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水权改革，清徐县工农业用水量得以控制，地下水开采总量在减少，水位得以回升，农民收入得以提高，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也面临着投入经费不足、设施维护缺乏长效机制等方面的瓶颈。下一步，如何巩固改革成果和提升经验，并从井灌区向河灌区普及，同时建立健全的水权交易市场，使节约用水真正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仍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在不经意中成为典型
据本报记者了解，清徐这场水权改革是在不经意中进行的，刚开始主要针对的是井灌区，由于当初地下水超采，水位下降，不仅出现漏斗现象，而且工农业和生活用水紧张，严重制约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因而酝酿了初始水权改革。
其改革的初衷：通过建立一个以水权为核心、水价为手段、水资源有偿使用的水市场机制，运用经济杠杆来组织、调节和影响管理水资源的供需，从经济上规范人们的行为，间接地强制人们为实现水资源的管理目标而努力。
接受记者采访的相关人士在总结清徐水权改革的经验和成效时表示，水权改革的优点：一是节约了水资源。二是村里的老百姓真正地意识到水是商品了。三是方便了工程的管护。
在太原市水务局农水处处长张秀生看来，清徐水权改革主要是有效地控制了水资源。
清徐县副县长李凤梅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水权改革项目的实施，不仅解决了农民先浇地后付费、有时费缴不上来的情况，还通过经济杠杆的作用，有效控制水资源，(政府)得到的是社会效益提高，水资源有效利用。
李凤梅还表示，现在各村实行先交电费再买水浇地，用电卡控制水卡，实行阶梯电价，给农民的水权范围内是平价，增加百分之三十、五十，就上调价格。
像高花村，正常的电费是五毛五，超出是七毛，再超出就是八毛五，通过价格控制水资源，不需要的就不用了，这样费用反而降下来了，农民也都接受了。另外就是工程上的配套，现在是滴灌、管灌，农民自己购置这些东西，有利于水利工程设施的跟上。
韩玉兰也向本报记者介绍了类似情况：刚开始我们没觉得是改革，只是按照水利部“宏观总量控制，微观定额管理”的要求把水权分开。
“当时清徐的水资源特别紧张，不仅地下水位下降，而且水资源越来越少，工农业用水需求越来越大，农民灌溉以及生活用水都很紧张。”韩玉兰说。
据韩玉兰回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清徐的水资源还是比较富裕的，地面以下两三米就有水，县城小泉、小溪比较多，特别是八十年代提倡开采地下水，打井灌溉，那时打了4000多眼井，每口井才六七十米深；而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地下水开始下降，井打到八九十米；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就到了100米，2000年打到180米到200米。
“刚开始打一口井，水泵每小时的提水量是五六十吨，后来就不行了，成了二三十吨。一开始泵的下井深度才二三十米，后来成了52米，到2002年实施这个项目时到了130米，泵下得越深，水抽得越少。”韩玉兰表示，清徐八十年代末期开始搞节水工程，打井、铺地下管道，农民觉得越来越方便，他们想用多少就用多少，按农民的话说，“田头按上自来水，方便了”。
灌溉设备虽然方便了农民，可是农民不懂得节约用水，认为“水是老天给的，想用多少就用多少”。如徐沟镇高花村到了夏天灌溉季节，两个月里水泵就不停地抽。那时水是按小时收费，水费一个村一个价，一度电是四五毛，到了年终一起收费，有些村民甚至赖账不交费。
清德铺村委书记郭俊明告诉记者，他们村至今还有浇灌地没收回水费的。而现在一户一卡，先交费后刷卡，用多少水刷多少电，大家都舍不得浪费，有些农户甚至把积攒下来的水借给亲戚用或者高价卖给其他村民。
“我们感觉到，地下水从超采到水位逐渐回升，这就有明显的效果了。”张秀生说。
“地下水位回升，提高了农民的节水意识，把祖祖辈辈留下来的用水观念改变了，是一个文明的提升。原来都是大水漫灌，现在大家都很节约，这是个很大的转变。”韩玉兰表示。
她还用一组数据来表明改革的成效：2002年以前，清徐可利用的水资源(地下加地表水)一共才8000多万立方米，而实际需求是12000多万立方米，每年缺水4000多万立方米，每年超采地下水1800万—2000万立方米水。以前每年开采地下水5000多万立方米，现在才3400多万立方米，基本达到采补平衡。2002年—2014年水位累计回升了9米多，原来水位每年下降1.65米，水位回升明显。
