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理事会最近批准了中国的加入申请——中国的申请历程经历了十年——并交由成员国政府最后批准。但EBRD成员资格只是中国在世界国际金融机构中地位迅速提升的一个写照。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将在现有国际金融机构框架内促使它们改变，还是另辟蹊径。
全球金融危机震撼了国际金融体系，令许多机构措手不及。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此前几年中实际上在追求大幅削减规模。但这也让它们证明自己的勇气。许多机构——不仅包括IMF，也包括EBRD和欧洲投资银行——最终证明了它们可以灵活应对，并因此赢得了更多的权限和更多的资本。
这场危机还震撼了G-7——问题的根源所在——的合法性，提高了G-20的地位。在这些转变中间，中国赢得了增加其全球影响力的机会。它决心抓住这一机会，哪怕有些人要反对。比如，中国计划利用2016年担任G-20主席国的机会推进一个规模宏大的日程。
事实上，如今中国的国际参与幅度之广、速度之快可谓前所未见。中国是众多多边机构的成员国——包括非洲开发银行(AfDB)和泛美开发银行(IDB)等地区机构——并且正在深化与这些机构的关系，特别是通过在全球进行共同项目投资实现这一目的。比如，去年中国成立了20亿美元规模的非洲共同成长基金，大幅度提高了其对AfDB的注资。
类似地，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在世界银行[微博]国际金融公司和EBRD所设计的投资载体中起着重要的锚投资者的作用，将长期机构资本引入它们的项目中。其中一个主权财富基金SAFE目前是EBRD投资载体的唯一投资者——而中国甚至还没有正式加入EBRD。
中国也在建立新机构。今年早些时候，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成立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不仅是因为美国的强烈反对，也时因为英国和德国不顾美国的反对加入其中。中国在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新开发银行(NDB)的建立过程中也起到了领导作用，NDB的总部目前设在上海。
还有400亿美元规模的丝绸之路基金，意在支持习近平主席“一带一路”战略所需要的基础设施项目。一带一路战略的目的是改善与整个欧亚(Eurasia)地区的贸易和交流联系。作为目前为止中国最雄心勃勃的计划，丝绸之路基金在活动规模和范围上都让更传统的国际金融机构相形见绌。丝绸之路基金的第一个项目——16.5亿美元规模的巴基斯坦Karot水电站——包括直接项目贷款和对负责建造大坝并管理30年的公司的股权投资。
目前，丝绸之路基金为单边机构，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国有投资巨头中信集团性质类似。但中国当局已表示欢迎其他国家加入其中，尽管从中国投入的规模看可能性较小。
尽管中国投资项目规模巨大，但中国领导人目前对于机构创新仍相对保守。但是，去年中共官员讨论了成立一个更具实验性的新多边金融机构以促进“重建环境”的计划——即支持土地复垦、水质净化和改善空气质量的大型项目。
成立如此机构绝非易事，因为这需要全球合作聚集政治相关利益方，还需要巨额补贴才能让投资变得可行。但此类大胆机构创新将填补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缺口，并巩固中国在环境治理融资方面的领导地位。
与此同时，中国机构正在较小规模上创新，开发了更精致、更便捷的融资方法。比如，亚投行首任行长金立群宣布准备取消现有机构的一些效率最低的做法，比如常驻董事会和用人的国籍限制。
尽管如此，中国日益重要的全球金融角色不会深刻改变现有机构的运行方式。当然，就像金立群强调现有体系漏洞的做法，它们或有助于启发改革。EBRD毫无疑问将因为中国的尝试经验和规模扩大中获益。
但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的主要目的不是改变多边金融形势，而是增加多边金融实力，同时表明中国能够建立最先进的机构。而至于EBRD，中国的占比将是微不足道的，至少在一开始是如此;中国自己也表示是来学习的。事实上，与EBRD共同投资能够让中国公司在进入新市场时获得当地知识——甚至有可能获得保护。
目前，加大参与多边机构对中国的改变比反过来更大，即使在中国投票权增加到能够更好地反映其贡献的程度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更近距离地学习老牌机构的经验——包括怎样与公民社会组织合作、怎样增加政策的地方所有权等——有助于中国精炼其在非洲和其他地区的参与战略。这甚至能够让中国改进其自身的发展模式。
但是，从长期看，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发展挑战——特别是环境迅速恶化——可能促使它成为更具转变力的角色，推进全球机构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