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届融洽会召开期间，2015年于家堡论坛年会以“绿色金融与自贸区建设”为主题掀起了有关绿色和金融的头脑风暴。
绿色金融是指在传统业务操作过程中考虑环境影响评估和保护标准，体现金融机构可持续责任，同时降低因全球环境治理不确定性带来的金融风险。绿色金融主要分为绿色信贷、绿色证券和绿色保险三大范畴，但目前真正能撬动绿色金融杠杆的仍以绿色信贷为主。
政策利好
与其他类别的金融范畴一样，绿色金融也需要依托一个实体，绿色金融的杠杆支点就是绿色产业。最近几年，国家对“绿色产业”和“绿色金融”的发展颇为重视。国家发改委在2014年推出的七个万亿级“重大工程包”中有生态环保和清洁能源两个绿色产业。政策层面，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以及国家发改委、环保部等陆续出台了诸如《节能减排授信工作指导意见》、《绿色信贷指引》、《能效信贷指引》、《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文件推动绿色金融的发展。
事实上，中国绿色金融的商机很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我国环境污染形势分析与治理对策研究”课题中指出，当前至2020年是我国污染物排放跨越峰值并进入下降通道的转折期，这就意味着环保市场的空间也将达到峰值。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布的《绿化中国的金融系统综述报告》显示，中国新增的绿色金融需求大体上在每年2万亿元人民币左右，年度投资规模占各年GDP的比重超过3%。据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蓝虹估算，从2016年到2020年第13个五年规划期间，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需要大概3.2万亿元，工业污染治理资金需要1.86万亿元至3.39万亿元，环境修复资金保守估计需要6万亿至8.5万亿元，发展相关环境基础设施需要8.3万亿至8.7万亿元，总需求估算在23万亿元左右。“这些仅仅是我们认为重要的投资领域，实际的绿色投资远不止这些，这么大的资金需求可以说是绿色金融的盛宴，如何保证23万亿需求成为有效需求是个需要思考的问题。”蓝虹说。
目前来看，我国绿色产业投资不足，有消息称年均资金缺口达到2000亿左右，这或许与绿色投资普遍风险高、前期投入大、投资回报慢有关。正因如此，“绿色金融”并未得到传统金融机构的重视和推行。对企业来说，“绿色”一般被认为可能提高融资成本和融资门槛，进而限制业务规模，而对于银行来说，“绿色金融”像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有业内人士表示，一些所谓的“绿色信贷”都是在原先已经决策的融资项目贴上“绿色”标签，很多甚至是变相的“两高一剩”项目，真正的“绿色”项目少之又少。
政府介入
“绿色”所带来的成本和门槛与“利益第一”的传统金融机构和风险资本似乎很难产生火花。金融家不是慈善家，如果绿色产业的投资利润很低，这些逐利的金融家很难对其产生兴趣。那么如何引导和刺激传统信贷或风险资本进入“绿色金融”领域，使所有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保持稳定运作便成为一个问题。
蓝虹认为，PPP模式是一个很好的办法。“PPP模式最大的特点是风险分担，其实利益共享是基于风险分担的基础上产生的。绿色产业的市场是一个政策性市场，其最大的风险是政策性风险，如果采用PPP模式，政府能够分担政策性风险的话，对于社会资本进入这个领域来说作用很大。”蓝虹在接受新金融记者采访时说。
PPP的核心内容就是环境合同管理。政府把合同给相关的机构，在这个过程中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合作成立一个投资公司或者机构。在环保PPP绿色基金模式中，只要合同中清晰的规定了相关环境目标，政府将清晰的环境目标交给基金就可以。事实上，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利益分享和风险分担的比例构成是个“是非之地”。业内人士认为，可以尝试形成三层利益分享和风险分担机制。除了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利益分享和风险分担，还可以有各个产业链之间以及资金运营和项目运营之间形成利益分享和风险分担。
