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为止，环保非政府组织(NGO)已经在中国发展壮大近20年，但是从目前来看，“招工难”、“筹资难”、“税制不合理”依然是他们难以逾越的生存困境。
人员流动大
李春华的大学专业是中药学，2009年毕业时有不错的就业前景，不过她选择做环保公益，成为绿石环境行动网络(简称“绿石”)的全职员工，现在是绿石总干事。
绿石立足南京，主要环保项目是对江苏省国家重点污染源企业进行实地调研、在线数据分析、撰写专题报告、协调政府环保部门督促污染企业解决问题。
这么庞大系统的工作，李春华和她的团队需要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才能按期完成，她很少休到一个完整的假期。目前绿石只有5名全职人员，理事会成员也是这些人，为了保证项目按期运行和团队建设，每个人都在超负荷工作。
绿石的这5名“干将”皆为女性，年龄最大的29岁，最小的25岁。李春华说，以前也有过男性员工，后来纷纷离职，大部分原因是岗位工资吸引力不足，以及工作缺乏稳定性，迫于家庭压力而选择离开。
绿石的员工收入在同类型NGO中属于中游水平，但是在全社会行业中却是中等偏下的水平。李春华对新金融记者举例说，绿石有一名全职员工，她2012年入职后每月收入3000元，工作3年后现在的月收入为4000元，涨幅很低，况且这名员工最初职位是项目助理，目前为项目经理，职位晋升了两级。
对于环保NGO在职人员来说，收入不高是不争的现实，缺乏稳定性更是噩梦。李春华回忆称，2010年绿石的运营资金非常紧张，以至于年底的两个月李春华没有任何收入，还要自己贴钱给两名同事发工资。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认为，环保NGO对人才缺乏吸引力，不完全是工资水平的问题，“公务员工资一点也不高，但是大家还是趋之若鹜，对于目前社会转型期的年轻人，他们更看重工作的前途发展、福利保障和职业安全性，显然环保NGO缺乏这些吸引力。”她对新金融记者说。
李春华在绿石工作5年中，她父母的态度从不支持转变为不反对，甚至妥协说，希望她回到家乡，找一家当地环保组织任职。不过李春华没有这个计划，因为她日常工作会涉及工厂排污调查和企业沟通，可能存在人身安全风险，她不希望父母看到这一面。
同为环保NGO负责人，徐磐石面临的人才困境是，全职人员的专业背景与项目不太匹配。1990年出生的他，现在是绍兴市朝露环保公益服务中心主任，中心日常工作是调研杭州湾流域附近的印染、热电、化工企业的排污问题，他发现，如果想顺利切入这项工作，需要对这些行业的技术工艺流程有基本的了解，有了这个前提才能知道哪些环节会产生污染，显然文科生不能胜任这项工作，尽管他们理想主义色彩更浓厚些，而对于理工生来说，环保NGO工作缺乏稳定性而显得不切实际。
他还对新金融记者说，南方人的工作心态更灵活一些，工作机遇也有更多的选择，环保NGO全职人员的流动性会更强，如此下去，NGO的日常项目就不能顺利地推进下去。
除了全职人员，环保NGO另一部分人员来自于志愿者或者会员。朝露环保公益服务中心目前有50多名志愿者，为中心提供部分资金支持，还分担一些环保理论、教育宣传等文职工作。徐磐石发现，有些志愿者一开始积极性很高，后来随着兴趣爱好的转移，对中心组织的环保活动就不再热情参与了，所以说，这一部分人员的支持并不是稳定且持久的。
“他们也需要体面的生活”
如果提高全职人员工资就能改善人员流失的局面，那么问题就很好解决。而国内环保NGO面临的尴尬是，由于是非营利性组织，提高员工待遇的资金从何而来?
