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环境质量总体一般，生态环境质量总体稳定。”每年世界环境日发布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的这句话，常常让我们略感安慰——环境情况总体还是平稳的。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环境形势的判断，让我们从错觉中走出来——“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①污染物排放远超环境容量
环境问题已经威胁到我们的生存，环保压力陡增
“我认为中央这个判断是准确而客观的。环境容量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从目前情况看，先不要说发展，在一些地方，可能连健康生存都有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告诉记者，拿水质来说，虽然常规监测的干流国控断面水质无明显变化，有的河流水质还在持续改善，但大江大河支流污染依然严重，城市河段更是重度污染。
同时，最能反映污染水平的地下水质量连续6年下降，水质较差和极差的监测点比例已经接近60%。“2/3的城市还在以地下水为主要饮用水源，从这个角度说，环境问题已经威胁到我们的生存。”马中说。
中国环境规划院副院长、总工程师王金南表示，我们面对的治污挑战是全方位的：工业污染排放日趋复杂，农业面源和生活污染上升，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污染减排任务仍十分艰巨。“未来5到10年，我国产业结构的工业化特征仍十分突出，尽管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逐步上升，但城镇化率的迅速提高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带来的新型污染物问题不容忽视。”王金南说。
王金南列举了几个方面的情况：在农村或城郊，由于过量和不合理使用化肥、农药等原因，造成面源污染极为严重。在城市，第三产业快速发展，能源消耗上升，城市污染问题突出，颗粒物、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氨、汞等污染物排放量不断增加，由此引起一系列新的城市和区域环境问题，如灰霾、光化学烟雾、氮沉降等，污染日趋多样、复杂，危害更大，处理控制更难。
在环境保护部原总工程师、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杨朝飞看来，环境形势的严峻性还表现在环境重大事故依然高发、环境风险不断增加、民众的环境诉求趋于强烈、社会环境公平失衡日益突出等问题上，环保压力陡增。
②良好环境质量短期内稀缺
要将解决百姓关注的环境问题放在更加突出位置
环境问题已成为最大的民生问题。干净的水，安全的食品，清新的空气，原本触手可及，是健康生存的“标配”，如今已成为稀缺品。
有关研究估算表明，2013年1月的雾霾天气，导致北京、上海、广州和西安4城市1416人过早死亡。北方城市居民因PM10污染，导致人均期望寿命比南方城市居民平均减少0.6—0.7年。
快速发展30多年，我们的环保欠账太多，直接导致环境质量下降，带来极大安全隐患。环保部的公开资料显示，2014年，各级环保部门处置的突发环境事件高达471起。与此同时，环境信访案件每年以30%的速度递增，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明显增加，环境问题已经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一个诱因。
“以前是求不饿死，现在是求不呛死。”环保部科技标准司司长熊跃辉用这句话形象地概括一些百姓的诉求。在很多地方，环境质量提升已经成为百姓最大的期待。在各地和全国两会上，生态环境类的提案、议案明显增加，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百姓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在向上传导。
马中认为，良好的环境质量短期会稀缺，民众对好环境的渴望会更强烈。从过去30多年的发展历史看，很多人通过侵害环境积攒财富，却让社会承担环境成本，显然有失公平。
“以往，我们都认为百姓的生活富足了，已经从求温饱上升到求生态的状态，实际上，除了这部分百姓的诉求，还应看到一部分人已经成为环境公平失衡的牺牲品。”杨朝飞说，从目前的情况看，环境问题的受害者往往是生活贫困的弱势群体，他们栖身污染的企业旁边，没有享受到企业发展带来的好处，却承担了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社会代价，这将导致社会公平不断失衡。因此，切实解决环境问题，不仅顺应群众期待，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要求。
王金南表示，顺应百姓期待，就是要将解决百姓关注的环境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比如水源水质超标问题、城市河段黑臭和灰霾天气，解决起来虽然不易，但必须加快步伐，给百姓满意的交待。
③不能让减排沦为数字游戏
减排指标完成，环境没改善，这样的指标没意义
面对新的环境形势，中央将解决问题的落脚点放在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发展新方式，涉及社会生产生活的变革，环境保护体制机制的变革和调整更是当务之急。
“十一五”以来，以总量减排为抓手的环保规划完成情况良好，但是环境质量持续恶化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王金南团队的研究成果表明，在环境与经济压力的共同作用下，未来我国环境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和不确定：污染物介质从大气和水为主向大气、水和土壤三种污染介质共存转变，污染物来源由单纯的工业点源污染向工业点源污染和农村、生活面源污染并存转变，污染物类型从常规污染物向常规污染和新型污染物的复合转变，污染范围从以城市和局部地区为主向较大范围的区域、流域转变。我国改善环境质量的难度和压力进一步加大。
对此，王金南表示，在“十三五”时期，一定要理清污染减排与环境质量改善的关系，以环境质量改善为根本目标，制定更加科学的减排战略。同时，对于常规污染物和新出现污染物的减排，必须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制定科学的减排技术路线和方法，综合解决污染问题。
杨朝飞认为，除了污染减排的技术性问题，还必须反思这些年来环境保护走过的弯路，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改善国家环境执政方式，强化国家环境执政能力，明确社会治理的概念，使之成为今后环保工作的指导思想。
“完成污染减排指标是工作、是手段、是过程，其最终目标是要改善环境质量。污染减排指标完成而环境质量得不到改善，减排指标就失去了意义。”杨朝飞说，2010年他在江浙调研，发现当地加油站加柴油的队伍特别长。原来，因为要完成节能指标，拉闸限电时有发生，企业只好使用柴油发电机自行发电。最终地方上的节能任务完成了，但柴油发电带来的污染无人理会，数字上交了账，却没人对环境质量负责。
杨朝飞认为，大家推崇的考核机制，连同所谓的“一把手工程”，实际上都有明显的人治色彩，不可持续，必须以依法治国的思路统领环保工作。“步子开始可能慢一点，但坚持做下去，结果一定会给我们惊喜。”
马中赞同这样的观点，他认为现在减排中避重就轻的工作方式其实也是考核压力下产生的，减排需要长期艰苦工作，一定要改变交差、攒业绩的短期行为。
王金南表示，面对新常态，需要推进环境治理现代化。包括加快国家生态环境管理体制改革;统筹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合理划分中央与各部门、中央与地方环保的事权。建立健全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综合决策机制和区域协调机制;加快建立多元共治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形成政府、市场和公众合理分工的生态环境治理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