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一家NGO与南方周末的联合调查发现，全国十省600家环评机构，约23%涉嫌资质买卖或被盗用。北京市的比例最高，其中不乏部属环评机构。
张磊靠租借来的资质做环评项目，最多时曾挂靠了二十余家。目前他办公室资料柜里的环评报告书，就分别使用了6家不同的环评机构资质。
“这几个方面(项目建设方、环评单位、专家评审、政府审批等)本应是监督与制约的关系。然而这几方处于共同的利益链上，是利益均沾而非监督与制约。”
此次调查方法主要是通过网络搜索，结论还须权威部门认定。
环境影响评价(以下简称环评)之于环境，正如同肌肤之于人体，是抵御污染“毒瘤”的第一道防线。
而在云南生态脆弱的怒江上游贡山县，一个年产6万吨高氯酸钾的项目，却有着脆弱的“肌肤”。项目被质疑由无环评资质的机构承担了环评工作。
“县乡两级15位人大代表提案反对项目建设，大量村民通过村委会等渠道表达了反对声音。”云南贡山一位乡级人大代表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原定于2015年8月开工的项目，目前已被迫延期。
这是被广州绿网环境保护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广州绿网)盯上的环评项目。最近，这家致力于环评调查的NGO频频发力，炮轰诸多知名机构涉嫌非法出借环评资质。
“买资质跟买白菜一样”
“没有环评资质的公司，非法借用有资质单位的资质，实际开
贡山项目只是广州绿网和南方周末记者此次全国调查中的一例。
广州绿网的工作人员通过网络检索发现，《贡山县迪麻洛年产6万吨高氯酸钾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中，所写环评单位为河南蓝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联系方式却为云南昆明的固定电话号码。
在进一步的检索中，广州绿网发现该联系人、联系电话、联系地址，均指向昆明翊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而该公司在上述贡山项目环评公示时，并无相应环评资质。不仅如此，同样的联系电话、联系地址和联系人，变换着多家拥有环评资质单位的名义，开展环评项目。
广州绿网怀疑，项目环评单位涉嫌资质挂靠。“根据检索的结果，使用同样联系方式的昆明公司，挂靠了多家环评机构资质开展业务。”广州绿网负责人向春解释。
广州绿网和南方周末记者用上述方法，检索了四川、江苏、河南、黑龙江、广西、广东、山东、浙江、北京、河北等10个省份全部环评机构的项目，发现有23%的环评机构涉嫌资质挂靠或被盗用。其中，北京市最为严重，共85家环评机构中32家涉嫌资质挂靠或被盗用，达37.6%。江苏省次之，为32%。这些资质多被借给宁夏、云南等偏远省份。
其中不乏部属环评单位。广州绿网发现环保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中环联(北京)环境保护有限公司两家部属环评单位，涉嫌将资质分别出借给福建、贵州的公司使用。广州绿网于2015年8月10日将上述情况向环保部进行了举报。
实际上，环保部早已对环评机构的违法行为采取了严厉措施。仅2015年上半年，环保部对存在各类问题的63家建设项目环评机构做出了取消资质、缩减评价范围等相应处理。对现有环评机构资质条件进行清理，30家机构被取消或注销资质。
然而，尽管受访的业内人士均认可挂靠现象具有普遍性，但却表示很难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环评报告完全由无资质的环评机构负责编写，并违法使用了资质单位的环评资质。
“通过公示的环评机构联系方式检索挂靠，其中虽不能排除误判和遗漏的可能性，不过却是目前非官方力量唯一可能的调查环评机构资质挂靠的方法了。”向春表示。
为了验证结果，南方周末记者致电上述检索中涉嫌挂靠的8家环评机构，其中有5家表示可以挂靠合作。“我们甲级单位平台高，找我们合作的人也比较多，如果想合作的话都没有问题。”北京一家拥有资质的环评机构的经理答复。
另有两家因其他原因无法合作。其中一位山东的环评机构经理给南方周末记者“支招”，建议采用“分公司”的形式进行挂靠合作。只有一家公司明确拒绝，其接电话的工作人员称：“我们是国有单位，你们这么做是违法的。”