国内大多数环保NGO，都属于项目驱动型，也就是说，NGO通过向基金会申报环保项目来获取资金，但是这些资金主要用于项目运行本身的支出，对于项目执行人员的薪资是有所限定的，如果NGO没有项目运行，在职员工的收入来源就很难保证。
“我们现在项目筹资不成问题，问题在于非限定性资金比例太小了，额度也很低，只有这部分资金是我们可以自由支配的，主要用于团队自身建设和发展。”李春华对新金融记者说。
查看绿石2013年财务信息报告，其当年全职员工薪酬总额约为23.6万元，这部分不包括机构负责人薪酬，也就是说，其他四名全职员工年收入平均为5.9万元。
李春华说，2014年绿石项目筹资80多万元，其中8万元是非限定性资金，基本上都用来给员工发工资，“其实基金会所提供的项目人员薪资是不够的，比如有个基金会限定给项目人员的薪资是每人每月3000元，但是要用其中一千元给员工上保险，所以只有2000元是员工的实际收入。”
为了增加员工收入，李春华的做法是，把单一项目拆分成不同部分，同时向不同的资助方提交申请，获得多份员工费用来拼凑收入，如果还不够数，就用NGO的非限定性资金部分来补充。
而除了基金会这项筹资来源，NGO也会选择和当地政府合作，获得政府购买服务，来解决经费问题，不过这部分资金来源同样对NGO的行政成本和人员开支有苛刻的限制。
“做公益的人通常给大众的一个认知是，他们很善良，怀抱理想主义，具有牺牲精神，他们愿意委屈自己，不在意金钱回报，这就使国内的公益基金会有一种思维定式，NGO申请项目中人员工资设定越低越好，所以NGO都压低员工费用来争取项目经费，造成了恶性循环。”徐磐石对新金融记者说。
贾西津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国内捐赠者错误的认知。在她看来，国内基金会和政府购买者希望100%的捐赠都用于项目本身，用于项目最终受益人或者项目成果，这是非常错误的想法。
“让马跑得快又不让马吃草，这个逻辑是不合理的，因为任何社会组织的运营都是需要行政成本和人员费用的，不可能做到零成本、100%资金都用于项目本身。只有NGO自身运营得好，员工待遇好起来，才能更出色地完成项目，给收益人提供最多的帮助。”贾西津对新金融记者说，“NGO的非营利性指的是不以盈利为目的，但并不意味着NGO不能像公司那样实现专业化运营，NGO员工不能过上体面的生活。”
而一个好的现象是，国内已经有基金会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比如南都公益基金会发起的一个资助青年人突破成长瓶颈、帮助其成为公益领域的领导型人才的长期计划。这个计划主要资助对象为草根机构的领导人或创始人，包括学者、媒体人、个人行动者和未来的 NGO 领导人;具体资助内容包括 1 年 10 万人民币(6.2595, -0.0029, -0.05%)、连续 3 年的资金支持和 1 年 2 次的集体活动。
针对环保NGO团队建设的资金缺口，南都公益基金会还发起了“机构伙伴景行计划”，这个计划通过提供长期资金、智力等支持，帮助那些能够引领、带动行业发展的机构突破发展瓶颈，实现持续发展和影响力提升，进而合力促进行业发展，带动社会问题系统解决。
“南都基金会这两个资助项目的存在，正说明国内在捐赠者教育方面存在的偏差，不过也代表国内已经有机构意识到这个问题，将来行业会往好的方向发展。”贾西津说。
开源难 节流亦难
李春华每天大部分工作是在考虑钱的问题，如何开源和节流。即使目前绿石的资助方相对稳定，但并不代表未来没有任何风险。
绿石2013年财务报告显示，其前五大捐赠方是阿拉善SEE基金会、太平洋环境组织、南京市民政局、腾讯公益基金会、江苏省环保厅，其中最大捐赠方SEE基金会投入是56万元，占到绿石总获赠资金的71.6%。
“我们也在争取更多基金会或政府机构的资金支持，以此来稀释来自大额捐赠方的投入比例，因为我们很担心大捐赠方未来会做出战略调整，不再资助我们。”李春华说，由此，绿石在申请捐赠时会考量这个基金会的愿景与自身是否一致，以及它的资金来源、机构背景等很多方面。
在开源方面，环保NGO也有一些灰色做法，比如让业内讳莫如深的“绿洗”行为。有的违法排污企业通过环保NGO来宣传自身环保形象，通过资金支持来为自己洗白。
“曾有企业以这个目的找到我们，但都被我们拒绝了。”李春华说，“在选择企业资助方时，我们会非常慎重，特别是一些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的生产型企业，我们会做非常多的调查研究，即使现在没有违法排污问题，如果未来存在这个风险，我们也会选择放弃。”
由于国内环保NGO通常没有公开募款的权利，所以在筹资困难的情况下会有一些“游走在法律模糊地带”的募款行为。一位业内人士对新金融记者说，近两年，有一些NGO通过自身社交网络进行募款，或者与有公募资质的基金会合作，挂靠在这类基金会下面的专项基金或者项目下面获得捐款。
贾西津认为，这两种灰色募款行为将来会被逐渐规范的，并不是NGO筹款的长远之计。国家应该向基金会放开公募资格，公募资格以及公募权的松动符合国际惯例。如果放开公募权，民间环保组织的筹资平台打通，资金困境会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做公益就应该有资金募集资格，这是很天然的事情。”
在节流方面，环保NGO也面临很多障碍，比如环保NGO并没有享受到做公益所应享受的免税或缴税优惠政策。
徐磐石对新金融记者说：“如果我们申请的项目资金最后有结余，这部分钱是需要缴税的，按照10%-25%的比例。在我们年度支出中有相当一部分比例用来缴税，这对于公益项目是不合理的，因为这部分钱不是NGO的经营利润，而是来自捐款，不应该和其他工商类企业一样缴税。”
其实税制不合理是所有社会公益组织所面临的问题。据了解，完成注册的NGO在国内有50多万家，其中申请到免税资质的只有1万多家，而环保NGO只占国内所有NGO数量的2%左右，所以能享受到税收减免政策的环保NGO数量微乎其微。
“在中国做NGO是非常艰苦的事情，因为在资金血液上就被卡掉很多。”徐磐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