水利部原副部长翟浩辉在给《县域节水型社会建设实践与关键技术研究》所写的序言中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水资源短缺问题，必须加快节水型社会建设，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发展道路，这是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改革需要持之以恒的精神
功夫不负有心人，樊贵盛教授所研究的《县域节水型社会建设实践与关键技术研究》课题，不仅在清徐成功落地，而且还得到了各界的认可。
清徐县水务局副局长丁保平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清徐水权改革能取得成功，一是靠国家和省里对项目的持续扶持。二是各级承办人能做事，肯吃苦。三是村干部有积极性，先交钱买电后浇地，不存在浇地欠钱问题，过去农民缴费缺乏积极性，有的浇了地也不交钱。四是有一定群众基础，智能卡使用方便，随时用随时刷卡，而且还可控制费用，农民普遍都能接受。刚开始有人反对，是因为有些人浇了地不交钱，可以占便宜。
“特别是在推广之初非常辛苦，为了安装设备，我们经常和村民及厂家吵架，现在有一定成效，我们都感到很欣慰。”韩玉兰感慨道。
樊贵盛也向本报记者坦陈：2003年他带领八九个研究生着手课题研究，2005年鉴定验收，2007年拿到省里科技进步二等奖。“项目走到今天，离不开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同时与各级承办人不懈的努力息息相关，特别是农水部门的分管局长和科长们，真正推进靠他们。”
“这个项目是我当大学老师时最值得回忆和骄傲的，也经得起社会检验，人活一辈子总得给社会留点什么。”樊贵盛由衷地说。
记者在与樊贵盛的交谈中得知，项目开展初期，不仅村民们不配合，而且一些部门领导也认识不到它的价值，随着后续进展的深入，才逐渐被重视起来。
“2008年，当时的山西省省长还来到现场察看，原水利部部长汪恕诚也来了，对我们项目评价相当高，他在晋祠宾馆说了这么一句话：想不到在山西清徐县出了这么个典型，八朵玫瑰之一，清徐现在的水平比世界发达国家还要强。现在水利部也很重视这个项目，2010年在全国农田水利会议上，还重点介绍了它。”说到这里，樊贵盛脸上荡起了自豪的笑容。
仍有诸多瓶颈亟待破解
本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清徐水权改革在各界的不懈努力下，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也面临许多亟待破解的难题：农村节水设施的持续维修、维护缺乏投入机制和制度保障；用水计量设施有待进一步完善；可控水资源的数量、类型、时空分布和境外客水水量等数据需要进行重新分析评价，现有的参考数据是2003年调研的版本，有些陈旧；进一步推动水权改革的动力不足，水权交易市场建设有待探索和完善。
赋予水权以市场价格，无疑会加快我国建设成为节水型社会的进程，而在深化水权改革和加大投入方面，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相关人士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在总结清徐水权改革的不足时，樊贵盛认为，一个是经费投入不足，另一个是地表水的计量控制还不够完善。
樊贵盛还提出，节水设备的更新换代和后续的维护，以及数据传输用的互联网平台的运行和维护等成本投入很大，各级政府应加大投入力度，建立节水设施的长效投入和维护机制。此外，还要建立完善的水权交易市场，让有限的水资源产生更大的效应，让有限的水权，向高效益的产业流转，也可以把富余水权卖给新办企业。
“水权就是水权，该卖就卖，现在村民用不完的水虽然也可以卖给别人，但只局限在本村、本行业流通，这方面有待完善。”樊贵盛表示。
丁保平也向本报记者强调了现实困难：首先，最大的问题是维护费用的不足，村里的造血功能有限，不能弥补这一块。县里电费0.48元/度，村里电费0.55元/度，每度电只加了0.7元维修费。设备使用有一定年限，如果坏了更新费用很大。
清徐很多机井都是过去延续下来的，新的不多，到了一定年限就不适宜继续抽水，需要更新或维修。井一般用20年左右就会出现出沙等问题，而更新一眼井费用很高，大概在10万至12万元不等的价格，一亩地平均管道12米，1米管道投资大概40多块钱。还有水泵，使用年限五六年，就算不坏也需要维修、更新，控制设备也需要维修和更新。
其次是评价数据，如果重新做也需要科研经费。清徐水权改革10多年过去了，现在每亩地分配170立方水还是用10年前的评价数据，水资源状况是否有变化，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没有新的依据。
还有就是水市场交易困难。要真正形成水市场，给群众手中的水权找到出路，比如，我有100立方水，今年用了80立方，通过水市场交易，剩余的水需要政府买回。现在的办法是农民的水可以累积，用不了的20立方，累计到明年就是120立方，但并不能卖给别的村。应该有一个中间的平台。现在的交易都在村里，只能内部调节，亲朋好友私下交易调剂，我家用不完你家用，没有形成一个系统。而实际上，用水量每年都有变化，今年我用得多，明年可能用得少；有的种玉米，有的种蔬菜，有的是大棚。村民之间、邻村之间怎么调整水量，怎样形成有序的交易，都值得进一步探索。
