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23日，2015年度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和环境保护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两委”委员齐聚一堂，从基本定位、任务设计、总体思路以及保障措施等方面为“十三五”环保规划建言献策。
马骧聪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马骧聪建议，要加强综合法律调整。他说，要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综合法律调整，研究制定必要的法律和法典。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以及引导规范，开发、利用、保护自然资源。这一体系应该包括3方面：国土空间的合理布局;自然资源的节约、循环和高效利用;环境保护。对生态环境进行整体、综合的法律调整十分重要。除了加强环境保护、完善自然资源方面的单项法律立法，还要进一步强化现在的薄弱环节，对生态环境整体、综合保护进行法律调整。要加强立法：一是在现有《环境保护法》的基础上研究制定《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法》。二是对现有的《环境保护法》、《自然资源法》以及关于国土空间的一些规定等的法律法规进行整理编纂，加以提炼，制定生态法典。
王文兴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文兴建议，大气污染防治要坚持目标导向。他主要提三个问题：第一，关于2030年大气环境质量目标。建议计算2020年小康社会时大气环境质量的水平是什么，具体目标是什么，到2030年空气质量应该达到什么水平。第二，关于环境保护工作。大气污染控制总体任务是以人为本，把保护人民健康放在第一位。因此，建议把空气质量的地理分布和人口密度联系起来，明确哪种污染条件下有多少人，哪些地区处于这个水平。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的作用。要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我国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要研究目前我国大气环境质量演变的特点。最近经常提到的复合型污染，实际上是能源问题。要分析这些年大气污染物的组成发生变化的情况，环保工作要注意到这些规律性变化。
毛如柏 十届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
十届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毛如柏认为，环保规划应是综合性规划。环境保护工作涉及各个领域，因此，环境保护规划应该是综合性规划。在规划制定过程中，一定要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及人民生产、生活的各方面。在“十三五”规划编制过程中，应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的环境目标要求很好地衔接起来，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衔接起来，还要与若干专项规划相协同。要体现环境保护的工作重点由末端治理向源头防控和过程把控转变。随着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污染源不断增加，如果不能做好源头防控和过程把控，就会带来新的环境问题。要处理好总量控制和环境质量控制的关系。既要抓住一些环境基础性因子的控制，又要把没有纳入环境总量控制、对环境安全因素造成重大隐患，或是对人类健康造成重大危害的环境因子，在环境规划中体现出来。
卢耀如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
中国工程院院士卢耀如建议，要明确各部门环境保护责任。“十三五”规划不仅要体现节能减排，还要特别强调能源结构调整、新能源发展等问题，这也关系到我国在国际上的环境保护责任和形象。地下水污染是当前不容回避的问题。在我国，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管理和监测分属不同部门。因此，环境保护部、水利部和国土资源部要联合起来，大力加强地下水污染防治。在水污染防治方面，建议要实施“六水共用”措施，即雨水、河水、湖水、地下水、大型人工水库和海水这“六水”要共同防治，综合考虑包括涝灾、旱灾、地质灾害等在内的各种因素。在体制机制方面，环境保护部的工作职责要创新，要明确地方政府、各级环保部门、相关职能部门以及企业的环保责任。要发挥环境保护部的统一监督管理作用，调动各部门的积极性。
朱坦 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朱坦认为，“十三五”规划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十三五”规划不是单一的规划，而是综合性很强的规划，一定要和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要弄清环境和资源对我们的约束和制约。环保部门抓的是什么?是环境质量。要使环境质量达标，为群众提供一个健康、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于农业污染，我们不能堵，而要疏，尤其是在城镇化过程中。怎么疏，目标是什么，就是要达标排放，确保增产不增污。环保部门历来就有很好的工具和手段。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渗透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方面，其中一个很好的手段就是环评。将来的交通发展也要制定环评，对交通规划提出要求，这个工作要做好。环保部门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制定标准，标准就是判定责任的依据。