与此同时，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11位环评业内人士，包括环评机构负责人和一线环评师、借用资质的无资质公司负责人，以及负责组织专家评审会的官员。
张磊是一家无资质公司老板。在他的微信群里，还有专门寻找“资质合作”的“业务员”。“经常有人在群里推销资质，甚至还有业务员登门推销，买一个资质就跟买白菜一样简单。”张磊表示，环评机构资质买卖已经形成了“地下市场”。
张磊亦靠租借来的资质去做环评项目，最多时曾挂靠了二十余家。南方周末记者看到，目前张磊办公室的资料柜中存放的环评报告书，分别使用了6家不同的环评机构资质。
展环评工作，业内人士一般把这样的情况叫做资质挂靠。”一家乙级资质环评机构的负责人刘跃解释，“环评是你发的，报告书却是他写的。一份数百页的环评报告书，除了附在最前面、加盖公章的资质扫描件由名义上的环评单位提供，其余的均由无资质公司完成。”
贡山项目只是冰山一角。近日，广州绿网和南方周末记者对环评机构数量最多的全国10个省份进行调查，共计600家环评机构，有137家涉嫌资质挂靠或被盗用，比例高达23%。
“不少环评机构，就依靠着贩卖前面加盖公章的资质复印页赚钱，使用一次的价钱从几千到上万元不等。”刘跃说，“这早已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
挂靠交织网
“交叉挂靠或许是环评机构资质挂靠的一大显著特征。没资质的向多家有资质的单位借资质，有资质的将资质出借给多家公司。”向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广州绿网的办公室，一块白板上用线条连接起一边是出借资质的单位表，一边是借用资质的单位表。密密麻麻的线条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挂靠交织网。
检索结果证实了向春判断。涉嫌资质挂靠的137家环评机构，或将资质出借给274家不同的公司。
由于每家环评机构资质只能开展特定类别的环评，因而不同资质类别的环评单位也会“互通有无”。检索中发现，泉州市天龙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既涉嫌将资质出借给泉州科蓝环保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又涉嫌借用福建闽科环保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资质。该公司资质目前已被环保部取消。
“有的甚至把租借来的资质，再转租给其他人，成为二道贩子。”刘跃表示。
挂靠的另一个特征是，相较之环科院所和高等院校，私企的挂靠问题更多。在检索出的137家涉嫌资质挂靠的单位中，私企共91家，约为总数的三分之二。
另外，北京的挂靠情况最为严重，这一情况也在多位业内人士的预料之中。“一方面，北京环评单位的资质种类比较齐全，挂靠可以一步到位;另一方面，北京本地环评项目很少，环评机构却很多，于是大量单位向外出借资质。”一名环评业内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北京资质出借的情况泛滥，已成为行业共识。”
不仅如此，很多在外地挂靠资质的环评单位，都改头换面以“分公司”“办事处”的名义开展工作，正如上文山东环评公司经理“支招”的那样，用以规避风险。
于是，很多借用资质的公司，名义上成为了拥有资质公司的“分公司”，并在当地环保部门备案登记。在检索调查中，一些环评公司分支机构的数量，超过甚至数倍于其环评工程师的人数。
例如江苏绿源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拥有环评师21人，而其分支机构经统计则多达23个。河南蓝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有环评师28个，分支机构则为29个。而更夸张的是浙江商达环保有限公司，有22个分支机构，环评师却仅为7人。
“就按照每个分支机构只拥有一名环评师做环评来计算，也有分支机构连一个环评师都没有。那么报告由谁来撰写?”张磊质疑。
滋生土壤
