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我全程参与报道了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目睹了中国的形象如何不公地遭遇破坏;而事实上，在那时，中国已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达成共识做出了可圈可点的努力，但国际社会一直认为哥本哈根峰会是一个失败。
年底的巴黎气候大会迫在眉睫，世界各国正在为达成新的2020-2030减排目标全力以赴。法国总统奥朗德本周也在中国争取获得更多的支持。此时全面地回顾评估一下中国近几年来从哥本哈根到巴黎这一路上做出的努力非常有意义;同时也会发现成绩令人吃惊。
在我看来，过去六年来中国的绿色意识与日俱增、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和法律框架也日益完善、政府的减排承诺令人鼓舞，同时中国也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国际事务中扮演着更加活跃积极的角色。更为重要的是，在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绿色发展已成为中国未来五年规划的主要战略之一。
有了如此巨大的进步，中国必将在巴黎气候大会上获得优势并为其成功助一臂之力。
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多年来，指导中国的首要理念便是发展是硬道理。这一战略为中国带来了几十年的经济飞速增长，但也以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能源的极大浪费为沉重代价。
近年来中国的领导层一直在努力改变这一发展模式。继习近平在2012年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这一发展思路变革的步伐也大大加快。早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之时习近平就曾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现在，这句简洁明了的俗语已经挂在了中国各级官员的嘴边。当然，领导层还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和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有的这些新表述和新理念现在已经成为指导中国经济活动的原则，而我们所熟知的经济新常态也就此应运而生。
“新常态”这一概念的核心是主动让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年经济增长率由原先的两位数回落到7%到8%。尽管如此，GDP7%的增量已经相当于欧洲中等国家全年的经济总量，比如奥地利和瑞士。
在经济放缓的过程中，中国正在经历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即从之前的以投资和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由扩大内需和拉动消费实现经济增长。
为了把绿色理论更好付诸实践，中国正在努力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举例来说，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各阶层的领导干部被要求在离任前接受环境审计，此举将生态环境保护纳入政府考核体系。
同时，中国的立法机构也在马不停蹄地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法律条款。继《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和《循环经济法》出台之后，这一举措将再度成为中国环保领域的重要里程碑。
十分鼓舞人心的一点是，中国承诺将在2030年前后达到碳排放峰值，并力争尽早到达。为实现该承诺，中国正在提高能源利用率和新能源在总体能源消费中所占比例，其中，新能源消费需在2020年达到15%并在2030年上升到20%。
同时，为了达到目标，中国还承诺到2030年将把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碳排放比2005年水平降低60%至65%。实际上，自2005年起中国便已经开始实施了一系列严格的提高能源效率的措施。
中国还加快引入市场机制，建设全国性的排放交易市场。上月末，中方承诺将在2017年建设全国性排放交易系统，其中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和深圳五市二省已在2011年成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除了国内大刀阔斧的举措外，在双边和多边层面上中国更是在不遗余力地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去年以来，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两次发表气候领导宣言，以推动巴黎气候大会取得成功。中国和欧盟也在今年六月举行的第十七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期间签署了《中欧气候变化联合宣言》。
而通过进一步强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中国在南南合作中也做出了更多承诺和实质性举措。与此同时，中国与“基础四国”中的其他国家(巴西、南非和印度)的协调互动也正在积极进行，因为就为全球气候所做贡献而言，“基础四国”的立场是相似的。
总而言之，中国正以应对气候变化为契机，优化升级制度和法律架构，实现发展模式转型，并调整人们的生活方式。最重要的是，中国也借此传达了一个日渐强烈的愿望：希望在全球事务中成为有担当的利益攸关方。
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的要求，各国应在今年10月1日前自主提出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计划，今年年底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则将在汇聚各国“贡献”的基础上对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作出进一步的制度设计和安排。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146个国家已经向联合国递交了预期国家自主减排贡献方案，为巴黎气候大会制定新协定打下基础。
有着如此充分的准备，中国和其他参与国一道，至少也应当在今年巴黎气候大会上拿出一个比哥本哈根会议更令人满意的谈判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