刘鸿亮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鸿亮建议，要加快推动地下水污染修复。《水十条》很全面，内容也非常翔实，可操作性非常强。建议环境保护部加强地下水污染修复方面的研究工作。当前我国地下水的污染已经相当严重，已经由点到面，由浅层向深层渗透，由城市向周边蔓延。我建议，应向国家发改委和环境保护部申请建立地下水污染修复工程实验室。此外，建议在《水十条》“强化城镇生活污染治理”中补充：进行三级深度处理，用分子筛将污水进一步净化，再利用河岸两边的湿地净化。这相当于将污水处理厂的出水变成景观水，对于解决缺水地区的问题意义重大。例如北京永定河的模式，建议成为今后污水处理厂的发展方向。建议在《水十条》“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治理”中提出垃圾的处理方式。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原院长江泽慧建议，要开展水资源生态功能建设。她说，我想从水污染防治方面谈几点建议：根据“十三五”环保规划，开展水资源生态功能建设与价值核算，加大对水资源生态功能观测体系建设支持力度，重点完善观测体系布局、观测站点建设、观测标准体系、观测数据的采集传输系统，为开展水资源生态价值核算提供监测数据支持和科学基础。控制饮用水水源、重点河流和湖泊的污染排放。建议将控制水污染排放列入地方党政领导干部考核体系。根据中央要求，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审计。下一步，要将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纳入其中，先行先试，探索路径，积累经验。同时，把洞庭湖、滇池、太湖等重点流域的污染源治理列入”十三五“环保规划。
孙佑海 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
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孙佑海建议，要填补立法空白，完善法律体系。建议当前应尽快填补立法空白，把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标准法等立法项目纳入“十三五”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国务院立修法的规划计划中。应制定环境标准法，规定国家环境质量和污染物排放的标准，改革现行的环境标准制定程序。建议制定、完善排污许可证制度。按照通行的行政许可法律规范，强化排污许可证制度的法律地位。明确各级环保部门在排污许可证制度实施中的职责，建立国家督察、地方监督和实施的管理体系。建议制定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管理法。建立化学物质危害识别与风险评估制度。建立新化学物质申报更新制度以及化学品的市场准入制度。规定高风险化学品的限制淘汰以及各类产品当中有毒有害化学物质含量的基本要求和措施。
邹德慈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邹德慈提出，城市和农村环保重点不同。“十三五”规划对于我国目前环境保护形势的估计和预测是比较实事求是的。这次规划制订中，环保规划要和国家的社会经济规划相衔接，也要和地方的规划相衔接。如何衔接好，是工作的重点。赞成将环保工作重点放在大气、水和土壤污染治理等方面。但是固体废物处理、城市垃圾、噪声等带来的问题也比较严重。所以这几种公害治理可以进行排序。抓住环保工作重点，不等于其他公害就完全不顾。村镇建设和小城镇建设的环保问题也很重要，而且具有独特性，重点在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方面。村镇的环境问题一定要有符合村镇特点的处理方案和方法。这种经验来源于基层的创造，而不是照搬城市的模式。
张懿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懿指出，要重视产业转移中的污染转移。环境质量的改善和国家经济密切相关，建议把环境质量、经济、工业、产业转型升级有机关联起来。在“十三五”环保规划基本思路里提到了用环境标准来倒逼企业的升级转型。但二者不仅仅限于这样一个关系，要把环境质量的改善和企业的清洁生产、绿色技术升级、产品的高智能化结合起来，在这个基础上，企业能够实现产业的升级和转型，并把环境污染治理作为主要的抓手来推动。此外，要高度重视产业转移过程中带来的污染转移。目前，有些传统重化产业转移到中西部，由此造成的污染如何进行总体评估并采用技术对策，特别是涉及有毒有害企业，在这个阶段要高度重视。对在“十三五”工业化后期可能出现的新环境问题，要及早做准备。不仅仅是制定合适的准入标准，应对突发污染事件的技术方法也应及早准备。
