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中国以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为主的能源体系中，煤炭价格已经完全市场化，油气、电力价格仍受政府干预。相比之下，电力体制和电价改革均滞后，体现在上网电价、销售电价受政府严格控制，竞争性的电力交易市场没有形成。
刘振亚表示，从世界电力改革的历史来看，英国为代表的电力全盘私有化改革，搞了20多年后，不管是电网还是电源实际上非常困难。
国家应明确战略布局、整合支持性政策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企业参与境外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推动铁路、电力、通信、工程机械等中国装备走向世界。
电力是我国优势产业，国家鼓励企业走出去拓展国际市场，化解国内产能过剩。2014年底，我国发电装机已达13.6亿千瓦，位居世界第一。但是发电小时数、用电增速均创近十年新低，火电装机过剩更为明显。
相对油气而言，中国电力工业走出去时间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建集团原董事长范集湘认为，由于缺少国家层面的战略布局和支持性政策，中国电力产业走出去存在孤立、分散、低端运行的问题，而且还出现了内耗。
电力“走出去”需要国家整体战略
在全国政协政府工作报告小组讨论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建集团原董事长范集湘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总体处于中低端，无序、分散、各自为政的状态。政府对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是明确的，但是支持走出去的措施是分散的，碎片化的，没有形成国家合力。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建设。加快互联互通、大通关和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构建中巴、孟中印缅等经济走廊。
全国政协委员、中电投总经理陆启洲和范集湘均认为，电力是中国走出去的主要产业。“‘一路一带’上相当多的国家为发展中国家，电力比较缺乏。我国在电力装备、规划、工程施工和电站的应用上有较高水平，在这方面应该走出去，促进当地电力事业发展，带动国内电力装备出口。”陆启洲说。
从国内看，中国电力在规划、设计、施工、运行领域绝对过剩;从国外看，巴基斯坦缺电40%，东南亚国家均不同程度缺电，南美缺电，非洲三分之一人口现在没有照明。电力走出去恰逢其时。
但是，由于缺少国家战略布局，电力产业在国外体现不出优势作用。“表现为，设计单位出去带一个项目，制造业做一个项目，施工单位EPC承包一个项目，完全是孤立、分散、低端运行，而且还形成了内耗。”范集湘说。
范集湘认为，企业内生动力和国家治理能力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有竞争力的跨国企业。中国在全球有多少跨国公司，这是评判走出去是否成功的标准。目前，中国企业走出去跟跨国公司竞争，在起跑线上与西方公司有很大差异。融资成本，保险成本，税赋成本，人力资源成本等均有较大差距。“中国企业不需要特殊照顾，应该与西方公司在同等起跑线上参与竞争。”
他建议，国家鼓励企业走出去首先要做好顶层设计，国家要有整体战略布局;国家需要整合支持性政策资源，明确归口管理部委。目前，我国走出去的政策分散在各部委，碎片化，没有形成合力。
在电力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国家制定顶层设计方案，提供系统政策支持，通过市场运作，可以实现中国电力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让中国电厂、电网点亮异国他乡，这才是大国形象。与此同时，中国企业还有稳定的投资收益。”范集湘说。
“走出去”存在五方面问题
在海外投资机会面前，企业“走出去”的风险也随之而来。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注重风险防范，提高海外权益保障能力”。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国资委原副主任黄淑和认为企业“走出去”通常面临的五个问题。一是对投资地的法律不熟悉，二是项目的市场调研论证不全面，三是能够胜任海外投资业务的优秀人才太少，四是国内的一些配套政策和机制跟不上，五是外界打压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全国政协委员、国电集团原总经理朱永芃认为，相对油气而言，中国电力工业走出去时间短，对国际招投标准则还不熟悉，需要积累经验。“国电在欧洲、北美、非洲都有部分投资和尝试;在东南亚投资部分水电，因电价问题投资收益受影响。”
中国能源项目在海外投资遇阻有不少案例。
全国政协委员、中电投总经理陆启洲说：“企业走出去一定要把风险考虑好。根据投资所在地区，分析政治风险、法律风险、宗教风险、安全、环境、劳动用工等多方面。分析之后，要想办法规避。”
陆启洲认为，企业海外投资最难以承受的风险是政治风险。“一旦政治风险发生后，国家要有相应的措施，走出去的企业要有所准备，投资的保险也要投，国家也要拿出一部分资金，作为普及资金，不可控不可抗的风险，国家要有兜底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