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一，昆明市交警一大队八中队42岁的交通协管员罗建明，早上执勤时突然倒地，警方初步确认为猝死。他的离世，让人们聚焦到城市交通协管员这个群体。
他们，不管风吹日晒雨淋，都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站在路口，在红灯亮起时叫停你我的脚步，让上下班途中的人们，能安全有序地出门和回家。
他们无执法之权，时不时要忍受一些不服劝告的人的口水、嘲笑，甚至是殴打。
据统计，2010年1月至今，昆明交通协管员在工作中遭受当事人殴打、车辆撞伤等不法侵害的达68起。
然而，面对这些伤害，他们大多选择了忍让、付出和坚守。
2月24日下午两点，东风西路和青年路交叉口车水马龙，潘洪春穿着工作服站在十字路口处，认真地指挥、疏导着交通。这时，有人乱闯红灯，他赶紧吹响了口哨，示意行人红灯亮了。
即便在春天，在昆明中午的太阳底下站久了，帽子下面的头发都会湿透。
但潘洪春和同事在工作的4个年头里，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太阳，这样的节奏。
无数次，我们在街上与像潘洪春这样的交通协管员擦肩而过，却很少与他们产生交流。他们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对他们来说，什么是最难的？我们需要做的又是什么？
郎艳指挥交通。这份工作给她带来了一些委屈，也有成就感。
选择
每天早上6点10分，窗外还是漆黑一片，住在王家桥的潘洪春必须起床，稍微想偷懒晚几分钟，他就难在7点20分准时站在青年路岗位上执勤了。
洗漱好后，潘洪春煮好一家人的早点，通常是面条。6点30分，他准时出门。这时，昆明的天还黑着。
潘洪春的包包里还装着一个餐盒，里面是头天晚上留下的饭菜，因为他的早班下班时间是下午两点半，中间有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
起初，他的午饭是请附近的饭馆加热，出2至3元的帮忙费。如果交通状况不理想要加班，他只能用热水泡泡饭菜，随便吃吃。好在今年，中队出钱给大家买了一个微波炉，可以自己热饭菜了。
潘洪春今年43岁，是昆明市交警三大队三中队青年路岗位协管员，土生土长的昆明人。1988年他进入昆明联谊橡胶厂，一直干到2003年，娶了同样在橡胶厂工作的老婆。夫妻双双下岗这一年，是他们一家最为艰难的时间，那时孩子刚刚满1岁，夫妻俩开始打起零工。直到2010年3月20日，他加入到协管员这个队伍，才稳定了下来。妻子则继续帮人做零工，收入也是1500元左右。
在这种状况下，潘洪春是舍不得在外面花钱的，早点来不及吃的话，常常就是啃两个馒头。好在夫妻俩在钱的问题上都想得开，“钱多多用，钱少少用，只要一家三口在一起开开心心的，身体好好的就行了。”
潘洪春起床的同时，在北京路交警总队路口岗亭执勤的女协管员郎艳也起床忙碌了起来，40岁的她，被交警亲切地称为“郎姐”，工作极富耐心。
作为女协管员，出门时，她都会赶紧抹点防晒霜，以防昆明的紫外线。
郎艳在做协警之前，也是打零工，卖过水晶，还在景星花鸟市场卖过鱼缸和花草。考虑到孩子要上高中了，她想换个稳定点的工作，好方便照顾孩子。“不过养家主要还是靠丈夫，我这点工资作用不大。”
郎艳说在她这个年纪，又要管孩子，协管员这份工作好歹有“五险一金”，更能在她有病痛的时候给予保障，是她坚持的动力。
倒在工作岗位上的罗建明的情况也差不多。其同事曾向媒体透露，罗建明平时生活得比较拮据。“41岁的他2012年才结婚，人比较朴实，工作几年来，也一直骑自行车上班。”
昆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专职团委副书记赵健告诉记者，协管员招聘条件为本市厂矿企业的下岗人员和提前退休人员，市籍失业人员和待业人员。