金鉴明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副局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副局长金鉴明建议，推进西部生态工业园区建设。怎样进一步提升“十三五”环保规划水平?首先，要进一步明确规划的特殊性、综合性、引领性定位;其次，要在重视源头控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生态保护工作;第三，规划中可以补充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第四，园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也应该加入进来。针对园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提两点建议：一是大力加强和推进西部生态工业园区的工作。科技部、商务部、环境保护部共同推动生态工业园区建设已近10年，实践证明，三部委共同推动生态工业园区的机制是有效的。目前，生态工业园区集中在东部地区，而在西部地区也有很多工业园区，也有进一步提升为生态工业园区的积极性，但是不知道从何着手。建议通过“十三五”环保规划，进一步推动西部生态工业园区建设。二是加强对10年来生态工业园区的经验总结，把这些经验提升并送出国门。
胡鞍钢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建议，要全面提升环境治理能力。建议在“十三五”环保规划中增加约束性指标种类。根据《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的要求，到2015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减少8%，氨氮、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减少10%。这是在“十一五”时期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分别下降12.45%、14.29%之后第二次持续大幅度下降，这也为在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继续减少的基础之上转向环境质量提高的新阶段奠定了良好基础。“十三五”时期，在继续削减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基础上，要适时增加主要污染物控制项目，形成经济增长与污染物排放总量脱钩的基本格局。建议“十三五”环保规划不仅要完成各项目标，更为关键的是建立环境保护的治理体系和提升环境保护治理能力。具体来说，应当大幅度提高机构能力、资金能力、信息能力及标准能力等。
郝吉明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郝吉明提出，要科学全面评估空气质量。环境空气质量改善是需要花大力气解决的、与群众生活健康密切相关的问题。因此，对环境空气质量的评估要科学、全面，不能够拿一两项指标来评估。关于大气环境质量方面的问题，应该根据对大气污染的科学认识来开展工作、制定规划。大气污染目前是一个区域性、混合性的污染，对其治理可以增加约束性的指标。约束性指标可以像环境质量目标一样，分地区、有差别地来制定。例如，对于VOC的控制和治理，可以对重点地区、重点行业制定出约束性指标。“大气十条”强调了各种污染源、污染物协同控制的问题。在“十三五”环保规划中，也要体现协同控制的内容。对于我国机动车污染控制问题，总的来看，控制机动车污染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性任务，至少在2030年之前我国机动车保有量会呈持续增长的态势。就机动车保有量而言，机动车污染控制应在规划当中给予高度重视。
祝光耀 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常务副会长
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祝光耀提出，要重视农村环境保护工作。国务院起草的全国生态保护的方案里面，其原则和工作方法是相适应的。提出对生态良好地区实行引导性保护，生态保护与生态建设并重，生态保护与土壤防治并举，农村环境与城市环境并抓。在生态农业、生态环境以及生态管制等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县级以下生态环境的改善，是全国生态环境工作的基础，除了水、气、土壤等环境保护的重点工作，农村的环境保护工作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来说十分关键。作为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规划，建议将“十三五”环保规划与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一些重大战略相结合。规划要围绕京津冀发展战略、“一带一路”战略等，统一考虑“十三五”期间的环保思路、对策措施。
钱易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钱易提出，要实现污染物资源化。改善环境质量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关系到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到可持续发展。但是怎样改善环境质量，一些问题还需要特别注意。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怎样来衡量环境质量。目前的标准是否能够准确衡量环境质量还有待考量。“十三五”期间，环境污染治理除了要加强源头控制以外，还要在控制污染的同时，实现污染物的资源化、能源化和低碳化。例如，新观念下，污水处理过程中要求氮、磷资源化，用达到一定标准的含氮、磷的水灌溉，既节约了化肥，又避免了脱氮除磷造成的浪费。资源化、能源化、低碳化的方式可以获得经济环境的双赢，可以缓解我国资源短缺的矛盾，又可以缓解环境污染的问题。
