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有没有想过，您每天送出门的垃圾最终都去了哪里?
当全国设市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从1979年2508万吨增长至2013年1.73亿吨时，垃圾的去向似乎早已不能算是小问题。
面对日益庞大的垃圾存量与年均8%以上的垃圾增长量，人们最初寻找垃圾出路的常规做法——填埋已捉襟见肘。于是，人们把目光转向了“火葬”——垃圾焚烧。因为其效率高、占地少，减量效果显著、容易资源化利用等优势，它一出现似乎就让人口密度大、土地紧缺的大城市找到了一个光明的出路。一时间，国家陆续发布了一系列鼓励垃圾焚烧产业发展的政策，在北京、上海、深圳、宁波、温州、重庆、广州、天津等城市，一座座垃圾焚烧发电厂拔地而起……
然而，伴随着垃圾焚烧的发展，其争议也从未间断过。“谈二英色变”成为很多公众对于垃圾焚烧项目建设的第一反应。北京、江苏、广东等地许多垃圾焚烧项目在当地群众的强烈抵制下先后受挫。
垃圾焚烧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对二噁英的忧虑是否可以解决?垃圾围城之下还能有何出路?
调查
走进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在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一座院内碧草青青，干净整洁的厂区似乎与周围几座高科技加工工厂并没有什么不同。进入院内，右侧石阶延伸处还有一泓在阳光下闪着碧波的小湖，偶尔几只鸟儿懒散地飞来，在岸边啄啄食、歇歇脚。冬日的成都，常绿植物让这里依旧是生机盎然。
看着这一幕，很难把此地与垃圾处理厂联系在一起。这座名为成都市祥福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是西南地区工艺最先进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之一，承担着处理成都市1/4生活垃圾的重任。
未见二噁英
走进厂房，全封闭的车间中并没有垃圾散发出的异味。乘坐电梯到5楼，一个密封的巨型大坑呈现在眼前。垃圾坑中分若干个区域堆放着如山般的灰黑色垃圾。操作台上，工作人员正通过巨大的钢铁抓斗把密闭空间里刚由垃圾车倾倒下的垃圾抓起，分别放置在新的区域。
“垃圾运送到厂中，不能立即焚烧，需要通过机械手按时间分类堆放。在垃圾池内存放5-7天左右，充分脱水、发酵后送入焚烧炉。这个过程滤出的水分能占垃圾总量的10%-25%。并且，经过一段时间放置，可以促使有机垃圾发酵。这都是为了垃圾可以充分燃烧。”成都中节能再生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志刚向记者解释。
顺着通道进入二楼中央控制室，一整幕墙的监视器上显示着垃圾从进入垃圾池、投入焚烧炉到在炉内进行燃烧的全过程。中间是电脑监控的实时数据，其中包括炉内温度、烟气含量等一系列数字。几位工作人员分别盯守着垃圾焚烧线、在线监控数据。
对于公众最关心的二噁英问题，苏志刚告诉记者：它并不是垃圾焚烧的必然产物，只要炉内温度保证在850℃以上，并且所产生的烟气在燃烧室内停留2秒以上，二噁英就会被完全分解。
记者注意到，监视器上炉内温度一项始终保持在950℃左右。“我们的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监控着焚烧炉整个运行过程的状况，保证炉内温度以及各运行过程的稳定。”苏志刚说。
除了二噁英，垃圾焚烧过程也会产生诸如重金属、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因此烟气的处理非常关键。
对此，苏志刚介绍，为做到清洁排放，他们在烟气处理上采取了“半干法脱酸+活性炭+布袋除尘+脱氮”的技术组合。通过脱硝、活性炭吸附等步骤，逐步去除一氧化氮、重金属颗粒等物质;并在催化剂作用下，将燃烧后产生的氮氧化物还原成氮气和水，达到达标排放。
在烟气出口处，该厂还设立了环保在线监测装置，其监测数据实时显示在厂区门口的大屏幕上供公众监督。苏志刚特别指出，“监视器上的这些数据都是跟环保部门在线联网的，只要出现异常，系统立即就会报警。”
物尽其用
除了垃圾的无害化处理，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另一个亮点是“物尽其用”的循环经济内涵。
走出中控室，记者按照垃圾焚烧处理流程进入烟气处理和发电车间，巨大的管道在厂房中纵横，两台发电机正全速运转着。
“整个垃圾发电的过程其实是循环经济的代表。”苏志刚告诉记者，在整个流程中，除了点火时使用的是天然气，焚烧时完全靠垃圾做燃料，烧完后约有20%的垃圾变成了煤渣似的固体排出来。这些固体经过一系列工艺，将变成砖块或者路基垫层被二次利用;垃圾焚烧时产生的热量又变成了电力，输送到千家万户。
“目前公司年发电量约为2亿度，除了用于工厂自身，以普通家庭月用电量150度计算，发电厂月均发电量能满足十多万个家庭的用电需求。”苏志刚说。
就连垃圾存放过程中发酵产生沼气与渗滤液也得到了利用。“我们将浓缩的渗滤液回喷至炉膛用来焚烧，沼气进行压缩发电，真正实现零排放。大门口养鱼用的水也是渗滤液净化后的再生利用水。”
如今，仅仅发电已不能满足这里“物尽其用”的需求。在垃圾焚烧厂房不远处，一个新的厂区刚刚建立起来。在这里，该公司正探索用发电产生的余热供应洗涤设备的运转，成立适用于全成都市的中央洗涤工厂，并与青白江区工业园区共同引进用热企业及对园区内工业锅炉房改造实施热电联产余热利用。
新环保基地
针对消除公众对垃圾焚烧厂的疑虑，这里也做着自己的努力。
