要求的，那么可以让它回到新产品生产线上，实现循环利用。另一种情况，零部件已经过时，有些厂家就用来生产二手机，然后以很低的价格出租或者出售。最后一种情况，实在无法回收再利用的，进行分类粉碎，作为原料重新进入生产线。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回收过程非常规范，且环境友好，人们所担心的环保问题自然也就避免了。但这靠的不仅是生产者的觉悟，而且是法律的强制要求。
在我看来，环保首先不是个教育或理念问题，而是个法律问题。否则，就会出现投机取巧者占便宜的情况。同样一个手机，如果老老实实按照环境友好的方式来循环生产，自然要贵一点；另一个不按规则出牌的，自然就要便宜一点。而在市场上，便宜的厂家就容易占据竞争优势。如何防止这种 “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产生？唯有法律强制每个生产者都这样去做，把起跑线拉平。
记者：中国已经有了 《循环经济促进法》，要落实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有无现实操作的可能？
戴星翼：要对 “再制造”进行立法，必须根据行业特点，分门别类进行个性化规范。但众所周知，不同产品的生产流程、生产工艺各不相同。我们毕竟是发展中国家，立法水平还没有那么高，这是一个问题。第二，我国任何行业的生产都比发达国家要分散，杂牌林立的山寨厂商数不胜数。国外，电视机、手机就那么几个品牌，但中国有多少？分散了以后，法律的执行成本就非常高。第三，市场组织问题。能否实现统一回收，然后分流；或者集中在几个点上，然后针对不同厂家的产品进行分拆，再运到工厂去。德国也是如此，每个厂家建立一个回收基地成本太高，于是这些公司就集资建立专门的回收公司，问题迎刃而解。
还有就是废弃物的价值问题。我们有个想扔的旧东西，总想卖点钱。但国外恰恰是倒过来，你要把自己的旧电器扔出去，是要付钱的。当然，任何问题放到中国就会变得更复杂。因为我们的国家大，情况差别更大，管理难度可想而知。比如，那些非常小的回收处理企业，对环境的危害其实很大，但有些地方监管能力比较弱，甚至默许这样的经济活动存在。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处理废旧电器，由于小企业可以逃避污染治理的责任，所以成本非常低。说到底，不单单是一个立法问题，还与政府管理环境的制度能力有着密切关系。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能力，普遍不如发达国家。中国算是情况好的了，可即便如此，也不可能管得住那么多分散的活动。这可能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我曾经讲过，如果我们能把这些活动管住了，那么中国就是发达国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