殷瑞钰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殷瑞钰建议，要加强环保数据监管。“十三五”期间，要加强国家环保系统能力和基础设施建设。建议加强对环保数据可靠性、合理性和真实性的监管。建议建立区域性、流域性、分批性环境监测系统。这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也只有这样，基础工作才能健全，环保水平才能提升。与此同时，在重视末端治理的同时，还需要加强能源结构的调整，推动源头治理和过程控制。源头治理、过程控制、末端治理3方面都是重点工作，只有将这3方面工作充分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要解决3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就要推进循环经济，提高节能减排和清洁生产水平，推动物流制造业相互之间的连接和循环利用。特别是在京津冀地区，要强调区域之间功能的合理分布，在创新体制机制以及调整产业结构等方面多下功夫。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环境科学系教授唐孝炎建议，要发挥环保科技力量。2014年，全国74个重点城市的PM2.5平均浓度比2013年大幅下降，但是很多地区的臭氧平均浓度却在增高。因此，建议在“十三五”环保规划里，进一步明确VOC治理的重要性。在VOC排放总量不好估计的情况下，建议先缩小VOC约束性指标控制范围，先只在工业领域进行一定量控制。随着大家对VOC各种排放量数据越来越多的掌握，再提出总量控制计划。此外，建设生态文明可以在环保科技上做一些工作，特别是环保标准和基准的问题。例如，现在制定的PM2.5标准，是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过渡时期3个标准中的第一个，而不是我国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等制定的标准。结合我国当前的国情，目前，我们可以暂时采用这样的标准，但是不能忘掉我们还没有制定出来我国健康状况的标准。真正制定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标准，或许不是第十三个“五年计划”就能完成的，但仍建议在“十三五”环保规划里加入这方面的内容。
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提出，农业污染不容忽视。我国目前村一级的水污染处理率为8%，乡镇一级为28%，地市级以上为88%。农村地区对污染的贡献率高，处理能力却极低。从现在的生产方式来看，越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就意味着更大规模地使用化学方式来发展农业生产，同时，也就意味着大规模的污染。大规模地推进农业规模化、产业化，最后的结果就会导致农业发展的过剩。农村的垃圾处理能力低下，如果套用工业化的方式去改造农村，最后的结果就是农村“垃圾化”。能够将全县域进行生态化改造，或许比现在提出改造16万个村的计划更具有推广价值。建议采纳更多的社会参与方式，同时借鉴国际上先进的社会参与式的环境保护经验，而不是只看投入。
潘自强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潘自强建议，要加强核废物处置。针对空气污染问题，短时期内可以替代的能源应该说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核能，我们国家现在核能水平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是该下决心发展了。目前，我国核安全采用的是国际先进标准，但废物处置却是落后的。例如，到目前为止，对废物处置的标准仍采用的是上世纪末期的标准。要发展核能就必须解决废物处置的问题。
魏复盛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魏复盛提出，要保证监测数据的准确性。现在，监测数据受到社会很大的质疑，数据不真实、不可靠，这应该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地方政府报上来的环境方面的数据有三套，一套是围绕着评比非常好的数据，一套是围绕争取治理环境的资金，是一套很糟糕的数据，还有一套就是真实数据。地方环保局监测站要向国家报数据，必须经过市长、县长的批准，不得到批准这个数据报不出去。数据不真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建议建立完善的审核和质量保证体系。将问题从制度、法律和规范上加以解决，以保证监测数据的准确性。
井文涌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井文涌认为，要进一步深化完善环境保护目标。他建议，在中央已经明确的目标基础上，要进一步深化、完善环境保护的目标。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已经明确了2020年的环境保护目标，提出了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的目标。建议深入探讨“十三五”环境保护目标，与2020年环境保护目标保持一致。中央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环境保护的指标体系到底是什么，希望再做进一步研究，环境保护的目标要体现出来。这一点希望结合“十三五”规划再做进一步研讨。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中央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目前，我国发展已经到了必须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阶段。而且，中央明确提出“十三五”期间生态文明建设各项路线。因此，建议在“十三五”环境保护规划中体现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
