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能源的使用会增加排放，其前提是固定不变的排放强度。通过加大末端治理来实现相同或者更好的减排效果，是否比单纯减少能源使用更好?如果是这样，就不应该通过节能的方式来减排。否则，全社会由于消费受限的损失将相当之大。
由于环境的急剧恶化，节能减排近几年在我国成为了“政治正确”，这看似有一定合理性。但就减排而言，采用何种方式减排比能否实现减排更重要。因为实现减排有一个最根本最极端的手段，就是把能源基础设施关停。如不考虑实现手段的合理性与正当性，那么其与极端的直接关停在性质上是相近的。如果实现减排的成本超过减排带来的收益，那么这种减排将减少全社会的资源支配与福利，就属于得不偿失的做法。
能源的重要性无须赘言，但这种重要性不能无限制夸大，成为事实上的无穷价值。“只要减排”并非合理行动的充分条件。从能源利用来看，其价格标识了价值。如果这种价格存在不合理之处(如存在政府补贴、价格扭曲)，那么消除这种不合理就是政府的任务，但这并不意味着能源具有无穷价值。
煤炭、石油、天然气在我国均属于税负较重的能源品种，即使存在补贴，更多也是一个消费群体对另外一个群体的补贴。如果消费能源存在消费净收益不等于社会净收益的情况，那就是能源安全的担忧，以及跨期的资源稀缺性。
前者对我国这样一个能源进口大国是个永恒的问题，但也不应过度强调，而后者在目前环境下属于“软约束”，环境质量约束往往是“硬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考虑非完全成本，能源使用的成本也有一定限度，其价值不是无限的。以市场价格消费能源同消费其他商品没无太大区别。如同“气比煤珍贵”，所谓能源的珍贵也只是程度上的类比，并不具备必然性。
基于这种认识，在部分地区需求不旺、供给过剩的情况下，有必要在价格方面采取措施。如在供大于求的东北地区，供应盈余超过2000万千瓦，随着核电投产，这个数字会继续扩大。东北三省及蒙东的电价销售目录显示，当地主要工业与商业销售电价高达0.6-0.8元/千瓦时，已经高出欧洲的德国、法国30%-50%。这种高高在上的价格有何意义?发电企业、电网企业为何不通过稍降电价刺激需求，从而获得更大收益和利润?而这也是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增长(消费更多产品)所需要的。
目前，全国各个地区的销售电价或多或少都存在价格虚高的问题(基于需求与供应的缺口)。下调电价的障碍似乎是“有悖于节能减排目标”。这种看法起码有以下几个问题：
过去形成的价格合理吗?为什么只能加码而不能放松，其价值标准是什么?若无法带动消费，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将十分巨大，这是减少排放无法补偿的。
价格已经脱离了具体的供求关系及其成本。多收的部分电价并未用于解决能源与排放的外部性问题，而是成为部分能源企业的剩余利润。
减排是否有更好的手段?增加能源的使用会增加排放，其前提是固定不变的排放强度。通过加大末端治理来实现相同或者更好的减排效果，是否比单纯减少能源使用更好?如果是这样，就不应通过节能的方式来减排。否则，由于消费受限，全社会的损失将相当之大。这种损失，突出存在于发电与电网企业，受制于无法扩大的需求，他们的电力服务量无法提升，利润变得非常微薄，导致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难以实现。因此，积极呼吁下调电价以刺激电力需求，应该成为发电与电网企业的集中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