一些国家的经验和统计资料表明：水价提高10%，用水量下降5%；水价提高40%，用水量下降20%。进行水价改革，建立合理的水价形成机制，实行超计划用水或者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制度，建立和完善水资源供需管理制度体系，势在必行。
“如果下一步地表水计量要实施，硬件设施必须跟上，现在的控制系统一套大约3000元，全让农民自己集资投入，村集体没有能力，必须靠国家资金的支持，不能让农民自己管。”丁保平这样呼吁。
郭俊明也向记者道出了村里后续管理和维护方面的困难。他说，现在全村的数据全部纳入县里大数据平台，设备由村里统一管理，一个村委副主任和两个电工专门负责维修水井、水泵、管道等工作。
“现在电工的工资由村里开支，从电费里加了1毛2分的维修费用。天旱时，用水多，收回来的电费也多，就能付得起工资，用水少的时候电费少，就不够付工资。”郭俊明说。
张秀生认为，现在节水设施维护面临这样一个矛盾：维护费从电价里面提取少了，难以维持工作人员的工资和设备维护；提取多了，老百姓就会说太贵，我不浇地了。现在这些大型设施折旧费用、维护费用根本没有算进去，还没有着落。
太原市水务局副局长、纪检组长周永乐表示，设备折旧以及维护问题应提上日程，上一套设施大概能用多少年，10年还是20年？如何维护？应该有投入、产出的机制。现在只是从电费里提一点点维护费，提得多了，老百姓就不干。举个例子，今年蔬菜特别便宜，比如冬瓜，我老家河南，冬瓜5分钱一斤，一个冬瓜30到50斤，在地里没人要。这里菜没人要，你让百姓花高价买水灌溉他就不灌。
“到底应该通过一种什么方式，由政府财政补助，还是建立一个基金，从而形成长效投入和维护机制，把工程维护好，我们这些年也在逐步地调查和摸索。”张秀生说。
据张秀生判断，这种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现在不好说，也许20年以后，老百姓自己换得起设施了。他觉得，农村的设施也应该不断地更新、不断地完善，虽然农民浇地是个人行为，但是，一些基础设施作为公益性的东西应该由政府提供。“农民毕竟是弱势群体，他们交了钱，把这个水买回来用就不错了，再让他们花钱去修这个东西就困难了。”
推广改革经验需要因地制宜
经过10余年的持续探索，清徐水权改革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其经验能否进一步在我国其他地方推广？当本报记者问及这个问题时，相关人士表示，改革经验值得借鉴，但具体如何推广需要因地制宜。
樊贵盛认为，这种节水模式，不只对北方缺水的地方有推广价值，对南方同样有价值，南方雨水多，但污染严重，水资源可用量有限，也可适当借鉴清徐的经验。
而周永乐表示，这种模式是否有可持续性，应从农民、投资、水资源利用等多个角度来衡量其经济和社会效益，而且在推进过程中要不断总结和完善。
张秀生认为，推广经验要因地制宜，不能说有这么个典型就到处推，必须和当地自然条件、设施等各方面相结合。比如清徐，纯井灌的面积就十几万亩，有些井原先就有，不需要打新井。而河灌受水源限制，要到190公里以外的汾河水库放下来才行，一年就放两次，春冬各一次，平时没有水，农作物浇了一两次水以后，其他的时间还要浇，可以扩展一些井灌。在其他地方推广看其是否具备这个条件。如太原市小店区有15万亩水浇地，大部分都是河灌，井灌也就1万多亩。如果拿清徐的改革模式去那里推，成本就太高了。
在张秀生看来，太原市选清徐作试点有几方面原因，首先是清徐水浇地规模比较大，太原共有72万亩水浇地，清徐就有36.8万亩，占了一半多，而且是平川，好推广。还有，清徐是太原市确定的菜篮子主产区；此外清徐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省里和市里都特别关注它。
李凤梅表示，清徐现在水权分配主要在地下水部分运行得好，下一步地表水怎么管理，也是需要探索的。清徐河灌区面积占全县耕地的一半，但一年就浇一两次地，农作物吃不饱水，就长不好，河灌区也准备搞节水改革。
太原市水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取水许可管理科科长刘战利告诉本报记者，清徐现在有一个灌区是敦化灌区(清徐最大范围的地表水控制工程，控制面积约10万亩)，已经开始灌渠节水改造了，其改造重点首先是减少输水过程中的损失。主要是对进地的渠道和输水的渠道进行防渗以及闸门改造。
而张秀生还向本报记者坦陈了河灌区节水改造有几个难点：首先是农村换届比较频繁，在换届选举的时候，一些村干部为了能当选，都向村民承诺“吃水不要钱，浇地不要钱”，承诺了就要兑现。这一任村长支持水权改革，下一届来了却不一定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