王扬祖 原国家环保局副局长
原国家环保局副局长王扬祖指出，要重视城市污水治理。他说，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近年来国家在环境治理方面的投入超过千亿元，城市环境保护工作包括水污染治理工作进展很快。目前，全国城市污水处理厂的数量已经超过4000座，日处理能力达到1.7万亿吨。但是，我们依然要重视城市污水治理。要想做好城市水污染治理工作，首先，要保护好城市饮用水水源。要以良好的水质为前提。其次，要完善城市下水道建设。通过下水道，把城市污水引出城市人口密集区，改善城市河湖水质量。同时，为修建城市污水处理厂创造必要条件。目前，对下水道建设的力度较建设污水处理厂滞后，这是造成城市黑臭水体仍然存在的原因。第三，除了加强污水治理，还要重视对污泥的治理。第四，建议通过排污许可证制度对排污单位进行总量控制。第五，鼓励对深度处理后的污水进行回用。
叶汝求 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原国家环保局副局长
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原国家环保局副局长叶汝求认为，要发挥环保部门主导作用。2020年小康社会基本建成，因此所有环境指标应该和小康社会相适应。对小康社会大家有一个普遍认识，就是相当于发达国家初期的水平。处于那个水平的发达国家环境状况如何，其污染水平、环境质量如何，我建议可以考虑以此作为参考，定一个可以摸得着的指标。《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环境保护部的工作重点更多地体现在执法方面，建议“堵”、“疏”相互结合，更好达成水环境保护的目标。同时，建议在“十三五”环境保护规划草案中，由环境保护部牵头污染物减排方面的工作。而且，建议提高环境保护部在循环经济建设中的地位。从立足发展循环经济的角度来考虑污染物减排。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主任李俊峰建议，规划要与能源规划相衔接。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提出，2010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目标为27亿吨标准煤。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2015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目标为40亿吨标准煤。2014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已经达到42.6亿吨标准煤。十余年来，能源消费量增长迅猛。而“十一五”环保规划环境保护目标指标设定为2010年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两项主要污染物降低10%。“十二五”环保规划环境保护目标指标设定为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下降8%，氨氮排放总量下降10%，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下降8%，氮氧化物排放总量下降10%。污染物控制和能源结构关系密切，如果能源消费总量控制不住，环保指标将很难完成。“十一五”和“十二五”都存在能源指标和环保指标不匹配的问题。在能源消耗超标的情况下，环保指标是否达标的主要责任就不应该在环保部门。
陆新元 环境保护部原核安全总工程师
环境保护部原核安全总工程师陆新元提出，要改变末端执法理念。目前企业守法的状况不容乐观，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执法理念是一种倒置的、末端治理的理念，还是单纯的被动执法、后发应对;另一方面，是因为企业守法成本比违法成本要高。在立法方面，通过调查300多项处罚措施，我们发现基本上都是禁、处、罚、限，现在又加入抓、判等手段。鼓励的、激励的、刺激的、奖励的手段相应占比很少。建议：一要转变理念，即末端执法的理念需要调整;二是开展相关工作，建立企业的环境责任体系，明确企业相关人员的责任;三是在组织建设上与国际接轨，不要把执法当成目的，例如，守法比例上不去，执法人员就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四是在政策上对守法企业给予一定倾斜，例如，给予环境信贷、环境金融及保险等政策支持。