“虽然理论上这种情况(指分支机构多、环评师少的现象)是讲不通的，但实际上并不违法。除非可以确定建设单位直接与无资质环评机构签订了环评委托合同，无资质环评企业负责包办环评各项事宜。”广东某地评估中心一名负责组织环评报告专家评审会的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按照要求，环评机构只需在相应地方备案，便可从事环评工作。并没有法律规定公示联络的人员不得是其他公司的人员，或者拥有环评师资质。因而这也是制度上的缺陷，不少环评机构正是钻了这样的空子。”一位从业十年的环评人士说。
环保部在对环评机构处理通报上，使用更多的是“借用外单位人员违规开展业务”的表述。根据环保部网站公开的信息，仅有2013年10月25日的通报中定性为“环评机构出借资质”。
代替“挂靠”的表述，还有“盗用”。即无资质的单位未经许可，私自使用了环评机构的资质，从事环评工作，与有资质的环评机构无关。二者的区别在于有资质的单位是否知情。 南方周末报道的宁夏瑞博资质挂靠案件(详见2015年3月26日《环评资质倒卖经——第一道污染防线上的“空手道”》)中，宁夏瑞博被认定为盗用资质，而另外几家涉嫌出借资质的环评机构则相安无事。
“说白了，就是资质单位、管理部门、掮客相互勾结的结果，一旦出了问题，由掮客一人承担，最后大家都没责任了。”广州一位环评从业人员对此表示，这样资质挂靠的情况，伴随着环评制度的发展，一直存在。
随着2008年《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的调整扩大和经济刺激政策的出台，需要环评的项目逐渐增多，想吃蛋糕的人也在成倍增加。于是，大批挂靠企业产生。
“另外，一些曾经的环评机构员工，也看准了市场机会，跳槽出来自己当老板，找一家单位挂靠资质开展环评业务。”张磊说。他本人也是这样成为公司老板的。
大量挂靠使得环评市场价格逐渐被压缩。“他们不需要有资质的人员、不需要专业设备、不需要前往现场，于是成本便可以被极度压缩。其市场报价，甚至比有资质单位严格按照规范操作环评的成本价还要低。”
有资质的环评机构迫于生存压力，不得不将资质出借，通过挂靠费增加收入。资质出借给更多的单位，环评价格进一步被压缩。环评机构资质挂靠愈演愈烈。
这样的恶性循环最终影响了整个环评行业的健康发展。一些受访的老环评从业人员表示，在环评行业继续工作,收入已经无法满足其需求，有环评人正在从环境污染源头控制的环评工作，转向位于末端治理的环境工程。“做环境工程，一单的收入能顶做环评一年。”张磊说。
节节失守
一份环评报告的出台需要经过项目建设方、环评单位、专家评审、公众参与、政府审批等数个环节。这些环节何以节节失守，致使挂靠行为肆意横行?
“这几个方面本应是监督与制约的关系。然而实际上，这几方处于共同的利益链上，是利益均沾而非监督与制约。”一名乙级资质环评机构负责人表示，“建设单位并不关心环评单位是否为挂靠，在乎的只是花费最少的钱，把手续办齐，拿到批文顺利开工。”
于是，挂靠单位可以顺利接项目挣钱，建设单位花费较少的成本使得原本通不过环评的项目通过，拥有资质的单位零成本赚取了不菲的挂靠费用。“利益均沾，看起来对谁都有利，但这其中受损的，只有环境。这笔账该由谁来埋单?”这位环评机构负责人说。
随后的专家评审和政府审批环节，亦没有实现对资质挂靠问题的把关。
在上述环评中心官员看来，通过专家评审发现资质挂靠的证据几乎不可能。“挂靠单位编写的环评报告书，质量普遍较次，评审环节能够做的，就是从内容上进行把关，提高挂靠单位完成环评报告的成本，从而间接遏制挂靠行为的发生。”
而公众参与环节中的不透明等弊病，则早已被舆论诟病多年。
对于环评机构资质挂靠的问题，刘跃已多次给环保部写信。刘跃认为，在环评报告书中，附一张环评单位项目负责人在现场的照片，或直接要求项目负责人到现场，就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资质挂靠的发生。
上述环评中心官员亦赞同刘跃的观点。“这样一来，就会增加挂靠单位的成本，其挂靠积极性就会下降。”
然而，刘跃每一次向环保部写信最终都杳无音信。更让刘跃不解的是，他每每将环评机构资质挂靠的举报材料递至环保部，其网上的公开证据便会随即消失。
另有上述从业十年的环评人士建议，应该要求建设单位将环评款项直接打入环评单位银行账户内，并由环评单位开具发票。这样一来相当于把无资质的挂靠单位从金钱结算上架空了，挂靠自然也就失去了生存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