记者了解到，现今的协管员制度始于2009年12月，经昆明市政府批准，同意昆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采用劳务派遣方式，使用交通协管员。
目前，交通协管员分布在18个大队，实际在岗人数1592人，管辖范围包括昆明市区、呈贡新区，郊县包括阳宗、两区（倘甸工业园区、轿子雪山旅游度假区）、嵩功大队。
杨照麟
工作
“一年中有一半时间，我们上班都是摸黑出门。没选择这个工作之前，不理解。做后才知道这个职业当中的辛苦。”
尽管多数人是迫于生计压力选择这份工作，但也有一些是出于好奇和兴趣。潘洪春所在协管队队长高翔，之前在电信和装饰公司呆过，家里有个长辈曾经做过保通员，告诉他这个工作还是好玩的，就来面试了。
昆明市交警一大队一中队邮电楼岗位协管队队长杨照麟也是如此，他原来是做生意的，把铺子转出去后，就做了协管员。“原来经济状况还可以，做协管员纯粹是出于兴趣，让自己有一份工作做，别闲下来无所事事。”
罗建明是在2010年加入到协管员这个队伍的。他所在的协警队队长袁文全感到吃惊，事发前，他还曾与正在执勤的罗建明进行了对话。
高翔也听说了罗建明意外死亡的事情，大家都在为他惋惜，私底下讨论过原因，但并不会作过多联想，只是会发点牢骚，认为工资太低了。
“的确辛苦。”潘洪春说，“去年冬天下了三场雪，前不久又下了雪，天气恶劣时，我们更需要站在岗位上，以保证车辆能顺利通行。”
对潘洪春来说，夏天也不好过，衣服随时是汗湿着，帽子下都是汗珠，而冬天他们穿的皮鞋又冷，下雨天又成了水鞋，因为还得参加排水。
帮助熄火的车主推车更是常态。“不帮忙，车子搁在路上，就堵着了大家。”但不管多苦，哪怕是节假日或者有事故的时候，需要延长上班时间，潘洪春都坚持着。他说上早班还好，如果上班时间是从下午两点半开始，晚上10点钟是很难准时下班的，逢节假日或堵车或有事故，上到凌晨两点都是有的。
郎艳是在昆明修二环时，加入到协管员这个队伍的。说起来，整个昆明市的协管员1592名，女性只有210人。
一开始，郎艳对这份工作可以说是非常的不习惯，甚至是委屈。“修二环时，我还在园博路口执勤，灰太多，车流量太大，站在太阳下又晒，没两天就晒得黑乎乎的了，擦防晒霜作用也不大。”
除了紫外线强，昆明一年四季的大风也是郎艳没法忍受的，时不时要用手去扶下帽子，以防飞走，手也因此很酸。“好几次都不想干了，最后还是忍了下来，干着干着，也就干成了习惯。”看着自己管一下就好一点的交通，郎艳还是很有成就感。
从开始修地铁起，北京路交通秩序的维护就特别辛苦，管车、管人、断车、拉乱跑的行人，哪一样都不能少。去年北京路因下雨淹水时，郎艳刚好休息。后来从执勤的同事那里了解到，他们当中一些人短裤都潮掉，脚都划出了血，有些还在水里打了滚，却依然坚守岗位。
车流量高峰期，特别是北京路还未修好期间，一下雨就堵得水泄不通，郎艳有时候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北辰大道那边，还有大货车经过，灰尘一阵一阵地袭来，也只能忍着。“好在熬过了最辛苦的那段时间，现在北京路畅通了，我们也轻松了不少。”
潘洪春
无奈
去年中秋节前几天，两个老人闯红灯，潘洪春劝阻。老人回过头说：“你们红灯那么高，我怎么够得着，怎么就闯你红灯了？”听到这样的话，潘洪春也没有去争执什么。
实际上，对于协管员来说，最大的委屈来自劝导时市民的不理解。
“干我们这一行，老百姓最是看不起，甚至辱骂我们。我们无执法权，是没有资格去管他们的。”潘洪春说，原来电动车不准带人，一提醒就挨骂，还说神气哪样。
有时候车子太多，虽然还是绿灯，可前面车子都不动，只好把后面的车子拦下来。“驾驶员就开骂，你是疯子啊，前面明明是绿灯，怎么不让走？”
潘洪春说，他们不知道，一放过去南北一堵，下一个红绿灯时，东西也就堵死了。“实际上，大家要是都能按正常秩序走，我们心里也是相当高兴的。一旦堵车，我们其实比车主们还急，要赶紧疏通。既然拿了这份钱，自然要对得起政府的安排。”