记者发现，该厂办公楼与垃圾焚烧车间建在了一栋楼上，交错纵横的管道与办公区域仅一门之隔。“如果有致命性的污染物，烟气就在我们身边。几年来我和我们的工作人员离得最近，影响最大的也会是我们。"苏志刚说。
除了在工厂门口设立电子显示屏让公众实时监督污染物浓度外，在厂区一层，他们专门开辟出一间展室作为科普展厅，系统的介绍垃圾焚烧方面的各种情况。在简单的语言和明快的展板中，一颗颗环保的种子就此种下……
同时，为了让更多的公众了解垃圾焚烧发电，该项目在运行不久就实现了对外开放。个人和团队都可以申请加入“垃圾文明一日游”参观，跟随讲解员深入垃圾焚烧发电厂主控室、垃圾处理厂车间实地参观各项生产工艺。作为成都市环保教育基地，这里已累计接待超过3000人次参观。
交锋
烧与不烧，是个问题
虽然有许多优秀垃圾发电厂成功运行的案例，但在反烧派看来，这些所谓的高水准工艺不过是运营商的说辞，并不适应中国的特点。
反烧，公众在担心什么
民间环保组织自然大学垃圾项目负责人陈立雯代表了反烧派的观点，“由于生活习惯不同，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生活垃圾中厨余垃圾多达50%-60%，水分含量高，垃圾热值低，这样的垃圾焚烧后炉内温度很难保持850度以上，不能保证不产生二噁英。”
即使焚烧可以完全达标，“由于企业的逐利性，相关技术设备在真正运行中不能保证不会被偷工减料，排放标准很难得到完全的执行。”陈立雯指出。
这种说法不无道理。2014年，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中泰乡就发生了反对垃圾焚烧项目选址的群体性事件，多位反对者就提出杭州现有的垃圾焚烧厂存在气味难闻、周边环境差、设备技术标准不高、飞灰和污水处置不到位等现象。
“国内垃圾焚烧市场准入标准并不严格，良莠不齐，存在一些运营公司专业化水平低、管理不到位等问题。有些企业为了谋取更多利润，确实存在不规范操作的情况。”成都中节能再生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志刚坦言，“一个苍蝇会坏了一锅粥，进而玷污了整个垃圾焚烧行业的形象，进一步加深了民众与政府、与垃圾焚烧企业之间的对立。”
“垃圾焚烧，现在已超越了技术之争，信任危机变成了横亘在前的深坑。”苏志刚评价。
重建公众信任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令人欣慰的是，2014年，随着新环保法的颁布以及新《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的出台，国家正逐步加严市场准入门槛，提高排放标准，勒紧了监管的“紧箍咒”。其中公众最关注的二噁英类控制限值比之前标准收严10倍，与欧盟标准一致。
但很多专家指出，即使新标准在许多方面加严了要求，但也很难改变“邻避问题”这一社会现象。
北京高安屯垃圾焚烧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杨军就认为，尽管新国标对生活垃圾焚烧厂的选址、技术等有很严格的要求，但也不可能彻底化解焚烧厂筹建中发生的群体性抵制事件，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种现象的发生。
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涛认为，除了相关企业的不规范管理、运行维护导致民众有意见以外，目前公众对垃圾焚烧缺乏了解也是重要原因。他指出，除了确保达标排放之外，应该积极做好市民群体的科普宣传和信息交流工作，从一定程度上消除民众的负面情绪。同时，企业在运营过程中，还要不忘履行社会责任;政府也应严格市场准入，加强监管。
垃圾分类仍是难题
针对我国垃圾组分不适宜焚烧的问题，陈立雯认为，解决的关键在于推动垃圾分类的进行。“只有在垃圾分类后再进行焚烧。”
对此，苏志刚指出，目前无论是焚烧炉还是烟气处理技术，我国均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严格管理下垃圾不分类也可安全焚烧。
但他坦言垃圾分类具有重要意义，“焚烧未经过分类的垃圾的确会给相关设施的稳定运行和烟气处理带来一些影响。垃圾分类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水平、减少垃圾处置量，还有助于提高垃圾的热值。”
但可惜，目前垃圾分类却仍是一桩“剪不断理还乱”的难题。近年来，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城市先后在政府强力推动下，启动了垃圾分类工作，但总体呈现“分类效果不明显、分类推进举步维艰”的状态。
以北京为例，资料显示，截至2013年底，北京市共有2915个垃圾分类试点小区，覆盖人口500万人，配置户用垃圾桶300万套，设置小区垃圾分类投放站5万余个，配置厨余和再生资源专用车辆1000余辆，改造密闭清洁站超过750座。此外，在垃圾分类试点小区，还招募了超过2万名“绿袖标”指导员宣传垃圾减量和垃圾分类的知识，并对居民的垃圾分类投放进行指导和监督。
但最终的结果是，“打开垃圾桶，里面各种垃圾还是混在一起。”对此，陈立雯也无奈了。“垃圾分类已然成为一个各方互相指责却无法改善的恶性循环。每个人都在放大自己的权利，却忽视自己对社会应该承担什么责任。除了政府的管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记得，垃圾不是政府产生的，是我们自己产生的，我们必须要有这种担当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