陈复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原院长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原院长陈复建议，创新思维提高管理水平。要将污染源、环境容量、排污总量、重大环境工程这些工作联系起来，才能有效解决环境问题。例如污染源和断面水质浓度是相联系的，污染源减少了，从断面自然就反映出来了。水质模型就具备这种功能，建议行政部门把它变成真正的管理措施和管理手段。第一，中央应提出明确要求，将地方划分为若干控制单元，必须从各乡镇做起，明确乡镇断面，由下而上地提出各种指标和任务。需要强调的是，必须从乡镇一级抓起，这样工作才有实效，在这个基础上从乡镇断面逐级上报，形成新的控制管理体系。第二，在应用模型的时候，尽量吸收乡镇和县以下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让其明白应该控制什么。第三，从模型中把有效数据提取出来。这在模型中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另外，我们可以在流域管理中创造出一个新的模式，以改变过去各自为政、各自管理的局面。
夏堃堡 原国家环保局国际合作司司长
原国家环保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夏堃堡建议，要理顺职能避免交叉管理。目前，环境管理职能交叉现象严重，多头管理问题突出，系统协同推进环境保护难度很大。国家层面53项主要生态保护管理职能中，有40%在环保部门，有60%分散在其他9个部门，环保部门承担的21项主要职责中，与其他部门交叉的占到48%。建议改革目前的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机制，可以借鉴参考德国和印度等国际上普遍的做法。建议构建一个除承担原职能外，还承担森林资源保护、荒漠化防治、湿地保护、自然保护区监督管理、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等职能的大部制。另外，建议重组环境保护委员会。1998年，建立国家环保总局的同时环境保护委员会被撤销。事实上，无论是国家环保局，还是环境保护部，都不可能具备环境保护委员会的职能，不能有效指导、协调和监督其他职能部门的环保工作。建议成立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组织协调检查和推进全国的环境保护工作。
章力建 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巡视员
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巡视员章力建提出，要注重与各行业部门互动。在生态环保体制方面，建议将环境保护部升格成为国家环境保护委员会，来协调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和环境保护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工作应该发挥更大作用，应该经常化、专题化、小型化，并且组成专业小组，进一步明确相应责任和权利。在筹措环境保护资金方面，要进一步创新机制，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把国家财政资金、金融资金和社会资本、民间资本进一步融合起来，为环境保护工作服务。同时，应更加重视与各行业部门的互动。一些行业部门的新观点、新做法应在“十三五”环保规划中有所体现。此外，建议在制定“十三五”环保规划时，充分考虑污染物的迁移、转化、流动、交叉等问题，对水、土、气立体交叉污染的综合防治开展前瞻性研究。
彭近新 原国家环保总局司长
原国家环保总局司长彭近新建议，把调结构放到突出位置。“十三五”环保规划在总体上应明确一个重要概念，即保护环境应按照宪法的规定进行。我国宪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因此，环境保护就是要保护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当然可以将其延伸到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等领域。在“十三五”环保规划草案稿中，建议进一步明确如何分阶段实施目标、任务。在治理环境方面，“十三五”环保规划要继续强调治标和治本相结合。建议把调整结构放到突出位置。“十三五”环保规划还要与新环保法中相关内容进行有效衔接。新环保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大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财政投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在“十三五”环保规划中应有所体现。
蔡登谷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蔡登谷提出，以改革促部门协调。仅依靠加强部门协作并不能解决所有环境问题。很多部门间的利益问题很难协调，这些问题终将会存在到什么时候，要看能否进行深化改革，成立一个权威性的机构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建立国家环境委员会，并由副总理来协调，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在管理机制、体制上必须要有所突破，将责任和责任人统一起来。现在很多指标都是针对地市级以上制定的，对地市级以下地区却没有详细规定。然而，在一些县域制定“十三五”规划，特别是在边远西部地区，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整个县城实际居住人口只有不到2000人，建立污水处理厂难度非常大。如何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分散化处理，推进城镇化建设，这些都需要与有关部门进行对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