有人还用挑衅的语气跟他说，“你这个协警，有本事来骂我啊。”甚至还有闯红灯的行人赌气地说，“不要你管，撞死了又不要你们负责。”听到这样的话，潘洪春只能在心里苦笑，怎么能不管？
这句话，采访过的协管员似乎都有碰到。杨照麟说，一些路人，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能朝前走就朝前走，从不让人的，自从他参与协管员这个工作以来，每劝阻一个闯红灯的人，都觉得很高兴，觉得自己又救了一个人。“我都是把劝阻人们闯红灯看作是在做善事，用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来宽慰自己。”
这些问题对男协管员来说委屈，对女协管员郎艳来说就更甚了。“我们没执法权，违法停车的、乱骑电动车的经常爆粗口。”郎艳说，一般她都会很耐心地劝说，实在不听后，起初会自己生自己的气，伤心得偷偷掉眼泪。
有一次，一个男子违禁停车，把非机动车道占了，郎艳就说，“你好，这里不能停车。”不料这个男子却故意说，“我没学过驾照，不懂。”
郎艳就让他出示驾照，他突然开车打方向盘意图前冲，幸好郎艳不是站在车的正中间。但他这个行为，围观市民都看不下去了，指责他太过分。
最后这名男子在郎艳的说服下，赔礼道歉了。
当然，郎艳有时也会采取一些策略，喊不走停在慢车道上的机动车时，故意用对讲机说，再不走就喊交警来了。
“我最怕喝醉酒的人故意冲撞过来了，力量对抗上有差距，还无道理可讲。”郎艳说，“中国式过马路”的人太多了，常常是管了这个，管不了那个，只能我们多说说，说得多了，相信他们总会好起来。
交警支队尹警官说，这些在岗位上辛苦工作的协管员，填补了交通管理的需要，在昆明的道路改造、地铁施工、二环闭合这些工程上，为这个城市功能正常运转付出了辛苦汗水，没有他们交通会更乱、更堵、更不安全。
危险
去年四五月份，潘洪春的一个同事，拦下骑电动车闯红灯的两个20多岁小伙子时，其中一人从车座抽出一把刀架到这个协管员的脖子上，说：“我谁也不怕，你不要管我。”
除了一些路人的辱骂，一些交通协管员也会面临人身威胁，甚至被殴打。
去年6月13日下午4点35分，昆明市交警七大队一中队协警刘明坤在广福路执勤时，遇到直行车道右转有一辆雪佛兰轿车由东向西行驶，他对该车进行例行检查时，发现该驾驶员未携带驾驶证与行驶证，并且说话时口中有酒味。
刘明坤要求驾驶员下车进行进一步检查时，雪佛兰轿车突然加速启动车辆把他撞到在地上，手和脚都被擦破了。
去年10月份，潘洪春所在的岗位一个40来岁的女协管员，拦着一个边打电话边闯红灯的小伙子，让他等机动车过完再过，就被打了，小伙子体重有90多公斤重，女协管员当时就被打趴下了。
最近的一起，是在今年1月6日下午2点30分左右，昆明市交警八大队协管员邓林，41岁的他在彩云北路金源酒店路段纠正交通违法时，被当事人刘津宇殴打，造成右手掌第五掌骨骨折。
据统计，2010年1月至今，昆明交通协管员在工作中遭受当事人殴打、车辆撞伤等不法侵害的达68起。
对此，杨照麟说，“我的原则是，遇到不讲理的就忍气吞声。同时，让队里的协管员提高自己素质，一般在路面上很少发生冲突。”
“最近昆明在全面整治电动车违法违规行为，劝告不听者，自然还是要处罚的。可这些人常常是违法要违，处罚是不愿意的。常常看见我们人少就吵，有些还会动手，指责我们是不是刚过完年没钱了？实际上，谁愿意真去罚钱呢，都是以说服教育为主的。”郎艳觉得这钱既不是协管员得，也不是交警得，是要上缴国库的，有时候警察也是够冤的。
尹警官说，他们为什么会被打？他们想多劝告几个违章者注意安全而不被理解，是心肠太好，为市民的生命负责才执着。协管员提醒行人少翻栏杆，少违法违规，都是为了大家的安全。他们因常年在路面上工作，看到许多因电动车车速过快，横穿公路、翻越隔离栏等违章发生的交通事故，被撞伤甚至导致死亡，都让他们觉得有责任提醒大家遵守交规，珍惜生命，才有了他们辛辛苦苦吹哨子提醒，才有了他们挨打挨骂。
尹警官说，协管员劝导违法行为，对其他遵章守纪的交通参与者也是一种尊重。
