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为温和的方式:是将电价款中环保补贴的部分单独拿出来,放在国家电网,由其代为管理发放,将对火电企业治理尽责起到一定的约束激励作用。
以成立基金的方式,为专业治理提供补贴或是低息无息贷款,鼓励企业采购专业治理服务,比把钱砸向看不到效果的工程上要靠谱得多。
如今的电费账单里,都包含有治理污染的支出,反映在每度电一分五的环保电价中,价格统一,童叟无欺。而以这项补贴政策为基础,我国火电厂脱硫脱硝工作进展神速,现在的脱硫、脱硝装机率已经达到甚至超过美国的水平。
一方面,火电行业大气治理的硬件都建设起来了,治理费用也给了,但其中有多少稳定在运行,却是一个只有“天”知道答案的问题。另一方面,眼下大气污染问题更为严重的行业,已经转向工业企业,他们的治污还处在自己消化成本的阶段,处于“谁先做谁先死”的僵局中。
一个是花了钱难见效果的问题,一个是没钱、少钱不愿治理的问题,这都导致了我国大气治理政策力度、投资力度和空气质量改善速度之间,存在令人尴尬的巨大差距。
要打破僵局,引导企业行为,还得从钱入手。
给,不能不论青红皂白;花,就是要给真正治污的项目
客观地说,环保补贴政策为中国大气污染治理框架的建立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正如一位环保企业家所言:政策是好政策,但却选了偷懒的实施办法。
他所特指的是环保电价的发放:不问是否切实治理、统一付给电力企业。操作上管理部门一劳永逸,但钱是否真用在治污上,却很难掌控。
拿着脱硫电价款,却不按承诺认真运行脱硫设施,这种现象并不少见。时开时停、开设烟气旁路、在线监测造假等行为,不只出现在小企业,不少大企业也在被“抓包”、扣减脱硫电价款的处罚名单上。
全社会已经开始为污染治理埋单,但付钱后却对治理效果鞭长莫及,这种局面应该尽快得到根本性的改变。第三方治理模式正在被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寄予厚望,希望引入专业企业进行治污,将排污企业与治污剥离,从而理顺监管、提升治污效率。
想法是好的,但困难很大。原因很简单:自己治污,自己掌控“分寸”,更省钱,甚至还能赚钱。企业如何愿意拱手让人?业内不少专业人士认为,若真要推行专业化、市场化的治理,关键是给补贴的方式要变化。
对于火电行业脱硫脱硝除尘,较为激进的建议是上述环保电价不能图方便直接付给电力企业。而是以此为基础成立治理基金,招标治污服务。在严格监管基础上,现行的补贴水平下,专业环保公司治污更具经济性优势。如此,可极大推动第三方治理在火电行业的推行。
同时,通过生产企业、环保部门的双重监管,第三方环保企业必须要尽责稳定运行治污设施,可确保脱硫脱硝的费用最大限度产生实效。
不过,预计这种“激进”的方式不能被电力行业所接受。而较为温和的方式:是将电价款中环保补贴的部分单独拿出来,放在国家电网,由其代为管理发放,将对火电企业治理尽责起到一定的约束激励作用。“虽然会增加一些管理成本,但收益也是明显的。”
要扭转谁治污谁先“死”僵局,引导企业购买专业治污服务
当前,在大气治理领域,重点已经不再只是电力企业,建材、冶金、化工等传统重工业行业的污染问题更为突出。治理设施不健全甚至空白的同时,是利润下滑的行业现状,经济下行的经济大势。
“比如钢铁、水泥、冶金、化工等,在大气治理方面的问题严重程度远远超过电力行业。”业内人士表示:“电力行业大气治理这件事只能说办得不够好,但毕竟是已经办了。但上述这些传统行业由于没有环保补贴政策,企业认真治理自身要承担的压力太大。”
据地方反映,如果要做到排放达标,一吨钢生产成本的1/4要给环保;如果切实治理污染,在现行经济形势下,市场竞争性企业可以说是谁先做治理谁先“死。”
对此,国电清新董事长张开元直言:“在没有政策扶持的情况下,这些领域(大气治理)里竞争性的企业没法做。夸张地说,谁先做谁先吃亏,谁后做谁受益,所以大家都在拖。如果实在抗不过去,那就是治理设施工程哪家便宜用哪家,糊弄了事。”
他认为,过分苛责企业的环境意识恐怕并不合理,政府应在严格监管、加强引导、塑造公平市场环境上下功夫。
他最想呼吁推动的是由国家相关部委牵头成立政策性的清洁空气基金,推动第三方治理在大气治理“疑难”行业中发挥作用。“以成立基金的方式,为专业治理提供补贴或是低息无息贷款,鼓励企业采购专业治理服务,比把钱砸向看不到效果的工程上要靠谱得多。”
从“谁污染谁治理”到“谁污染谁付费”,牵涉的不只是理念的变化,而是一连串政策设计,是一个系统工程。如:对治理效果如何科学计量考核?费用如何合理定价?企业如何在商业合同领域内进行责权划分?一旦出问题出事故,如何究责担责?一旦成立基金,如何公开透明管理,科学高效使用……
即使不是专业人士,都可列举诸多问题和挑战,但笔者相信好的政策设计,会让治理的真金白银换来看得见的效果,会让环保产业市场获得开放、公平的空间,即便麻烦,也是值得的。
衷心希望相关决策部门能以魄力和决心,切实推动工业领域治理模式的变革,而不是只停留在落实中央要求的文件的层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