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是“十三五”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和大逻辑，为此，必须遵循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实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发展，这是“十三五”的发展主旨。
在此主旋律和发展主旨的基础上，“十三五”期间究竟如何进一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并逐步建成美丽中国呢?其关键正在于如何认识“三种规律”和“三大发展”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明确生态文明建设在整个“十三五”盘局中的作用，充分发挥环保在特殊时期，作为调节社会经济发展催化剂的重要功能。
(1)
新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一场全民战役，环保工作将进入“全民环保”的大环保阶段;
遵循自然规律的核心在于，第一，经济增长不能突破生态环境承载力底线、生态保护红线，否则将步入发展的困境;第二，良好的生态环境质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既是生产力、竞争力的源泉，又是民生的保障和基础;第三，良好的生态环境既有其内在的系统性要求，更有实现国家社会长治久安的现实需要。
为此，我们有必要在强化主体功能定位，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推动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循环高效使用，推动利用方式根本转变、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切实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统计监测和执法监督、加快形成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社会风尚等6个方面进行深化改革，理清障碍。
如果说，之前的生态文明建设属于局部战役，部门工作，那么在“十三五”期间，生态文明建设将是各项工作的重要统领之一，其他工作要服从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投入到环保中来，要确立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全民统一战线”和绿色化的体制机制。
(2)
新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要跳出“环保”来推进“环保”，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固然要遵循其自身的自然规律，但要真正实现“美丽中国”的目标，就必须同时遵循其他规律，譬如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让这两大规律及其指导下的发展来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
第一，在总量基础上，遵循经济规律，意味着充分改善资源环境的配置效率，“充分改善自然资源环境的配置效率”不等同于“最大程度地的利用自然资源环境”，而是等同于“最有效的利用自然资源环境”，而“最有效的利用自然资源环境”的实质就是最大程度上地保护自然资源环境。就此而言，遵循包括经济周期、市场经济、价格机制、公共产品等在内的一切经济规律，正是从源头解决自然资源环境保护的问题，从根子上“釜底抽薪”地助力于生态文明建设。
第二，民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这是最大的社会规律。在此，重视社会规律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最大意义在于：环保也需要倒逼。在民生这个红线面前，社会发展的成本和压力将通过医疗卫生、生活质量、公平公正、社会参与等多种渠道传递到环保领域，也就是说，只有正视生态文明建设对于改善民生的重大意义，社会发展才足以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巨大的动力(和压力)，并构成生态文明建设最有效的“防火墙”。
概括起来，如果不充分与经济和社会等发展规律相结合，生态文明建设将会困难重重，并无力突破自然规律的瓶颈。
(3)
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互为倚重，发挥其“功能环保”的作用。如前文所述，功能环保的重要含义在于为经济创造“非典型凯恩斯主义”的输血，即用提升环境质量来倒逼经济转型，促进经济的科学发展，即从效率角度为经济输血，而不仅仅是从刺激需求的角度来为经济输血。
除此之外，功能环保的第三重含义在于，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环保工作的出发点既要服从和遵循自然规律(如空间上的生态功能布局等)，同时也要在进度和制度设计等方面充分照顾到经济发展的需要，尤其是照顾到有效地推进经济转型和升级的需要。对此，“功能环保”在改革上提出的要求就不能完全与西方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路径完全一致。
譬如说，自上而下顶层设计的重要性，中国就比欧美来的大，在欧美，环境问题基本是由市场出清的，但在中国，市场的效率还不足实现这一点，因此要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力量;换言之，在如何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上，政府要培育市场，而不是放任市场，推动形成市场自律的结果。
再譬如，中国的环保问题不单单是市场失灵造成的，很大程度上也有政府失灵的因素，尤其是地方政府(以及政府部门)在环保上的失职(失责)，因此，如何重新打造政府官员的绿色激励机制就变得尤为重要。目前已经开始再造绿色GDP的考核机制，但这对于环保积弊而言，可能是远远不够的。
如果说，在长期，旨在提升环保权力的环保大部制也许是一个解决途径，但短期内，是否可以根据新《环保法》有关强化对地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环保职责监督的精神，设立一个专门的、具有一定执法力度的“反污染局”来严厉打击那些违法排污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和“不作为”，严防死守生态环境底线，这是值得我们考虑的。
(4)
总之，在“十三五”期间，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着“前狼后虎”的严峻挑战，唯有发挥出改善环境、倒逼经济、造福民生的多重功效，才足以真正实现我们第一个百年的小康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