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有一个“市场”，而政府选择的税额则是污染的“价格”。首先我们要解释为什么可以将征税作为价格考虑，其次要判断征税是否是好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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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中国政府正在酝酿征收环境污染税。但征税金额应该如何确定?笔者认为，税率的确定应基于污染减排所带来的效益。
企业往往要根据成本和它们所面临的市场条件，绞尽脑汁确定产品定价。中央政府或许很快也要面临同样棘手的定价问题，不过，它是一种所有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产品——污染。
中国国务院目前正在考虑这个问题，而且已经发布了一项草拟法案，拟对各类污染物征税。我们可以这样考虑：污染有一个“市场”，而政府选择的税额则是污染的“价格”。首先我们要解释为什么可以将征税作为价格考虑，其次要判断征税是否是好主意。
该草案拟对大气污染物按每污染当量1.2元征税。下面，让我们以此为例，解释一下为什么征税可以发挥价格的作用。
通常情况下，企业可通过多种方式减少大气污染，如燃烧更清洁的燃料、净化排放物、选择更清洁的生产技术，或者降低产量，但这些措施均需要付出成本。除非一家企业意识到，一旦政府开始征税，它可以从减少大气污染中获得其他好处(利他的或公共关系动机)，而且减排的代价低于1.2元，那么，企业便会主动减少污染输出，因为减排更合算;相反，如果减排的代价超过1.2元，企业会继续排放污染物和缴纳税款，因为相比花更多钱减少污染，纳税更合算。征税如同产品的价格，因为它将决定“市场”产出：无法以1.2元或更低代价减少污染的企业，会继续产生污染和缴税，而其他公司则会停止排污。如同正常市场中的价格一样，税收可以用最低的代价减少污染——只有减排成本最低的企业会减少污染，避免纳税。
这意味着，政府可以通过调整税收来控制污染物排放量。如果污染物排放量过多，政府可提高税率，产生污染物的企业便会减少。相反，如果污染物排放量过少，政府可降低税率，产生污染物的企业又会增加。问题是，怎么会出现污染物排放量过少的情况呢?减排需要投入资金——除了清除污染物的成本，还有产量下降的成本。例如，对大气污染物征税，将提高钢铁生产的成本。成本增加必将导致钢铁价格上涨，最终抑制建筑行业。如果减排成本超过了它带来的效益，便会出现污染物排放量过少。
那么，在什么时候进行污染征税才是合理时机?重要的是，能够对所有污染源进行监控，强制所有污染源纳税，否则便可能滋生偷税漏税现象。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任何税项都会面临同样的情况。
不过，在两种不太明显的情况下，征收污染税并不是好主意。
首先，某些类别的污染物危害性巨大，应该绝对禁止排放。例如，铅污染便没有任何安全水平。因此，更好的做法是彻底宣布铅污染违法，并对违法行为予以重罚。
其次，对于某些类别的污染物，征税会导致污染集中在少数几个地区。例如，水污染具有地方性——只有将本地水源作为饮用水或农业灌溉用水的人群会受到影响。如果某些地区的工厂设备陈旧老化，它们会面临较高的减排成本，对水污染征税会导致这些地区的污染高度集中。此外，对于较贫困地区，征税也是非常不公平的。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应该对所有地区规定统一的污染上限。
水污染征税可能存在问题，但对大气污染物征税则是不错的选择。大气污染物是有害的，但其最合理程度并非达到零污染物。消除所有大气污染物，意味着没有工厂和汽车。大气污染物也不会集中在几个地区，因为污染物会在大气中移动。只要能够对大气污染物进行测量，再加上强制税收，征税可以成为清洁中国空气的有效措施之一。国务院草拟法案中提到的征税对象包括大气污染、噪声污染、水污染和固体废物污染，因此政府应该根据上述标准，认真考虑针对每一类污染物的具体做法。
假设征税是有效的方法，那么，政府应该如何确定税率呢?税率的确定应基于污染减排所带来的效益。税收会直接告诉你污染减排的成本。例如，如果大气污染物每减少一个污染当量，可以带来价值2元的健康、舒适度和寿命改善效益，那么征税标准应该为2元。这将把减排成本与所实现的效益结合在一起。
过去很长时间里，我和其他经济学家一直都在努力促使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变，由竞争确定市场中的价格，但对于污染物这个“市场”，我更愿意政府发挥中央规划者的作用来进行定价。