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中国财政学会会长贾康看来，绿色金融有别于一般商业性金融，它是带有强烈政策导向和政策意图的金融形式。绿色金融的发展需要有硅谷经验的那些风投、创投和天使投资的支持，但这和政策融资不是一个轨道的事情。“美国认为天使投资、创业投资、风险投资可以解决问题，我们这些追赶的经济体有没有可能加上一个风投、创投的母基金，就是引导基金。引导基金是在风投、创投之下，政府有限参与但不是大包大揽，引导基金的概念在中国现在很多地方已经被接受。”贾康在接受新金融记者采访时说。
持续性的困惑
政府参与看似是发展绿色金融的有力推手，但不可回避的是，当有以财政资金为后盾的公共资源进入的时候，“风险共担”是否还能得到有力的践行?从现实中的种种事例可以看到，一旦有政府财政的介入，各个方面就自然地认为政府应该承担所有风险，即对风险兜底。所以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有财政后盾、财政资金投入支持之后，“风险共担”成了一句空话。而这恰恰使原来意愿中所希望能够长效发挥作用的绿色金融机制产生了不可持续性。
“无论是贴息、信用担保，还是以财政为后盾的产业基金、引导基金，一旦财政介入，给出特定政策支持的时候，人们都认为风险可以推到政府那一侧，推到由财政兜底的那一侧，这样一来，很快就会带入到人们所说的道德风险，这个无底洞式的不良机制可能会就此产生，这一点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有所观察。”贾康说。
其实，除了风险分担机制可持续性值得关注，支持对象选择机制的合理性和公证性也关系到绿色金融是否得以持续发展。在政策利好的背景下，不少打着“绿色产业、环保产业、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等名义的项目和企业需求支持，如何选择以及如何保证选择机制的可持续性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贾康认为，在很长历史时期内，政策金融包括绿色金融和商业性金融要并行，双轨必然带来的一个困惑就是设租寻租问题。“在这种情况迅速形成之后，谈何绿色金融和政策金融可持续?如果没有这种可持续的绿色金融和政策金融，那么大家只是表态说愿意发展绿色金融就成了空话。”贾康说。
推行赤道银行
业内人士认为，只要促进赤道银行在中国更多的产生，就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扩大环境的投资以及环境贷款等。其实，我国推行赤道银行很多年了，中国的很多银行在国外进行项目融资业务的时候遵守了赤道原则，赤道原则已经成为国际项目融资的一个新标准。这个准则出现于2003年6月，由一群私人银行所制定，参与制定的银行有花旗集团、荷兰银行、巴克莱银行、西德意志银行等。他们采用世界银行的环境保护标准与国际金融公司的社会责任方针，形成了这套原则。这项准则要求金融机构在向一个项目投资时，要对该项目可能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进行综合评估，并且利用金融杠杆促进该项目在环境保护以及周围社会和谐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赤道原则是自愿性金融行业基准，适用于全球各行业总成本超过1000万美元的新项目融资。在实践中，赤道原则虽不具备法律条文的效力，但却成为金融机构不得不遵守的行业准则，谁忽视它，就会在国际项目融资市场中步履艰难。蓝虹介绍：“国际上，项目融资时必须执行赤道原则。因为项目融资一般是银团贷款，也就是说几个银行共同贷款，如果你不执行赤道原则，你就找不到合作的银行。”
但赤道原则并未被我国大部分金融机构所采纳。目前较为知名的只有兴业银行在推行赤道原则。“兴业银行加入赤道银行以后，获得了世界各国金融机构的认同感，有了认同感就好做生意了。兴业银行以‘绿色化’来获得进入国际金融界敲门砖，进入以后增加了各种业务，所以绿色金融绝对不是一个负担，他可以带来营业价值并且增进收益。”蓝虹说。
值得注意的是，遵守赤道原则和成为赤道银行是不同的概念。成为赤道银行比遵守赤道原则有更高的要求。目前，赤道银行在中国的推行并不顺利。不少人认为赤道原则是负担，其实赤道原则是金融机构开发出来用以保护金融机构，而要理解这一点必须进行长期国际金融业务才能感受到。蓝虹介绍说：“在进行国际金融业务时，当地法律机构想就一些环境问题追责的时候，你可以以‘我已经遵守了赤道原则’去说服当地法律机构。”
随着中国越来越多的银行开始从事项目融资业务，有关于绿色金融的制度建设也趋于完善。据蓝虹透露，最近人民银行正在推进在金融立法过程中把环境因素纳入其中。比如当金融机构没有进行调查就贷款给了污染企业，追究法律责任的时候不仅追究污染企业的责任，同时还要追究金融机构的责任。“我们推进绿色金融这么久，跟中国国情和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和整体环境发展、金融发展是吻合的，世界各国绿色金融的推进都有一个过程。”蓝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