高翔
开心
“爸爸、妈妈，我不穿这么贵的衣服，只要一家三口开开心心的，你们就是在地摊上买一套很便宜的衣服，我一样很开心。”潘洪春听到儿子这句话时，幸福感油然而生。
工作辛苦，一些协管员也离开了。
昆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专职团委副书记赵健介绍，目前，昆明市的协管员队伍平均年龄37岁，但因为待遇问题和工作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恶劣等方面的原因，辞职、自动离职人员也较多，人员流失较为严重，在招聘条件上文化程度由原来的高中以上毕业降低为初中以上毕业。
2013年1月至12月，共招录了483名协管员，但辞职、离职人员236名，离职率占49%。截至2013年12月底，交警支队实有协管员1592名，仍缺编158名。
据介绍，协管员的工资标准已经由成立时的月薪1200元，在2013年提高到月薪1500元。
“为了让协管员们能安心工作，交警支队常常会开展关爱活动，逢年过节会到困难家庭去慰问等等。”尹警官说。
月薪1500元，潘洪春每个月省吃俭用的话，还是能攒下三四百块钱。可这么点积蓄，一旦碰上儿子生病或者是上学，一下就没了。
钱虽然少，但令潘洪春欣慰的是，儿子很懂事。“像我们这种家庭的孩子零花钱每天最多一块钱，过年的压岁钱他一分都舍不得花，全部拿给他妈妈，说要攒着交学费。”
这次过年前，夫妻俩商量好，要领儿子买套好点的衣服。儿子走进商店，过去看了那个标签，一套衣服200多元，就把夫妻俩拉了出来，他知道自己的父母赚钱不容易。
儿子体贴了，做父母的总想给他最好的，最后夫妻俩还是把这套衣服悄悄地买了回去。大年三十那天，叫儿子洗完澡穿上。“儿子问，你们怎么又买回来了？他妈妈说，我和你爸爸苦一点没关系，过年总要给你穿一套像样的新衣服。”潘洪春说，作为一个男人听到这个对话时，心理还是很难过的，但是没办法，自己只有这个能力。
面对行人的指责、为难，潘洪春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不能忍的。偶尔，当他把行人给他的委屈，转到家人身上时，特别后悔。也有路过的大妈跟他说：“天天早上看到你们，辛苦了。”听到这句话，潘洪春心又宽了。
“现在想想，这是我自己选择的工作，还是要继续干下去。如果谁都嫌弃这份工作，不愿意干，昆明的交通怎么办？”潘洪春说，那些根本看不起我们的人，只想着我们没本事，连扫地的人都不如，却不知我们是在为他们服务，让他们能安全有序地出行，希望大家都能互相理解。
郎艳也体会到了工作的辛苦。北京路修路那段时间，灰特别大，那个时候她的衣服必须一天一换，洗出来的水都是黑色的。郎艳特别想戴着口罩上班，但交通秩序不好，哨子必须从早吹到晚，根本没有办法戴口罩。
后果就是，那段时间脖子经常不舒服。而她在雄达茶城那边工作一年多，还留下了耳鸣的毛病，二环那个地方感觉声音扩不出去，噪音对人还是很有影响的。
尹警官说，全国戴口罩执勤的地方很多，但南博会期间昆明有的协管员，即便是戴也要在口罩上戳一个洞方便吹哨子疏导交通，这样小的一个举动也是负责任的表现。
当然，也有让郎艳开心的事情。她说，北京路上小区多，问路的人也多，有时候指了路，还有人拿小费给她。“这说明自己做的得到了别人的肯定，心里也很高兴。”
有时，郎艳在太阳底下站好几个小时，有人递给她一瓶水，说辛苦了。“还是很安慰的。这种情况下，我就想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就要干好，站在岗亭内也是站，在路口站着也是站，何不做好点？”
也常常有人问47岁的杨照麟，不缺这个工资，为什么要干这份工作，他说：“这个行当就看你怎么工作，我这个年龄出来，是为了帮助别人，心情也好。”
记者 谭江华 文 翟剑 摄(春城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